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國家開始創投：美國與歐洲如何用資本爭奪科技霸權？

過去 30 年，西方世界奉行新自由主義，深信資本分配應交由市場決定。然而，當全球經貿秩序從追求效率的全球化，轉向確保安全的「地緣政治賽局」，這場經濟信仰正迎來典範轉移。

美國與歐盟同時意識到市場的局限，紛紛化身為超級大股東，直接跳入資本市場引導資金流向關鍵科技。美國設立戰略資本辦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Capital, OSC），歐盟則在歐洲創新委員會（EIC）基金基礎上推出策略技術平台（STEP），兩者看似都在搶佔科技制高點，實則走向戰略分流。

簡單來說，美國的資本投入是在打造一柄殺傷力最強的「長矛」，歐盟則是在缺乏中後期大資本與能源危機的夾縫中，為自己鍛造一面確保經濟獨立的「盾牌」。

戰場優勢的延伸：美國防部OSC的軍工硬科技投資

美國政府真正想解決的，從來不是市場效率，而是戰場勝負。矽谷風險投資雖舉世無雙，但民間資本追求資產輕量化與快速變現，導致涉及物理、材料科學或硬體工程的「硬科技」（Hard Tech），極易在民間市場中跌入「死亡之谷」——即技術從實驗室驗證成功到商業化量產之間的巨大鴻溝。

新創公司在此階段需投入龐大資本進行製程放大與設備建置，但研發週期動輒 10 年、前期風險極高，民間創投往往在完成早期孵化後便不願繼續跟進，導致許多具戰略價值的硬體技術在量產前夕因資金斷鏈而夭折。

美國國防部 2022 年成立戰略資本辦公室（OSC），正是為了替民間創投補足這個致命的盲點。美國政府並不局限於傳統補貼，而是採取直接貸款、貸款擔保，以及透過與美國小型企業管理局（SBA）合作的 SBICCT計畫 進行基金層級槓桿投資，藉此分攤民間資本風險。

美國國會於《2024 財年國防授權法案》中明確認定 31項涵蓋技術類別，並與國防部所列的 14 項關鍵技術領域相互對應；OSC 將實際執行重心集中在先進材料與製造、先進感測與跨域科技、5G 與次世代通訊、生物科技、微電子，以及量子科技6大核心領域。

以實際案例來看，美國政府與國防部近年大力扶持本土稀土開採與加工巨頭 MP Materials，因高階軍用永久磁鐵的原材料長期被亞洲供應鏈壟斷。對五角大廈而言，投入資本的初衷不是追求資本市場回報，而是確保印太地區若發生地緣政治衝突，美軍第五代戰機、精準導引飛彈與抗干擾通訊設備不會因為稀土或微電子零組件斷供而癱瘓。美國的國家資本，高度圍繞著戰爭威脅與國防安全，打造最具威脅性的長矛。

經濟主權的防線：歐盟EIC基金與STEP法案的主權與綠色轉型

相較於美國將資本引導視為軍事機器的延伸，歐盟的作為則充滿經濟防禦色彩，希望確保歐洲經濟安全的人才與技術留在本土。歐洲擁有全球頂尖學術研究，也孕育出無數基於實質科學突破的「深科技」（Deep Tech）新創，特別是在生物製造、先進製藥、潔淨技術與能源儲存等領域，與在美國蓬勃發展、強調軟體和商業模式的新創不同。

但歐洲的致命傷在於本土市場極度缺乏敢開大支票、支持中後期規模化生產的成長期創投（Growth-Stage VC），面臨巨大的量產鴻溝。科學家在實驗室突破技術後，往往在需要數千萬歐元資金建置生產線時找不到錢，被迫尋求美資或亞洲資本，造成技術和人才的外流與產業空洞。

為了扭轉這項制度性劣勢，歐盟於 2021 年正式啟動歐洲創新委員會（EIC）基金，打破過去政府只給補助款的框架，由官方基金親自擔任「第一位大股東」進行直接股權投資。

隨著地緣政治形勢在 2023 至 2024 年間惡化，歐盟進一步通過策略技術平台（STEP）法案，將 EIC 基金、InvestEU、創新基金（Innovation Fund）與歐洲防務基金（European Defence Fund）等預算工具進行戰略整合，並將納入該平台的資金與資源，嚴格限縮在「數位與深科技創新」、「潔淨與資源高效技術」和「生物技術與生物製造」三大領域。

美、歐科技投資的三大戰略差異

美國與歐盟政府在關鍵技術投資上的不同，是兩者根本邏輯本質差異所形塑的必然結果。若進一步比較，可以從三個層面理解這場「長矛」與「盾牌」的博弈。

首先是安全焦慮的範疇不同。美國的地緣焦慮來自於如何維持全球秩序與軍事投射能力，核心關切是贏得科技冷戰、確保戰場資訊優勢與供應鏈自主。歐盟的焦慮則源於本土資源匱乏與被地緣勒索的歷史痛苦，將安全等同於能源自主、綠能儲存與生物製藥，目的是維持自身在美中對抗格局下的相對經濟獨立。

其次是市場失靈的痛點不同。美國金融市場成熟且資金充沛，民間資本不願觸碰的只是研發週期長、客戶單一的軍工硬體，因此 OSC 的角色是風險分攤者。歐洲的問題則更為結構性：即使歐洲擁有優秀的早期研究，卻缺乏能支持深科技跨越量產死亡之谷的成長期資本，逼得歐盟基金必須親自下場當第一位大股東。

最後是傳統產業基因延伸方向的不同。美國在既有的數位霸權與晶片架構設計優勢上進行國家級升級，讓資本服務於數據與邊緣運算；歐盟則延伸精密機械、化工與生醫製藥累積數百年的底蘊，把沉睡的傳統強項轉化為新時代的防禦資本。

國家資本賽局下，台灣的雙軌調適策略

全球正式進入國家資本競賽的時代，自由市場的舊教條已然遠去，技術與資本不再有純粹的商業中立。美、歐兩大經濟體在「長矛」與「盾牌」間的戰略分流，對深嵌在全球供應鏈核心的台灣而言，既是嚴峻的防禦考驗，也是將自身科技實力轉化為戰略資產的歷史契機。台灣必須擺脫過去純粹追求效率的代工思維，針對美國與歐盟的不同需求，採取靈活的雙軌對接策略。

面對美國的長矛戰略，台灣的先進封裝（如 CoWoS）、晶片設計與稀土磁材替代技術廠商，應主動對接 OSC 所欲建構的硬體安全生態系，爭取成為美方微電子製造設備、先進材料與次世代通訊領域的可信賴技術夥伴。但也需正視代價：越深度綁定美國國防供應鏈，越可能連帶承受美方對第三地（尤其中國市場）出口管制的外溢效應。企業爭取訂單前，應先評估對單一市場的依賴風險。

面對歐盟的盾牌策略，台灣則應扮演銜接歐洲深科技從實驗室邁向量產的關鍵角色。台灣的精密機械、智慧製造與生技代工實力，正好能對接比利時微電子研究中心（IMEC）、德國夫朗和斐應用研究促進協會（Fraunhofer-Gesellschaft）等頂尖研發聚落在標準化與規模化量產上的不足。這條路徑的地緣對抗色彩較低，但歐盟對技術與資料主權的要求趨嚴，台灣企業在合資或技轉時，同樣需留意智慧財產權歸屬與技轉限制條款，避免深度合作後反被排除在核心價值鏈之外。

在這場由國家資本重塑全球產業秩序的世紀賽局中，台灣唯有同時看準美國長矛背後的安全焦慮、看懂歐盟盾牌底下的主權追求，並務實評估兩條路徑各自的依賴風險，才能把科技島的實力，轉化為國際強權無法忽視、也無法輕易取代的戰略籌碼。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