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的李登輝時代》：1996首次總統直選，兩岸形勢與台灣認同的分水嶺

本文為學者林孝庭《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2026，蓋亞文化）書摘。

1996年3月23日星期六，這天除了北台灣地區的天候是多雲之外，其他各地都是晴朗的好天氣，AIT台北辦事處處長貝霖向國務院報告，林洋港身邊一名親信曾告訴他，如果投票日當天是好天氣，那麼李登輝以外其他三組候選人就沒有任何勝選的希望，因為這三組人馬的支持者不論晴雨都會出門投票，只有李的支持者可能會因為天氣不好而不出門；貝霖因而有感而發，連老天爺都在賜予李登輝陣營好運氣，當天的投票率竟高達75%。一如預料，李登輝、連戰以54%高票當選中華民國首任民選正、副總統，彭明敏與謝長廷陣營居次，較獲北京青睞的林洋港與陳履安兩組人馬總共只獲得25%的選票。

開票日當晚，貝霖在選舉結果出爐後的第一時間拍回華府的政情報告中感性地指出，過去45年來美國在台灣致力於拓展民主化的努力，今天終於開花結果了，原屬威權性格、僅具有限民意基礎的國民黨政權，在美國帶頭示範下，人民不畏中共武力的威脅，順利選出自己的國家領袖，讓台灣成功轉型為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未來這塊土地的民主之路，因為有堅強的中產階級與良好的經濟體質作為後盾，將不至於像溫室裡的花朵那樣容易被操控，而走向崩潰，貝霖認為全美國上下都應當為台灣此次大選順利落幕感到欣慰和驕傲。

貝霖這份文情並茂的感性電報，卻不敵國際政治的冰冷現實。

當台灣完成民主化工程的最後一哩路，主政者認定這塊土地已邁入正常國家之林，欲以堅實民意的基礎重新形塑統治台灣政府的合法性與正當性之時，此一重要成果卻未被充分轉化為爭取更寬廣的國際空間之利器：李登輝高票當選連任之後，台灣議題反而逐步走向美、中「共管」，而李本人更成了不少外國政要眼中的「麻煩製造者」。

在投票日前夕，美國國務卿克里斯多福正在莫斯科訪問，由於俄國總統葉爾欽（Boris Yeltsin）即將訪問北京，他因而企盼俄國能夠在敦促兩岸恢復對話一事上發揮影響力；葉爾欽回答早先柯林頓總統就拜託他在兩岸問題上向北京使點力，力勸江澤民在台灣選舉後翻開新頁、展現節制，而他本人也願意在這方面多效勞，更期待未來兩岸乃至整個亞太地區相關議題都由美、中、俄三強共同討論。克卿聽聞之後非常欣喜，語重心長地表示中國正面臨巨大的轉型壓力與挑戰，要養活12億人口實在不容易，而中共領導階層的轉型也引發內部權力競逐，在這樣的敏感時刻，葉爾欽願意出手相助，設法緩和台海局勢，美政府非常感激。

台灣大選落幕第2天，美國駐英大使克羅（William J. Crowe）在倫敦與工黨領袖布萊爾（Tony Blair）餐敘，這位一年後即將成為新首相的政壇耀眼新星，對台海局勢充滿好奇，在餐桌上不斷詢問美國大使，此次解放軍在台海地區的演習究竟是虛張聲勢，還是另有所圖？

海軍退役四星上將出身的克羅告訴布萊爾，中共意圖透過軍事行動影響選舉結果，但嚴重誤判，反而讓李登輝大獲全勝；精明的布萊爾卻提出不同的見解，認為北京或許懷有軍事之外的政治目的，譬如藉由發動一場對台軍演，來製造一些緊張局勢，讓中國各地不聽話的經濟諸侯聽命於中央。他不禁擔心中共若以同樣的手段來因應1997年香港回歸的議題，屆時恐將引發一波香港難民潮。談到最後，布萊爾與克羅都同意台灣問題已不僅涉及兩岸，也與亞太周邊各國切身的利益息息相關。

向來與兩岸互動密切的新加坡，在台灣大選期間代表東南亞國協會員國（ASEAN）向華府強烈表達關切與擔憂，總理吳作棟與來訪的美國國務次卿塔諾夫晤談時，強硬指出李登輝必須停止台灣重返聯合國以及與第三世界國家建交的努力，直言兩岸關係緊張對大家都沒好處，甚至指控台海發生衝突的根源只有一個，那就是李登輝，而不是北京當局；吳作棟還透露，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曾在亞太經合會領袖峰會上親口告訴他，李登輝處理兩岸問題時有兩大缺點，一是他不懂中國，他對日本的關注遠勝於中國，不但缺乏中國歷史的知識，也沒有興趣理解；二是李登輝拒絕聽取建言，更不願按照劇本演出，其脫稿演出往往把局面弄得更糟。新加坡外長賈古瑪（S. Jayakumar）在台灣選後造訪華府時，同樣強力建言美方應對台北施壓，停止對北京挑釁並放棄爭取重返聯合國，重新回到一中原則，藉以換取中共給予台灣適度的國際生存空間。

總統大選後，外部環境已逐漸形成對台灣不利的態勢，但仍無法阻擋台灣內部對兩岸關係與國家認同結構所發生的質變與重組。

從蔣經國主政晚期開始，台灣經歷反對勢力組黨、解除戒嚴、修憲及資深中央民代全面退職，過往在威權時代這塊島嶼所形塑的「中國中心觀」，無可避免地受到嚴峻的挑戰，「中國－台灣」位階順序的鬆動，提供了民進黨反對勢力更大的活動空間，而政治改革與民主化轉型則進一步削弱以上位階的正當性。到了1996年春天的總統直選，來自對岸一連串的武力威脅，無疑在情感與現實層面深化了全台灣上下作為「生命共同體」的集體意識，讓1949年以來盤旋於台灣上空「中國－台灣」等於「中央－地方」的政治二元隱喻，急遽轉變為「中國－台灣」等於「敵國－我國」的新概念。當權力的來源由歷史法統轉向選票，當統治的正當性不再憑藉「代表中國」，而是來自「被台灣人民所選擇」，原有的位階關係便難以維持。

這種形勢翻轉以及對兩岸關係所帶來的衝擊，美國政府的感受最為深刻；3月26日，此時大選剛落幕第3天，貝霖急於知道李登輝何時會採取改善與對岸關係的具體作為，故前往總統府與秘書長吳伯雄晤談，他尤其關切國民黨在勝選記者會上提及兩岸重啟會談與簽署和平協議等事項，須等到社會凝聚共識才會推動；吳伯雄對此解釋道，李總統深知改善兩岸關係的重要性，但在採取具體行動之前必須得到多數民意的支持，或許得透過召開國是會議來達成，也或許是透過其他方式徵詢各方意見，一切都急不來。

在貝霖拜會吳伯雄的同時，美國駐北京大使館則向國務院與位於夏威夷的美軍太平洋總司令部發出一封機密電報，內容是大使館透過某位安插在中共黨內的線民得知，解放軍希望繼續介入台海議題，因此很快就會宣布第四波軍演，地點與前三次差不多，但規模將會縮小，也不會有大量的宣傳報導，其具體時程視李登輝接下來的作為而定，中方理解到必須持續向李施壓，直到他著手改善兩岸關係為止。

這位美方線民進一步指出，中共中央現已認定李登輝不可信，即使過去數年他已說過無數次的「一個中國」，但其所作所為卻顯示他正推動台獨；1949年以來中共與兩蔣爭鬥了數十年，但起碼他們父子倆仍堅持一中，北京因而可以容忍台海之間有兩個政權實質並存，勝選後的李登輝若願意公開承諾他堅守一中立場，那麼中共願意將此視為一個新起點，與民主化之後的台灣繼續打交道，甚至維持台海現狀五十年不變都不成問題，北京領導人無法容忍任何朝台獨方向邁進的行徑。

來自台北與北京的相關情報，讓華府主政者悲觀地認定兩岸關係欲於短時間內改善，簡直是癡人說夢。AIT駐台官員就近觀察發現，選舉後的台灣民意對中共普遍懷有敵意，包括辜濂松等許多重量級企業界人士都曾向貝霖抱怨，中國不再是可以安心做生意的地方，既然北京對台灣如此不友善，那麼台商資金就應當分散到東南亞地區。美方人士也敏銳地觀察到，中共一連串軍演不禁促使台灣社會重新思考是否應繼續推動兩岸三通，愈來愈多人認為「三通」固然可帶來經濟利益，但也可能危及台灣的生存安全；而李登輝在勝選後對改善兩岸關係似乎意興闌珊，過去一段時間他多次提出願意與江澤民在場合裡自然晤面，如今這個可能性正極速消散。

在華府國安團隊的思維裡，只要兩岸的互動交流愈趨密切，台海發生衝突的機率就愈低，誠如柯林頓的副國安顧問柏格所言，1996年台商在中國的投資總額高達250多億美元，他認為只要這種密切關係再延續20年，兩岸之間所有的紛爭都可迎刃而解。白宮國安會官員的內心怎麼想，李登輝無從知曉，也未必認同；5月20日總統就職典禮結束不到3個月，他在國民大會進行國情報告時，突然針對副手連戰一年前在擔任閣揆時所提出「亞太營運中心」的構想予以批判，該計畫廣泛被外界解讀為以中國為腹地，將台灣打造成亞太地區的製造業、海運、航運、金融、電信與媒體中心，在事先未與連戰溝通協商的情況下，李登輝公開指出「亞太營運中心」的所作所為，讓更重要的國內經濟投資問題發生延宕，間接導致台灣的國際競爭力衰退，並影響國內產業升級。

接著在9月14日，李登輝在出席全國經營者大會閉幕式致詞時指出，中共於大選期間發動文攻武嚇，意圖影響選舉，又企圖採取「以民逼官」、「以商圍政」的手段對政府施壓，加劇台灣社會的不安，他對此表示：「針對這種情勢，我們更必須秉持『戒急、用忍』的大原則，來因應兩岸當前的關係。」

看在李登輝眼裡，與一個對著自己發射導彈的不友好政權之間擁有近260億美元的貿易額，絕對不是正常的事。隨著「戒急用忍」一夕成為台灣政壇的主流風向，不僅北京當局為之跳腳，就連迫切希望兩岸恢復對話、幻想著透過兩岸經貿之密切連結來避開禍端的美方官員們，也不免感到挫折和焦慮。當同樣競選連任成功的柯林頓即將展開第二任期，其國際戰略主軸強調發展美、中大國戰略夥伴關係時，「民主台灣可能成為破壞台海穩定的不確定因素」此一悖論，也快速在華府蔓延開來。

經過直選的洗禮、具備充沛民意基礎的李登輝，與即將開啟第二個四年任期、亟盼與北京開啟全方位交往的柯林頓，以及面對國內民族主義的意識高漲、黨內各方壓力沉重的江澤民，這三個人究竟會擦撞出什麼樣的火花，讓我們在後續章節深入探討。

《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

作者：林孝庭

出版社：蓋亞文化

出版日期：2026/7/22

內容簡介：

自從二○○○年李登輝前總統卸任以來，已過了二十六個年頭，台灣也經歷三次政黨輪替。林孝庭繼《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與《蔣經國的台灣時代：中華民國與冷戰下的台灣》兩本著作之後，以大量中、英、日、法、德文官方檔案史料為研究基礎，並參酌諸多當事人的回憶錄與口述訪談，完成這本戰後台灣研究的第三部曲《台灣的李登輝時代：意外國度的重塑》。本書的目的並非書寫神話或政治清算，而是重新理解一位政治人物如何改變一個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