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高峰會的中國因素：從外交喊話到警覺提防，十年來對中戰略有何變化？

【編按】 2026年在法國舉行的G7高峰會已於6月17日落幕。本文深入剖析2017年至2026年間G7峰會公報中「中國因素」的動態演變。作者倪世傑指出，G7 對中態度已從早期關注香港人權的單一議題，轉向將中國視為「制度性挑戰」，並正式將台海和平穩定納入印太安全框架。隨著國際局勢推移，G7 的對中策略正經歷從「價值宣示」到「政策工具化」的質變，特別是針對產能過剩、關鍵礦物供應鏈及經濟脅迫等結構性問題。而在2026年峰會中，面對美中「戰略穩定」的複雜賽局，中國在公報文字上雖看似「消失」，實則已化為更具操作性的經濟安全語言，無處不在地影響著台灣的國際處境與全球秩序。

眾星拱「川」的G7依雲峰會

2026年七大工業國（Group of Seven, G7）峰會於法國依雲（Évian-les-Bains）召開，美國總統川普的一言一行依舊是會場中的焦點，原因無他，他的「大會記錄」的確相當有哏。2018年，他在加拿大魁北克峰會因拒絕簽署聯合公報引發軒然大波，在時為德國總理梅克爾的帶頭下，留下了各國領袖圍繞在川普面前集體施壓的經典畫面；2025年於加拿大卡納納斯基斯（Kananaskies）召開的峰會中，他又因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戰爭，臨時中斷行程提前返美。今年，他又小小地擺了大會一道，在第二天的議程中，他因遲到而讓其他國家元首/行政首長枯等了一個小時，並在抵達會場時志得意滿地丟下一句：「我才是老大」（I’m the boss.）。

即便川普「如朕親臨」般與會，但卻未損其他國家領導人的阿諛奉承，深怕他老人家「生氣」。德國總理梅爾茨（Friedrich Merz）先是以祝壽名義送上一件背號為47號的FIFA德國隊服，並悄悄地對川普說「我們都是同一隊的」（We’re on the same team）；加拿大總理卡尼（Mark Carney）與川普在首日午宴前進行的一場「麥克風未關」（Hot Mic）私下對話意外曝光。對話中，卡尼極力安撫川普，強調加拿大對中國電動車開放的市場「不到」 3%，並設定了嚴格的數量上限，成功換取了趨勢當場拍背認可。此外，在開會時川普抱怨「我的椅子是全辦公室最矮的」時，一旁的加拿大總理卡尼連忙起立與他換位子。

G7主辦方對川普的重視同樣表現在會議期間共同聲明提出的方式。在2025年卡納納斯基斯峰會，以及2026年依雲峰會，大會都採取分散式的「領袖共同聲明」（joint statements）或主席摘要（chair’s summary），而非發布一份完整公報（communiqué）的形式。這種安排的用意，是降低各國必須在所有議題上一次達成共識的壓力，也避免川普政府因為某些敏感議題而拒絕簽署整份公報。

然而，這些會場上的花絮不應讓人忽略G7峰會值得觀察的部分。對台灣而言，G7峰會結束後留下的文字、公報、主席摘要與領袖共同聲明，是G7把國際局勢轉化為共同立場的主要方式。G7如何談中國、如何談台海、如何處理「一個中國政策」、如何把經濟安全與區域安全連在一起，都會影響並建構台灣所處的外部環境。從這個角度來看，G7峰會公報中的台灣與中國的文本是觀察台灣國際處境變化的重要窗口。

G7峰會中的中國與台灣：十年來的觀察

觀察近十年（2017－2026）的G7峰會文件，中國並不是一開始就以今日這種方式出現。2019年法國比亞利茲（Biarritz）峰會時，8月出版的《領導人聲明》（G7 Leaders' Declaration）對中國相關議題的明確表述集中在香港問題。當時的文件重申《中英聯合聲明》的存在與重要性，並呼籲避免暴力。這說明，當時G7對中國的集體關切，仍以香港自治、人權與國際承諾為核心，台灣議題尚未成為G7文件中的穩定項目。

其後，由於新冠疫情爆發，幾次峰會皆採線上進行，到了2021年6月於英國康沃爾郡舉行的G7峰會又終於齊聚了這些國家的領導人與國際組織共議世界政事。然而，這次會議堪稱世界的分水嶺。在疫情的刺激之下，自由民主世界與威權主義世界的二分法忠實地呈現在本次峰會所發表的《卡比斯灣公報》（Carbis Bay Communiqué）中，沒錯，相當符合美國總統拜登對中國的鷹派以及此後對美中台關係戰略明晰的風格。

2021年的卡比斯灣峰會到2024年廣島峰會

2021年G7峰會公報首次將台灣納入領袖公報的正式文字。公報在自由開放印太的框架下處理台灣問題，強調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議題。同一段文字也對東海與南海情勢表達嚴重關切，反對任何片面改變現狀或升高緊張的行為。台灣正式地放在印太秩序、區域安全與反對中國強制改變現狀的脈絡中，對強化台灣的國際地位具有正面積極的效果。

此外，該次峰會開始把中國定位為對自由民主世界的制度性挑戰。本次公報直接點名中國的部分主要有二。第一，新冠肺炎起源調查，這反映G7關切疫情之後的資訊透明與中國責任問題。第二，綜合性地將中國的經濟競爭、人權與國際承諾合併在一個像是「制度競爭」的框架內。公報表示G7將持續就中國在全球經濟中的角色進行協調，特別是挑戰破壞公平透明全球經濟運作的非市場政策與做法；要求中國尊重人權與基本自由，尤其點名新疆，並要求維護香港在《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下的權利、自由與高度自治。

除了直接點名中國之外，2021年公報中也有大量未指名但明顯與中國相關的內容。首先是「制度競爭」。第31條提到治理模式分歧將牽動經濟機會、安全、人權，以及國家、企業和個人之間的角色平衡。G7透過開放社會、民主價值、法治、人權、資訊自由、反假訊息與反外國干預等語言，建立民主國家的共同立場。中國雖未被直接點名，但其威權治理、資訊控制、對外影響力操作與人權問題，構成這類文字的重要背景。

其次是「經濟安全、供應鏈韌性與科技標準競爭」。公報透過關鍵礦物、半導體、5G、ICT供應鏈、強迫勞動、國企補貼、產能過剩、強制技術轉讓等語彙，凸顯中國產業政策對全球市場公平性與民主國家供應鏈安全造成的壓力。同時，G7也把技術標準、可信任資料流通、網路安全、研究安全與研究誠信納入討論，顯示其關切已超越單一產業競爭，而是延伸到科技基礎設施、資料治理規則與國際標準制定權。

第三是「利用新的發展融資計畫與一帶一路競爭」。G7透過透明融資、債務永續、公平開放借貸、高標準基礎建設與公開採購等語言，提出不同於中國一帶一路的發展融資模式，回應外界對中國貸款不透明、債務依賴與政治影響力擴張的疑慮。

第四是「全球治理中的合作與規範壓力」。在氣候變遷、碳排放、生物多樣性與多邊治理議題上，G7仍需要中國參與，因此語氣較少直接對抗。這說明G7一方面對中國形成制度競爭，另一方面仍在全球治理議題上保留合作與規範施壓的空間。2022年俄烏戰爭與裴洛西訪台後的中國圍台軍演，則使台海緊張局勢進一步反映在2023年的G7廣島峰會中。

2023年到廣島峰會公報對中國的政策建立在「合作、競爭、防範」的三層架構。

在合作層次，公報表示願意與中國建立建設性、穩定關係，承認必須和中國合作處理氣候、生物多樣性、債務、全球健康與宏觀經濟穩定等議題共同合作；另一方面，也延續2021年的峰會公報制度競爭精神，關鍵詞放在經濟安全、去風險化、供應鏈多元化、反制非市場政策、經濟脅迫與技術外流。在防範的層次上，公報也明確批評中國在東海、南海的行為，反對以武力或脅迫改變現狀，並提到新疆、西藏、香港的人權，以及要求中國敦促俄羅斯停止侵略烏克蘭。最後，G7峰會廣島公報明指「台海和平穩定」對國際安全與繁榮不可或缺，接著補上G7成員對台灣的基本立場沒有改變，包括各自的一中政策，最後呼籲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它把台灣放在國際安全與繁榮框架中，但仍用「一中政策」限制法律與外交邊界。

2024年阿普利亞峰會公報延續2023年的三層對中架構，但已經從一般性的競爭管理，推進到更具體的經濟安全防範、區域安全警告與對俄支援追責。

2024年在義大利阿普利亞（Apulia）峰會公報中，對台灣表述明顯升級。延續2023年的基本架構——各國的一中政策、台海和平穩定對繁榮至關、和平解決台灣問題之外，還多了一個重要元素：支持台灣有意義參與國際組織，尤其提到WHA與WHO技術專家會議。同時，本次峰會對中國的批評更具體，更視中國為威脅。

在對中國經濟行為的指控上，公報提到中國的非市場政策、市場扭曲、產能過剩、出口管制、稀土供應鏈風險、經濟脅迫與惡意網路活動對全球經濟環境的危害。在安全議題上也更尖銳，公報批評中國在南海使用海警與海上民兵，阻礙他國公海航行自由，並特別提到對菲律賓船隻使用危險動作與水砲。文件也強調中國對俄羅斯國防工業基礎的支持，要求中國停止轉移可用於俄羅斯國防部門的軍民兩用材料。換言之，對中國而言，2024年的峰會公報可以說是2021年的加強版，也標誌著中國議題開始同時被放入經濟安全、印太安全與歐洲安全三個場域。

2025 卡納納斯基峰會中的中國

2025年卡納納斯基斯峰會沒有透過一份完整公報集中處理中國議題，而是將相關關切分散在不同文件中。《G7主席摘要》（G7 Chair’s Summary）直接提到中國，強調G7重視與中國維持建設性且穩定的關係，同時要求中國停止市場扭曲與有害產能過剩，並對中國在東海、南海的破壞穩定行動，以及台海和平穩定表達關切。這說明2025年的對中語言仍保留「穩定關係」的空間，但經濟與安全批評已經十分清楚。

《G7關鍵礦物行動計畫》（G7 Critical Minerals Action Plan）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稀土、磁鐵、關鍵礦物短缺、蓄意市場干擾、供應鏈多元化與本地化等語彙，明顯指向G7對中國掌握關鍵礦物加工與供應鏈節點的憂慮。這份文件把中國問題放進經濟安全與國家安全的框架中，凸顯G7希望降低對單一供應來源的依賴。

《G7領袖跨國鎮壓聲明》（G7 Leaders’ Statement on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同樣沒有點名中國，但其所列舉的海外僑民壓力、異議人士恐嚇、數位監控、任意拘押、威脅家屬與跨境執法濫用，涵蓋民主國家對中國等威權國家海外施壓行為的共同警覺。這使中國議題不只停留在貿易與區域安全，也延伸到民主社會內部的主權、人權與安全問題。

2026依雲峰會中的中國

2026年依雲峰會延續了2025年卡納納斯基斯峰會的分散式文件模式，沒有透過一份完整公報集中處理中國議題，而是將中國相關關切分散在不同聲明與宣言中。在《更平衡、持久與韌性成長領袖聲明》（Leaders’ Statement for a More Balanced, Durable and Resilient Growth）。這份文件沒有把中國作為唯一對象，但多次提到非市場政策與做法、全球結構性產能過剩、持續性市場扭曲、全球貿易失衡、過度經濟依賴、戰略部門脆弱性與技術外流風險。延續G7近年對中國經濟模式的主要批評，也把中國問題放入全球宏觀失衡與經濟安全討論中。

《G7領袖確保關鍵礦物供應鏈宣言》（G7 Leaders’ Declaration on Securing Supply Chains for Critical Minerals）這份文件雖然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其對中國指向非常明確。文件提到高度市場集中、任意出口限制、報復性措施、經濟脅迫、稀土與雙重用途項目被武器化，以及降低對單一供應者依賴。它還設定具體目標，希望到2030年前，把G7及夥伴國對稀土與永久磁鐵的單一非G7供應者依賴降到60%以下，並持續降低至50%。這些內容明顯對應中國在稀土、磁鐵與關鍵礦物加工環節的主導地位。相較2025年只是提出行動計畫，2026年已經進一步走向產業能力建設、共同融資、庫存、回收、追蹤制度與協調反制經濟脅迫。

在《互利國際夥伴關係領袖宣言》（Leaders’ Declaration on Mutually Beneficial International Partnerships）。這份文件同樣沒有直接點名中國，但它談到發展金融改革、債務透明、私部門資本動員、全球基建和投資夥伴關係（Partnership for Global Infrastructure and Investment, PGII)、高品質基礎建設、經濟與發展走廊、供應鏈韌性、交通能源與數位基礎設施，以及關鍵礦物價值鏈的在地加值。這些內容與G7長期回應中國一帶一路和全球南方影響力擴張的脈絡相連。本文件亦在提出一套較透明、較強調私部門與多邊開發銀行參與、也更重視夥伴國自主性與經濟主權，換言之，與中國一帶一路相競爭的替代性發展融資模式。

《G7領袖地緣政治議題聲明》（G7 Leaders’ Statement on Geopolitical Issues）這份文件沒有直接寫出中國名稱，但明確提到自由開放印太、法治、反對任何以武力或脅迫片面改變現狀的行為，並把東海、南海與台海安去並列。這比2025年「維持台海和平穩定」的說法更集中，也更接近安全秩序宣示。文件同時提到中國參與（按：國務院副總理張國清）的全球成長趨同峰會，表示2026年的G7對中國採取兩套邏輯：在印太安全上反對脅迫與改變現狀，在全球經濟失衡上則保留與中國共同討論再平衡的空間。

整體來看，2026年延續2025年的對中關切，但語言更制度化，也更具有操作性。中國納入全球失衡、經濟脅迫、關鍵礦物、技術外流、發展金融競爭與台海現狀維持等多重議題的框架下。2026年的特徵，是在缺乏「China」個詞彙的語境中大談特談中國議題。G7一方面透過全球成長趨同峰會保留與中國對話的空間，另一方面在關鍵礦物與印太安全文件中，明確把中國相關風險轉化為具體的政策工具。

整體而言，2019年至2026年的G7對中語境可歸納為五個趨勢。

第一，議題範圍從香港人權擴大到台海、東海南海、供應鏈、科技標準、關鍵礦物、發展金融與全球失衡。

第二，中國形象從個別爭議對象轉變為制度性挑戰。

第三，G7對台灣的語言從缺席走向穩定化，台海和平穩定逐漸被放進自由開放印太與反對片面改變現狀的安全框架。

第四，G7對中國的處理方式從價值宣示走向政策工具化，特別表現在關鍵礦物、供應鏈去依賴、反經濟脅迫與發展融資替代方案上。

第五、台海的穩定、安全與繁榮係印太戰略框架中不可或缺一部分。換言之，G7並未完全放棄與中國對話，但中國已被穩定地納入民主工業國重新界定經濟安全、科技秩序與印太安全的核心問題之中。

依雲峰會看似消失，但一直「在場」的中國

如果中國的貿易失衡如此嚴重，為什麼2026年的G7峰會沒有更直接地對抗中國？答案並非G7忽略中國，而是G7把中國問題轉化為更容易維持共識的制度性語言。2026年5月公布的《G7貿易部長公報》已經使用相當直接的表述，批評非市場政策與做法、持續性市場扭曲、全球結構性產能過剩、有害外溢、經濟依賴、經濟脅迫、任意出口限制與關鍵礦物風險。這說明G7貿易官員已經把中國經濟模式視為工業民主國家的結構性挑戰。

到了領袖峰會層級，語言明顯變得更含蓄。G7使用全球失衡、供應鏈韌性、關鍵礦物、發展金融與經濟安全等概念論述問題。中國並非消失在G7的視野，反而顯示中國問題已被轉化為宏觀經濟、產業安全與制度競爭的可操作性語言。領袖聲明避免把整場峰會變成公開反中舞台，是因為G7成員雖有共同關切，卻沒有完全一致的對中政策。

這種差異來自各國位置不同。美國在三任總統之下已朝更強的脫鉤或去風險路線前進，美中貿易與科技關係的變化也比其他G7成員更劇烈。歐洲國家仍高度暴露於中國需求、中國零組件與中國製造業競爭之下；日本則必須在安全壓力與經濟依存之間維持平衡。川普政府的單邊主義、關稅政策與交易式外交，也使G7更難形成穩定且高度協調的中國戰略。

川習之間的「戰略穩定」也必須放進這個脈絡理解。2026年5月14日，習近平在與川普會談後表示，雙方同意建立一種具有「戰略穩定」（strategic stability）的新型建設性中美關係，並稱這將為未來三年乃至更長時間的中美關係提供戰略指引。這個說法意味著北京希望把中美競爭納入可管理、可預期、可交易的雙邊框架。

問題在於，這種穩定並不等於美中結構性矛盾已經消失。美國外交事務委員會（CFR）資深研究員劉宗媛的分析也指出，川習北京峰會沒有解決美中競爭，反而使外界擔心「戰略穩定」是否會把美中競爭轉化為兩大國之間「越過其他國家頭上」的雙邊交易。若依此推論，歐洲與日本擔心的問題在於，美中可能以穩定之名重新雙邊化貿易、科技、台海與供應鏈議題，削弱盟友在規則制定與政策協調中的位置。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2026年G7峰會不能大剌剌的，如同2021年的卡比斯灣峰會，以「對抗中國」來總括G7的立場。若美中已經形成某種戰略穩定，G7其它成員國就更需要把中國問題以較為結構性的詞彙表述。這一方面避免直接破壞川習之間的戰略穩定框架，另一方面也讓歐洲、日本與其他夥伴能夠把自身的產業安全問題放進G7議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