獨家專訪／（上）台灣企業是否涉入以色列對巴勒斯坦的種族滅絕？

過去曾經協助解救柬埔寨詐騙園區人口販運受害者的英國憫研顧問（Humanity Research Consultancy），近日將焦點轉回台灣，與台灣巴勒斯坦自由連線、台灣國際勞工協會（TIWA）在9月15日共同發布最新報告。文中點名多家台灣企業，早已成為協助以色列種族滅絕巴勒斯坦的共犯。

報告書中點出，以色列航太工業（IAI）子公司埃爾塔（ELTA）向台灣的精鋼精密科技（S-Tech）與榮剛材料（GMTC）購買金屬合金，應用在以色列「鐵穹」（Iron Dome）飛彈防禦系統。以色列的「鐵穹」雖然多次成功擋下來自哈瑪斯的火箭砲、黎巴嫩真主黨的飛彈，或是來自伊朗的無人機或飛彈，但哈瑪斯在2023年10月7日攻擊中「以量取勝」的戰術，曾將「鐵穹」逼到極限而破功，而受到矚目。

除了「鐵穹」之外，燁鋒輕合金（Ye Fong）生產的鋁合金則應用在拉婓爾先進防禦系統上。以色列無人機則採用台灣的伊諾瓦科技（Enova）生產的加密晶片；凌華科技（ADLINK）的工業電腦成了強化以色列坦克車和美國飛彈系統的得力助手，即時數據計算能有效提升攻擊的反應及精準度。

台灣企業協助以色列軍工業，不只出現在硬體方面，在軟體上當然也沒有缺席。像台灣的微波半導體元件製造商全訊科技（Transcom）的產品，就被應用在部分以色列的雷達和通訊系統上，「鐵穹」即為一例。至於以色列的飛彈攔截系統和坦克車防禦系統則採用「超級實驗室」（Mega-Fabs）的技術。「超級實驗室」原本是以色列廠商，但現在已經被台灣的上銀科技（HIWIN Tech.）和大銀微（HIWIN Microsystem）併購下來，所以台灣企業早已牽涉其中。

憫研顧問的創辦人、同時也是《轉角國際》專欄作者的江玉敏，9月18日接受《轉角國際》專訪，談談原本以打擊人口販運為專業的她，為何將焦點轉回家鄉台灣的企業。此外，台灣長期面臨他國侵略野心，急需發展國防與軍工產業，是否有辦法、或者如何還能顧及人權？諸如這般挑戰，也是記者代為發問的真誠疑惑。

以下回答皆以受訪者第一人稱視角撰寫。（ Q 代表記者提問）

出版英文報告書，希望藉國際力量向國內施壓

Q：為什麼憫研顧問會參與這項研究？又為什麼會以英文對外發表，而沒有中文版？

這次會有這份研究，要感謝過去這段時間長期在台灣倡議巴勒斯坦人權的組織所做的努力。但是過去幾次的倡議或是記者會，都是以中文對外發表，希望能吸引台灣企業或是政府的關注，現在看起來這條路徑走不太通了，所以才有我的加入。希望以英文發表的方式，讓英文讀者接收到這些資訊，將壓力從國際施加回台灣。

以我在前言和總結提到的面向來說，如果是從非政府組織的角度來看，之前已經有些台灣的夥伴試圖將幾家台灣軍工企業加入國際的「BDS運動」的名單——也就是抵制（Boycott）、撤資（Divestment）和制裁（Sanctions）——這場行動已經行之有年，希望透過經濟制裁的力量幫助巴勒斯坦，同時制裁以色列。不過幾乎所有關於台灣軍工企業和為以色列製造武器的資訊都只有中文，這次我們將資訊寫成英文，就能讓像BDS運動這樣的國際性的非政府組織注意到台灣的情況，和台灣的倡議團體進行互動。

另外像是歐盟的人權盡職調查指南（Human Rights Due Diligence, HRDD）會要求歐盟企業在和某一家國際公司合作時，必須確保那家公司沒有人權侵害的疑慮。所以我們就會期待歐洲的公司如果和台灣公司互動的話，也需要確保這些台灣公司的人權紀錄是乾淨的。我們也在報告中特別提到挪威的主權基金，因為我們希望能和國際社會有一個強而有力的連結。以憫研顧問過去的經驗來說，「跟著錢走」（follow the money）的倡議會比較有效果。

其實就在我們報告出來的隔天，聯合國就已經正式承認以色列在加薩的血腥屠殺，就是一場種族滅絕（genocide），這就是非常強而有力的證據。所以各國也開始非常積極地快速砍斷和以色列之間的貿易關係，所以台灣更應該要跟上這一波潮流。

但其實我們還是傾向希望相信，這些台灣企業並非明知故犯，而是因為不了解，所以需要更多的資訊，才能有勇氣做出拒絕和以色列企業繼續合作的決定。

聯合國定調以色列進行種族滅絕，就該與以色列斷絕往來

Q：報告書中提到的幾家台灣企業，他們的產品應用在以色列軍工業上的武器或是設備可能比較偏向防禦性質，像是鐵穹飛彈防禦系統就不是主動向外發動攻擊的設備。台灣的技術可以提升這些防禦性武器的精準度，理論上能將波及無辜的死傷程度降到最低，那連這樣的防禦性武器我們都該抵制嗎？

我覺得最重要的應該要去看以色列執政者說過哪些話。

從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和他的內閣成員對外發言中，我們都能看到以色列想要「種族滅絕」巴勒斯坦的意圖。以色列政府明確表達他們不顧巴勒斯坦人的死活，想掠奪、侵略、佔領巴勒斯坦，這些都是違反國際法的。他們也反覆在很多面向都明確表達出，對於戰爭底下的附帶損害（collateral damage）並不在意、也不想管。尤其是現在已經不是開打後的幾天，而是延續快兩年的戰爭，從巴勒斯坦平民的死傷人數超過6.5萬人就能看出這點。

種族滅絕是世界上最嚴重的罪行，但我覺得「種族滅絕」在中文語境裡，很多時候會讓人誤會。因為「滅絕」兩個字，大家會覺得好像一定要到「絕」了，才符合字意。但「種族滅絕」的定義是，意圖全部或部分消滅某個國族、人種、種族或宗教團體而採取的特定行為。就算只是針對一小群人，就算不是針對所有巴勒斯坦人，就算只是針對加薩人，或是只是針對加薩裡面的某一個族群，這都算是種族滅絕。「大屠殺」這個用字或許在中文語境裡更直接易懂。

我們當然可以從很多很小的地方，用很枝微末節的方式試圖辯證為什麼台灣的公司可以送防禦性武器給以色列。但是放到更大的脈絡來看，那就沒有什麼好講的，因為現在的以色列就是一個殺人的、違反國際法、正在進行種族滅絕的政權。他們也明明白白地把他們想要做的事情講得很清楚，那就沒什麼好再跟這個政權互動。

我覺得這個訪問時間很剛好，因為聯合國前幾天才證明以色列在做的事情就是種族滅絕，這已經不是民間組織的說法，而是聯合國也這樣講，就是最強而有力的證據。聯合國的報告出來後，不是只有針對軍工業，聯合國也建議應該暫停和以色列之間的其他貿易行為。如果連非軍工產業的貿易都該暫停，那和防禦性武器有關的產品也該暫停和以色列繼續往來。

在聯合國報告出來之前的其他停損點

Q：那在聯合國報告出來之前，我們有其他得以判斷「是時候該和以色列斷絕往來」的停損點嗎？

我覺得還是有。如果所有事情都要回歸國際法的話，國際法雖然非常有力量，但也是非常緩慢的機制。例如：南非最早使用「種族滅絕」的罪名將以色列告上國際法庭，但要等上好幾十個月，甚至要好幾年，才能作出裁決。像以前納粹大屠殺的時候，當下就有很多跡象顯示正在發生的事情是有問題的，但也要等好幾年之後，才會有國際上的證據，將這段歷史定調為這就是一場種族滅絕。

過去這幾十個月來，有非常多組織或一些西方國家，都有出現覺醒的過程。比如說我們可以看到，法國總統馬克宏原本非常支持以色列，認為以色列有自我防衛的權利，但他後來對以色列的態度180度翻轉，認為以色列在做的事情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另外像德國，德國算西方國家裡面跟以色列走得很近的，畢竟德國對猶太人有歷史上的包袱，所以德國很多時候非常不願意承認以色列在做的事情違反國際法。但是連德國都在幾個月前禁止將武器運到以色列，代表他們意識到這是一個法律當責性（accountability）的問題。也就是說，「送不送武器給以色列」不只是道德上的判斷而已，而是會有法律上的責任。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知道某個人是殺人犯，我們當然不可能主動幫助他，一旦幫助他，就會面臨幫助犯的罪嫌。國際上也是一樣，如果這個國家已經在進行種族滅絕，很明顯地犯下戰爭罪，那其他的國家或是企業如果幫助這個國家，就會面臨法律責任。雖然從地理位置或是時間的角度上來看，這些企業哪一天被帶上法庭的機率非常小，但是沒有被帶上法庭，不代表就沒有罪過。

所以這個停損點其實在很久之前，就已經出現過一次又一次不同的跡象。我認為最強烈的一點，是當德國禁運武器到以色列，就應該是一個非常大的、足以敲響台灣的時間點。

被排除在國際組織之外，卻又積極參與的台灣

Q：德國和法國都是很具指標性的西方國家，但是台灣在聯合國沒有席次，我們也沒有辦法在國際法院上發聲，這些國際組織、國際公約常常管不到我們，那我們還需要去遵守這些規範嗎？

如果我們今天是在一個非民主的國家，或是更加極權、更加不重視人權的國家，那其實連倡議都不必要，因為你會知道這是不可能會有任何結果的。

今天比較幸運的一點是，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大家在大方向上都自認為我們是一個民主的、也很在乎人權的國家。我覺得這是我們跟其他鄰居的區別。所以就算台灣沒有在聯合國的架構底下，我們還是會主動性地把這些機制包進來，像是我們就有《兩公約施行法》，其實我們根本不在那個機制裡面，但我們自己會用類似的、相同的標準來規範自己。

台灣非常努力想和國際社會互動，這也是讓我們更加安全的一種方式，所以也會希望大家能用更高的標準來檢視自己。例如，許多企業從環境、社會和公司治理（environmental, social, and governance，ESG）的標準來檢視自己的行為是否符合標準，而不是等到誰要來懲罰你了，才願意做好事情。

這其實也是國際法和國際上的一個困境。那就是這些「法」很多時候並不能真的去制裁這些企業，或是懲罰各種政府，頂多只能做到公開指責（name and shame）或是把資金抽走。所以我們只能期望這些企業能意識到，他們的產品和一個正在進行種族滅絕的政權這麼近，風險很高。為了之後能和其他人繼續做生意，應該要盡快切斷和這個政權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