「安樂死」與「協助死亡」之別：從法國公民大會到紐西蘭公投，安樂死的立法程序與爭議

2026年7月中法國國民議會通過了爭議已久的《死亡權協助法案》（droit à l'aide à mourir），贊成有291票、反對241票，另有29票棄權。2026年8月中，法國憲法委員會做出裁決，確認法案合憲，並提出幾項澄清聲明，像是允許藥師拒絕參與安樂死程序等，法案至此跨過最後一道憲法障礙，等待總統公布與制訂實施程序。

事實上，法國原本就有安寧緩和醫療與停止維生治療的制度，但隨著醫療科技進步，病人在疾病末期維持生命的時間越拉越長，社會開始面對一個問題：如果疾病已經無法治癒，人卻能夠苟延殘喘，是不是應該擁有決定自己死亡的權利？這個問題在法國辯論了數十年，也逐漸從醫療倫理問題演變成政治問題。

最重要的關鍵轉折，是法國總統馬克宏於2022年競選連任時，承諾重新檢討生命終期制度。此後法國政府成立生命終期公民大會（CCFV），隨機抽選184位公民，他們聽取各領域專家意見，進行將近1個月的討論並表決，表決結果有76%與會者支持在一定條件下如末期疾病等，開放醫療死亡協助，成為法國後續立法的政治基礎。

法國沒有選擇公投這種民粹式的捷徑。原因很簡單，若直接問全體國民「你支不支持安樂死」，這道題目太容易回答了，簡單到沒辦法讓人民真正學會為這個決定負責。因為安樂死只是一個抽象的名詞，如何定義與執行才是真正困難的部分，沒辦法靠是非題解決，真正需要的是人民有充分理解，才有可能形成共識。

因此，法國寧可花費5百萬歐元（比起公投仍便宜很多），以公民大會方式讓被抽中的人被迫面對安樂死議題中最難纏的問題，像是：病人的判斷能力該怎麼認定？弱勢者會不會在無形壓力下被迫做決定？家屬在整個程序裡該站在什麼角色？公民大會將這些問題想清楚之後，才把結論交給國會參考。

法國國民議會通過的這部法案名稱叫做《死亡權協助》，包含了病人自行完成死亡程序的協助死亡（suicide assisté）與由醫療人員實施的安樂死（euthanasia），是法國想同時安撫「反對安樂死」與「支持死亡協助權」兩派輿論的政治手段。這種命名也使法國制度與荷蘭、比利時以安樂死為核心的法律語彙有所區別，更和安樂死明顯違法、只接受協助死亡的瑞士有所不同。

「安樂死」與「協助死亡」大不同

值得注意的是，台灣相關談論幾乎只在安樂死三個字上打轉，對兩種制度的差別大概沒有太多人真正搞清楚。搜尋台灣已故體育主播傅達仁的新聞就能看出來，9成以上的報導標題都寫「赴瑞士安樂死」。但事實是瑞士協助死亡的執行機構只是提供藥物給傅達仁，並由傅達仁自行服下藥物以終止生命，該機構也在接受採訪時特別強調醫護人員全程不能代為執行，以免違法。

安樂死與協助死亡的差別聽起來像文字遊戲，實際上是失之毫釐、差之千里的倫理與法律問題。因為一旦允許安樂死，問題就會從「病人能不能自己選擇死亡」變成「醫師什麼時候可以替病人完成死亡」。

協助死亡只需要確認病人此刻的意願夠不夠清楚、夠不夠自由；安樂死則需考量病人的判斷能力該怎麼認定？預立的死亡意願算不算數？失智症或精神疾病患者適不適用？病人一旦失去表達能力，家屬能不能代為決定等，這些都很難直接回答，需要醫學、法學等領域專家學者提供專業資訊來分析討論。

以法國法案為例，法案中要求申請者的意志必須自由清醒、且能持續確認有死亡的意願。法國境內當然也有不同的意見，如今（2026）年2月有一些國民議會議員提案，打算讓當事人的「信任代理人」（Personne de confiance）在當事人處於不可逆的昏迷後，能接手申請終止生命，但最終仍遭多數否決。否決理由是必須重新確認當事人的死亡意願，不能被過去的文件取代，也不能由他人所代決。

法國法案中需持續確認死亡意願的規定和紐西蘭、瑞士的模式相同，並有別於荷蘭、比利時支持預先同意的做法。荷蘭和比利時都有明文表示，如果一個人未來因為嚴重失智或意識降低，無法表達意願，那麼預先同意可以取代口頭要求。但要特別強調的是，預先同意不等於家屬代決，醫師不能因為當事人的兒子表示爸爸以前說過病重想死，就依此執行安樂死。

回過來看台灣，部分政治人物宣稱台灣社會對安樂死有高民意基礎，民調顯示7成以上的民眾支持。一項2025年台大團隊的研究也有類似結論，研究顯示當處於疾病末期、痛苦難忍時，有86.2%的民眾支持安樂死；若是非疾病末期但長期疼痛的狀態，仍有79.6%支持，連嚴重認知障礙是否可以安樂死都有72.6%支持率。

除了過半數民眾在非疾病末期的狀態下，仍支持執行安樂死之外，這項研究最令人訝異的就是在失智情境下，仍有7成民眾支持執行安樂死。這代表兩種可能：要嘛台灣人沒搞清楚「生命自主」在安樂死語境下的真正分量，要嘛台灣人對安樂死的接受度已經遙遙領先那些真正立法通過的國家。兩種都讓人不安心。

可以用公投討論安樂死嗎？

最後，難道安樂死法案通過一定得依賴學者專家的研究分析，以及公民大會漫長的辯論程序嗎？紐西蘭不是在2020年公投綁大選，直接簡單的詢問公民：你是否支持《2019生命終結選擇法》（End of Life Choice Act）正式生效？最後以65.1%高票贊成通過法案。

但紐西蘭的案例真正值得注意的，其實不是65.1%這個數字，而是「正式生效」這四個字。紐西蘭國會並沒有把立法責任交給公投。紐西蘭國會早在2019年就已經通過《生命終結選擇法》，但該法中特別規定，必須等公投中多數選民支持，這部法律才會生效；一旦贊成票過半，法律就在官方公投結果公布後12個月生效。

換句話說，紐西蘭人民的公投並不是在回答抽象的「支不支持安樂死」。他們真正決定的，是要不要讓一部已經經過國會完整審議，資格條件、判斷能力標準、醫師責任、保障機制都寫得清清楚楚的生命末期選擇法正式上路，因此公投不是立法的起點，而是終點。

反觀台灣的公投制度，層次則完全不同。依台灣的《公民投票法》，公民投票可適用於立法原則之創制，而當公投通過後，行政院只是被要求在3個月內提出相關法律草案，再送立法院走一遍三讀程序，因此公投只是啟動立法的第一步。在朝野對立、社會意見動輒被撕裂成兩半的當下，把這麼複雜的制度交給一次公投開場，恐怕不是最理想的路徑。

即使社會高度支持、公投順利通過，台灣人民其實還沒真正回答該理解的死亡權問題。像是：具體資格限制、心智能力判斷標準、醫師角色與責任、預立意願效力、家屬能不能代決、誰來監督執行等。這些法國和紐西蘭在立法前就已經釐清、才敢開始執行的核心問題，台灣卻打算用一次投票來回答。

當公投通過的那一刻，這些沒被回答的問題，全部得留給後續一部還沒排上議程的專法，一條一條去補。若人民還沒理解這些關鍵細節，就先決定一個高度複雜的法律制度該不該存在，這樣的立法過程是不是太草率，值得打上一個問號。

公投究竟應該讓人民決定什麼？是一句抽象的價值表態，還是一套已經寫清楚的制度，這才是紐西蘭經驗真正值得台灣借鏡的地方。對於安樂死／協助死亡，無論台灣要走向哪一種途徑都不會是簡單的選擇，而如何使人民理解生命自主，遠比公投結果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