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伊戰爭的務實與和平：敘利亞領導人喬拉尼的華麗轉身與權力遊戲

2013年後的敘利亞難民潮，主要源於阿薩德政權的大規模鎮壓，後來 ISIS 的崛起與反 ISIS 戰爭，在敘利亞演變成全面爆發的內戰，從敘利亞到伊拉克皆受到戰火波及，進一步加劇人口流離失所。然而，當這群敘利亞難民進到歐洲時，卻在歐洲各國引發「是否接受難民」的激烈辯論。

當時敘利亞反對派武裝內部長期夾雜著「蓋達」與「ISIS」的同情者，使歐洲政府擔憂大舉接納敘利亞難民，可能會使歐洲遭到極端主義滲透。也是在如此的政治氛圍下，許多逃離戰火的敘利亞平民，在流亡途中與寄人籬下的生活中嚐盡人情冷暖。

長期處於戰爭與流亡現實中的敘利亞難民，在嚐盡人情冷暖之後，相對同情逐漸展現出「極端現實主義」色彩領導風格的政治運動領袖。曾在伊拉克美軍監獄被關押5年的前蓋達組織領袖喬拉尼（al-Julani）於2016年眼見態勢轉變，決定逐步淡化全球聖戰運動的定位，轉而強調敘利亞本土政治與國家建構，最終使組織演變為後來主導敘利亞局勢的沙姆解放組織（HTS）。

阿薩德政權垮台後，喬拉尼華麗轉身為現任敘利亞總統夏拉（Ahmed Al Sharaa）。喬拉尼作為昔日的叛軍領袖，為了尋求執政合法性，開始以國家領導人的身分穿上西裝，活躍於國際舞台。

喬拉尼一方面宣稱「川普會為中東帶來和平」，多次與美國總統川普會面；喬拉尼又因敘利亞沿海幾個軍港的契約問題，與「世界第二大國」的總統普丁會晤。儘管阿薩德政權曾在接近崩潰時，最終正是仰賴俄羅斯的軍事干預，才得以重新收復局勢，但對抗阿薩德政府的喬拉尼並沒有因此拒絕與俄羅斯互動。

敘利亞在阿薩德政權垮台後，也願意與以什葉派領導層為主的伊拉克展開國與國之間的對話，但無法接受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和解，此外，新敘利亞政府還要求伊朗需賠償戰爭損害3,000億美元。

卡達版本的美伊戰爭下的「和平」

敘利亞內戰期間，卡達一直是敘利亞反對派的重要金援者。卡達元首阿勒薩尼（Sheikh Tamim bin Hamad Al-Thani）多次與敘利亞總統夏拉公開現身，表達對新敘利亞政權的高度支持。因為卡達知道，當阿薩德政權失去敘利亞戰場時，便意味著「抵抗軸心」即將走向崩離，黎巴嫩的真主黨終將面臨以色列的地面行動。

另一方面，美國則希望能借喬拉尼之手，來解決黎巴嫩境內效忠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真主黨。例如在2026年的G7高峰會上，川普在與卡達元首阿勒薩尼同台的場合時表示：「我曾建議以色列讓敘利亞去處理真主黨。」隨後又表示：「（喬拉尼）很瞭解真主黨，他不喜歡真主黨。」阿勒薩尼則在一旁靜靜聽著川普的說詞。

在這樣的背景下，即便卡達於美伊戰爭升高前，便以「追求和平」的姿態，向伊朗表達有意居中斡旋，伊朗仍認為卡達早已清楚這場協商不會成功，才會在這種情況下與美國同台，並任由川普說要處理效忠伊朗的真主黨。

因此，當美、以聯手攻擊伊朗後，不難理解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及其管轄的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人民動員」為何會對卡達等海灣阿拉伯國家展開反擊，因為伊朗已將海灣國家視為美國代理人。而川普連續釋放「希望敘利亞處理黎巴嫩真主黨問題」的風聲，也從側面獲得證實：2026年1月底，美國不願替庫德武裝提出的「邦聯制」背書，正是因為庫德武裝拒絕派兵進入伊拉克。不論是美國希望敘利亞處理黎巴嫩真主黨，還是希望庫德武裝處理伊拉克的人民動員，兩者皆顯示敘利亞政權的更替為協助處理伊朗的「抵抗軸心」跨境武裝代理人的前提。

編按：關於庫德武裝組織（YPG/SDF）拒絕出兵伊拉克打擊「人民動員」，導致美國不願替「邦聯制」背書的細節，可參考筆者舊文《該起身抵抗？還是靜觀其變？當戰火燒至伊朗，庫德族人再度站上抉擇的十字路口》

如同上篇所述，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長期圍繞卡巴拉戰役進行政治動員，所以海灣阿拉伯國家境內設有美軍基地，即防止伊朗以「為胡笙復仇」為名動員「抵抗軸心」，將部署美軍基地作為嚇阻「抵抗軸心」的軍事屏障。

因此，整個美伊衝突的協商，需要由鄰近伊朗、且屬於「倭瑪亞」王朝遜尼派的國家協助談判，談判過程也須持續強調，衝突無法僅憑軍事手段解決，整個談判過程正是區域國家展現不同版本的影響力的場域。

而卡達版本的「政治伊斯蘭」—— 亦即半島電視台所呈現的版本 —— 正體現了這種雙重角色：卡達一方面對以色列入侵黎巴嫩、及對真主黨持續遭以軍轟炸的處境深表同情，強烈反對以色列；但在另一方面，卡達同時擁有中東最大的美軍基地，持續向美國採購防禦性武器，表達卡達願意透過協商追求和平，尋找能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或是未來新的伊朗領導階層共存的各種可能。

成美伊戰爭施壓支點的喬拉尼

敘利亞政府在美伊戰爭爆發前曾發表聲明，表示會以重建國家為優先，不會介入美伊戰爭。也因此，喬拉尼在以色列對黎巴嫩南部展開地面部隊入侵行動之際，決定派遣敘利亞軍隊加強與黎巴嫩及伊拉克邊境的控管，阻斷任何可能讓真主黨滲透至敘利亞的通道。這是因為在過去，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與伊拉克人民動員主要依賴敘利亞的陸上通道，向黎巴嫩真主黨提供後勤武器運輸補給。喬拉尼派軍控管邊境的舉動也展現出，新敘利亞政府在面對全新引爆的美伊戰爭時，不願追究真主黨過去13年間「保護聖地」的事蹟、也不想給真主黨有機會喘息的立場。

筆者曾在《庫德警戒中》文中提到，庫德斯坦地區位於伊朗、伊拉克與敘利亞交界地帶，長期面對第一線軍事壓力，必須時刻掌握前線軍事調度與政治情勢的發展。伊拉克庫德斯坦總統巴爾扎尼的政治顧問 Yaseen Taha 教授在美伊戰爭爆發不久，便發表〈阿薩德倒台一年後：後阿薩德時代的敘利亞如何重塑伊拉克什葉派陣營〉一文，分析夏拉上任對伊拉克「人民動員」造成的影響。

阿薩德政府在敘利亞內戰期間，曾讓效忠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抵抗軸心」什葉派民兵組織進到敘利亞，所以阿薩德政權的崩潰，意味著伊朗「軸心抵抗」的戰略布局出現重大轉折。原本為「軸心抵抗」戰略服務的民兵組織，在阿薩德政權垮台後，必須放棄在敘利亞征服的領土，撤回伊拉克。而在另一方面，過去13年間曾與「軸心抵抗」對峙的叛軍領袖喬拉尼取得政權，也讓喬拉尼成為了美國與以色列在美伊戰爭下的施壓支點。

美伊戰爭中的「務實」難題

2026年美伊戰爭爆發後，外界經常以「務實」來形容伊朗政府。這裡的「務實」，不代表伊朗已經放棄「為胡笙復仇」，而是指伊朗在面對新的現實下，對已經「被削弱的軍事處境」在政治上進行調整。

對於效忠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效忠的「人民動員」而言，敘利亞和黎巴嫩戰場的徒勞而返，讓「人民動員」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問題：究竟要繼續跨國捍衛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路線？還是應轉向重視伊拉克國家建構與本土政治的現實選擇？

美伊戰爭爆發後，「人民動員」強硬派的社群媒體引用「卡巴拉戰役」的典故，將什葉派精神領袖胡笙．伊本．阿里抵抗倭瑪亞王朝第二任哈里發葉齊德一世而爆發的卡巴拉戰役，比喻成當代的美伊戰爭，是效忠伊朗的「抵抗軸心」在反抗美國與以色列入侵伊朗。所以強硬派可以在貼文中宣稱，川普「不懂胡笙，更不懂卡巴拉戰役」，美軍可以打擊、可以撤離，甚至有時候背棄盟友，而認為美國不是中東地區長期的威脅。但真正的問題在於，當川普撤場之後，誰才是這個區域新的「葉齊德」？

同時，大馬士革政權的更替，也被人民動員的強硬派賦予了濃厚的宗教意涵，將喬拉尼的崛起稱為「蘇富揚問題」。「蘇富揚」即倭瑪亞家族的姓氏；倭瑪亞王朝創建者穆阿維亞一世，全名正是穆阿維亞・伊本・蘇富揚，其子率領的軍隊即為殺害胡笙的兇手——葉齊德一世。

編按：關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如何以「為胡笙復仇」召喚什葉派民兵組織，請參考上篇《為胡笙復仇的千年血戰？卡巴拉戰役為何是伊朗「抵抗軸心」的召喚符碼》。

另一個浮現的現實是，蓋達與 ISIS 等組織同樣具有宗教動員能力、且難以被徹底消滅，這些武裝組織更能理解卡巴拉戰役背後的意涵。對「人民動員」的支持者而言，真正面對的威脅，是近在咫尺、也能夠進行宗教動員的武裝力量。換句話說，當敘利亞政府重新控制前往伊拉克的邊境關口後，雙方勢力都必須重新計算衝突成本，學會在同一個空間中長期共存。

各界對於公元680年卡巴拉戰役抱持著截然不同詮釋的歷史隱喻，來自過去13年間存在的政治對立。隨著敘利亞阿薩德政權倒台、敘利亞至伊拉克邊境關口轉換，以及隨之而來的美伊衝突，這些事件表面上看似發生在敘利亞與伊拉克邊境；然而，在同樣殺不死的意識形態裡，這不只是單純的地理分界線，而是兩種區域秩序與政治想像相互對峙的前沿地帶。

敘利亞總統夏拉曾於今（2026）年3月表示，除非敘利亞本身遭受攻擊，且所有外交途徑失敗，否則敘利亞不會介入美國與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這些話背後顯示，由沙姆解放組織（HTS）改組而成的敘利亞軍隊，無意追究「人民動員」過去以「保護聖地」為名介入敘利亞內戰的事蹟。

然而，若美伊戰爭下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陷入危機，即便美軍已撤離敘利亞，伊拉克的「人民動員」將會以為「卡巴拉戰役」復仇之名，對另一側的「倭馬亞」敘利亞發動攻擊。屆時，敘利亞會先透過政治與經濟手段應對局勢，但若敘利亞與伊拉克「國」與「國」之間的外交斡旋未能奏效，其最終應對方式，仍有待夏拉與川普之間展開協商。

關口的另一側，隨著美國主導的打擊 ISIS 國際聯盟即將結束在伊拉克的行動，伊拉克新總理阿里・扎伊迪（Ali al-Zaidi）在2026年6月上任後，推動「武器歸還國家」政策，要求效忠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武裝組織，須於9月底前解除武裝。

目前伊拉克境內3個武裝派系（Kataib Imam Ali、Saraya al-Salam 和 Asaib Ahl al-Haq）均已表示願意配合。這3個民兵組織過去曾以「保護聖地」為號召，前往敘利亞作戰，如今宣布脫離「人民動員」，接受伊拉克軍隊的管理。然而，除了這3個武裝派系之外，在伊拉克境內仍有以「真主黨旅」、「努賈巴旅」為首，對伊斯蘭革命衛隊最效忠的強硬派拒絕繳械，表示只願在美軍完全撤離伊拉克後，才願意解除武裝。

在川普宣布簽訂停火協議備忘錄的2026年6月15日，前美國駐土耳其大使、現任美國駐敘利亞特使湯姆・巴拉克（Tom Barrack）同天抵達伊拉克巴格達，同時兼任美國駐敘利亞與伊拉克大使。

對伊拉克的「人民動員」而言，如今的挑戰已不再是「誰是新的葉齊德？」，而是在失去舊有戰略縱深後，如何在新大馬士革政權、伊拉克國家利益、維護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以及地緣政治的劇變之間，重新尋找自身定位。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