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批台幣好便宜你要不要？《經濟學人》警告的「台灣病」是否有理

「台灣經濟超日趕韓」、「台灣外銷屢創佳績」，這些話近幾年說起來好像底氣十足。護國神山晶圓代工接單滿載、高科技出口屢創新高，政府財政收入亮眼，GDP成長率在已開發國家中一枝獨秀。國際媒體不斷報導：台灣是全球供應鏈的關鍵，是科技冷戰中不可或缺的一枚棋子。

然而，《經濟學人》最近的一篇文章〈台灣榮景的潛藏風險〉（The hidden risks in Taiwan’s boom）卻潑了台灣一盆冷水。《經濟學人》認為，台灣今日令人稱羨的繁榮，很大一部分並非來自產業競爭力本身，而是來自被刻意壓低幣值的新台幣。這種靠著便宜台幣撐起的出口奇蹟是央行獨惠出口商，讓台灣產品在國際市場低價競爭、攻城掠地，讓國家得以賺進大把外匯，但台灣消費者手中的薪水，卻越來越感覺不值錢。

這種政策模式，看似讓經濟蒸蒸日上，其實埋藏了巨大的裂縫。《經濟學人》警告：這不是健康的繁榮，而是一種讓人荷包腫痛的「台灣病」。

央行反擊：你們不懂台灣！

台灣央行在看完文章後立刻發布聲明，列出五點反駁《經濟學人》的說法。簡言之：

（1） 匯率受多重因素影響，不能簡化解讀

（2）「大麥克指數」不適合作為評估匯率高估或低估的工具

（3）外匯市場供需主要由金融資本流動決定，難以以購買力平價（PPP）衡量合理匯率

（4）不宜以大麥克指數推論新台幣應有的匯率水準

（5）美方從未要求台幣升值

若仔細觀察，前四點其實都圍繞在同一核心論述：你們的指標不精準、方法論本身就有問題；再加上最後一點「國際壓力不存在」，等於總結一句：匯率問題很複雜，不要用簡單模型論斷。

然而，央行這種回應策略，也延續央行長期以來迴避政策責任檢驗的作法：把貨幣政策描繪成高深且不容外人置喙的技術領域，好像只要強調「學術複雜性」，就能為匯率現況定調為不容置疑的「正確」。事實上，匯率操作影響的是整體經濟與所得分配，既然會傷害或讓不同群體受惠，它就不該是一塊不能公開討論的神主牌。但是台灣十年如一日偏向出口，讓財富分配愈趨失衡，民眾感受不到繁榮果實。這才是爭議核心。

低估貨幣：出口的天堂、消費者的地獄、資金錯置的不歸路

如果要理解這場爭議，就得從最基礎的匯率開始說起。

想像一台在台灣賣3萬元的華碩電腦，如果匯率是30：1，在忽略運輸費用或關稅的情況下，出口到美國時只要賣1000美元。一台在美國售價2000美元的iPhone，換成台幣則要價6萬元。

現在如果台幣升值至25：1，華碩產品在美國市場一下變成1200美元，出口競爭力被削弱；但台灣果粉立刻感到開心，因為這樣一台iPhone只要5萬就能入手。反之亦然，當台幣貶值的時候，華碩產品在美國市場會更具競爭力，但台灣果粉只好含淚買下更貴的iPhone。

這就是為什麼出口導向的國家會希望貨幣更弱，因為這樣一來，出口商能賺更多，但是輸家就是國內的消費者。近年歐美國家通膨肆虐時，弱台幣造成輸入性通膨，讓歐美國家境內的消費者得面臨變得更貴的外國商品。

對於央行而言，維持低估的台幣雖然會傷害消費者，但若能搭配其他抑制物價的措施（例如：讓中油與台電凍漲），短期內看似可以達到皆大歡喜的局面：出口業受惠、物價被壓制、經濟成長維持動能。然而，若要長期維持低價台幣，央行必須在外匯市場大量釋出台幣、買入美元與其他外幣，才能阻止台幣升值。看似簡單的操作卻會帶來結構性成本：外匯存底將急速膨脹，再加上這些資金多半投放在低報酬、低風險的海外資產（例如：美國國債），這又會降低國家整體資金配置效率。

更關鍵的是，當央行持續買進外幣來維持便宜的台幣時，等於把我們辛苦存下來的錢拿去「借給」別國，而且利息還很低。表面上我們出口賺錢、外匯存底增加，但國內的錢流出去，會讓企業因資金外溢，而面對投資不足與薪資成長停滯的困境。換句話說，我們撐起了出口競爭力，但普通民眾的荷包卻未必跟著變厚。

換言之，低估匯率的代價並非單純的統計數字，而是國家資源的長期錯置。短期、表面繁榮背後，可能埋下金融與產業的失衡，賺取外匯的出口成功反而變成資源外流的來源，長久下來會導致產業發展失衡、升級遲緩、薪資壓低、人才外流等更大的問題。這也是為何許多成熟經濟體在邁向轉型後，會減少依賴刻意扭曲匯率——因為真正可持續的競爭力，不在於便宜的匯率，而在於創新與生產率的提升。

台幣到底有沒有低估? 大麥克不行，要用甚麼估值?

台灣央行在回應中嚴厲指出：「大麥克指數不適合用來判斷匯率高估或低估」，這點並不令人意外。大麥克指數以購買力平價（PPP）為基礎，而且只觀察單一商品，相當粗略。然而，問題的本質並不是「大麥克準不準」，而是：若不採用PPP，台幣的合理匯率又該如何評斷？

除了購買力平價之外，國際金融上其實有成熟的分析框架。例如：實質有效匯率（REER）、行為均衡匯率（BEER）、基本面均衡匯率（FEER）、國際收支與儲備累積指標、或是央行頻繁操作媒體報導等。這些指標都指向甚麼方向呢？

根據銀行國際結算銀行（BIS）提供的實質有效匯率（REER），若將台幣在2005年的匯率訂為基期100的指數（2005=100），2025年1月的匯率約為92.8，而且過去20年的指數都低於100。也就是說，相對於2005年台幣的匯率，現在的確處於被低估的情況。

外匯存底方面，台灣截至2025年10月底的外匯存底約為6002億美元。這一規模為歷史高點，反映台灣央行長期透過資本流與外匯市場，操作累積大量外匯儲備。從經常帳大幅順差與外匯存底急升看，有幣值被壓低，儲備被動累積的跡象。

另外，每當台幣有升值壓力，當天到了外匯市場收盤前的最後幾分鐘，一般投資人無法交易時，就是台灣央行「拉尾盤」的黃金表演時段。爬升了一天的台幣，結果在最後幾分鐘，央行一腳把台幣踹回低谷。這種持續、單向的外匯干預，早已引起美方注意。美國財政部在2016年4月29日發表的年度匯率報告中，直接點名台灣在2015年大部分交易日以拉尾盤的方式阻止台幣升值。除了美國財政部2016年的報告之外，僅在今（2025）年，就有許多國內媒體、外國財經媒體（1、2），針對央行的拉尾盤有許多報導。

依據台灣出口佔GDP比重偏高、央行頻繁干預外匯市場、許多國際研究與評比的結論，這些指標長年呈現同樣訊號：央行在大部分情況是「管漲不管跌」，而且台幣確實存在一定程度的低估現象，這並非《經濟學人》單一指標的偶發結論。

換句話說，真正的問題並不是某一個指標是否完美，而是多數證據皆指向同一個方向。如果台灣要主張自己沒有操控匯率，那就必須提出與國際研究同等嚴謹的量化分析，而不是停留在「匯率很複雜、你們不懂」的層次。

浮動匯率是最好的制度嗎?

既然高估或低估貨幣都會傷害到不同的群體，大部分的工業化國家便傾向採取浮動匯率制度。

在浮動制度下，匯率由市場供需來決定，如此能更快速反映資金流動、貿易收支與總體經濟環境的變化。以歐元與美元為例，美國在金融危機與疫情期間大量採取寬鬆貨幣政策，引發美元短期貶值，使美國出口製造商受惠；而當聯準會緊縮、美元走強時，雖然進口商品變便宜，有利消費者，但出口產業與跨國企業獲利則承壓。這些調整若在固定匯率體制中，就會迫使政府耗費大量外匯存底來干預市場，甚至導致利率政策難以針對國內經濟狀況進行調整。

此外，日本在廣場協議之後亦曾面臨日圓急升的壓力，這雖然能在短期內提高日本企業海外併購與資產購買力，但出口導向的製造業卻深受打擊，促使日本政府持續思考該如何透過貨幣政策與產業措施來減緩傷害。

上述這些例子皆顯示，匯率的自然波動本身就是市場在重分配成本與利益，讓不同產業因外部環境變化而各自調整。工業化國家之所以願意承受匯率波動，乃是因為他們擁有相對完善的金融市場、自由資本流動與多元產業結構，使得經濟具備足夠韌性來吸收衝擊。

因此，浮動匯率制度並非無代價，但相比固定匯率更能讓匯率扮演調節機制的角色，降低政策干預帶來的長期扭曲。工業化國家普遍相信：與其讓政府承擔維持匯價的政治與財政成本，不如交由市場力量動態調整，使經濟在全球化競逐中保持靈活。

從荷蘭病到台灣病：資源過度集中帶來的結構性失衡

《經濟學人》在同一期的另一篇專文中，把台灣經濟亮眼成長背後的潛在風險稱作「台灣病」（Taiwanese disease），也用「福爾摩沙流感」（Formosan flu）來形容某些經濟扭曲，這個詞的典故出自「荷蘭病」（Dutch Disease）。

「荷蘭病」並非一種疾病，而是描述經濟失衡危機。「荷蘭病」原是用於描述荷蘭於1960年代北海天然氣開採後，因為資源出口一夕暴增，帶來大量外匯，使貨幣升值；然而，當時荷蘭看似國力提升，但升值造成製造業競爭力下滑、投資與人才全被吸入能源產業，傳統產業衰退、產業結構單一化，就此埋下經濟失衡的伏筆。因此，「荷蘭病」是繁榮導致的衰弱，當一個國家過度集中出口，使國內其他部門萎縮，國家經濟反而變得更脆弱。優秀人才與資金紛紛湧向科技製造龍頭企業，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則日益邊緣化，加劇國內產業兩極化。

若將此鏡頭拉回亞洲，我們可以看到台灣與「荷蘭病」驚人相似的徵候，也就是台灣的出口過度倚賴單一產業。台灣的GDP與貿易順差高度仰賴半導體與少數高科技產品，這些產業也吸引了人才與投資集中，造成傳統產業與中小企業真空化與邊緣化，加劇國內產業兩極化。

在這些結構性因素之上，央行為維持出口競爭力，長期透過外匯市場操作使新台幣相對偏低。這雖然能提升出口利潤，但因企業利潤來自「台幣價差」而非「高生產力」，企業若要維持低廉的出口價格，就需要長期壓低人力成本（薪資）。另外，央行為了減輕因外資湧入而造成的升值壓力，因此需要刻意降息，降低台幣資產吸引力，但如此一來又會使得國內房價飆升。當全球科技景氣蓬勃時，這種總體經濟政策讓台灣享受盛宴，但若供應鏈重組或需求反轉，經濟立即面臨劇烈波動。

荷蘭靠天然資源暴富而出現「荷蘭病」，台灣則是透過人工打造的科技優勢與匯率政策支持。所以台灣不像荷蘭會因為貨幣升值造成競爭力下滑，反而透過壓抑匯率維持「出口成癮」。然而，兩者結構性副作用卻如出一轍：產業集中、薪資停滯、經濟成果分配不均。換言之，台灣病不是因為科技太強，而是太強的科技掩蓋其他部門太弱的事實。

全民共享繁榮，還是輸家永遠閉嘴？

也許，台灣人民與央行應該問自己幾個根本問題是：

-　我們真的需要靠便宜的貨幣來維持競爭力嗎？

-　當低薪、貴房與生活壓力成為國民常態，這叫榮景嗎？

-　如果擔心台幣升值會讓出口變弱，那是否代表我們其實沒有我們以為的那麼強？

《經濟學人》的語氣可能尖銳，但提醒合理：台灣靠壓低匯率撐起的繁榮，是脆弱的繁榮；適度升值台幣不會摧毀台灣經濟，反而會讓資金分配更趨平衡，使民眾終於能分享努力的成果。

否則，當外部需求波動、全球科技景氣轉折，或者出現地緣政治干擾時，我們將看到：高出口、高順差的數據背後，是薪資停滯、產業集中與消費疲弱的長期隱憂。真正的繁榮，不只是GDP與貿易順差，而是全民能夠感受到生活改善。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提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對美國的收入不平等曾說過一句警語，這句對台灣同樣適用：「美國的不平等並非自然發生，而是被創造出來的。」（American inequality didn't just happen. It was created.）若貨幣政策、匯率操作只讓少數產業與資本獲益，而非普惠全民，那麼繁榮便是脆弱的盛宴，而非真正的共享成果。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