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AGI者得天下?國際強權爭奪「人工通用智慧」的戰略競賽

文/徐曉強
人工智慧的快速進展已經徹底改變了我們對科技的想像。從語言模型到影像生成,AI 正在滲透工作、教育、娛樂與國防。但若有一天,人類跨越門檻,創造出能夠自主學習並持續自我進化的人工通用智慧(AGI),模擬人類大腦的認知能力,那麼我們將不再只是見證新一輪的產業革命,而是直面一場關乎國際安全與地緣政治的根本性巨變。
近似人類能力的 AGI 目前仍只是理論性概念和研究目標,但美國智庫蘭德(RAND)在近期一份研究中警告,率先掌握 AGI 的國家,可能取得近乎壟斷性的權力優勢。這種優勢不僅會使競爭者望塵莫及,還可能被視為對其他國家的「存在性威脅」,足以改變大國間的互動邏輯。換言之,AGI 的到來不只是科學與技術的突破,更是國際政治的新挑戰。
四重影響:從武器到經濟,全面顛覆國際秩序
AGI 的戰略意涵可概略分為四個層面。首先是軍事與網路上的進攻性能力。倘若 AGI 能協調數以萬計的自主化無人機群,或設計出遠超人類構想的新型武器,那麼任何傳統的防禦體系都可能瞬間失效。更進一步,AGI 若能在網路戰場上同時監測並滲透數以億計的設備,其攻擊能力將遠遠超過現有的網路部隊。
其次是戰略防禦。核武時代的恐怖平衡依賴於「彼此皆可互相毀滅」的假設,但如果一國憑藉 AGI 研發出近乎完美的反導系統,或透過 AI 強化的網路防護使自身接近無懈可擊,那麼這個平衡將被打破。擁有 AGI 的國家,或許會認為自己已經能夠「免疫」報復,這會讓它在面對其他國家時更具冒險心態。
第三是經濟層面的爆炸性增長。AGI 若能自我迭代演算法、加速科研突破,甚至直接取代大量高階人力,將會推動產業與科技的倍速發展。這種增長不只是 GDP 的提升,而是國際經濟結構的重塑。若美國憑藉矽谷與算力優勢率先實現 AGI,它可能在十年內獲得類似二戰後的「超級大國紅利」。
最後則是資訊與政治的操控能力。AGI 能在瞬間生成數以億計的深度偽造(deep fake)影像與文本,並透過演算法精準鎖定受眾,這種規模化的輿論操縱可能讓傳統的民主制度不堪一擊。換句話說,AGI 不只是戰場武器,也是顛覆政體的「隱形干預工具」。
這四重風險交疊,使得 AGI 並非一項中立技術,而是一種直接觸動國家安全的戰略資產,即便這些威脅尚未真正實現,它們的潛在可能性已足以塑造各國的行為模式。
美中賽局:優勢與劣勢者的抉擇
若美國在 AGI 競賽中領先,中國會怎麼辦?反之,若中國率先突破,美國又會如何反應?這樣的情境將成為地緣政治不穩定的根源。
對於優勢國而言,首要課題是如何維持壟斷。最直接的手段是加強封鎖與出口管制。例如,今天美國對中國的晶片禁令,就是希望切斷對手取得高階算力的管道,以拖慢追趕的速度。更激烈的手段則可能是網路攻擊或破壞對手的 AI 訓練設施。歷史上,美國在冷戰初期也曾考慮過對蘇聯發動預防性打擊,以避免對手取得核武,但最終因風險過高而作罷。
對於劣勢國而言,選項則包括加速追趕、進行破壞,或尋求妥協。中國近年大力投入人工智慧產業政策,正是希望透過「追趕戰略」來縮短與美國的差距。同時,情報竊取與供應鏈滲透,也可能是隱蔽性的破壞手段。若情勢無望,劣勢國可能會尋求談判與合作,確保自身不會在新時代被徹底邊緣化。
這些策略在歷史上並非沒有先例。以色列在1981年轟炸伊拉克的核子反應爐、2007年空襲敘利亞的核設施,甚至到今年6月的美國轟炸伊朗核設施,都是典型的「延緩對手」行動。冷戰時期的「多邊出口管制協調委員會」(CoCom),以及今日美國針對中國的半導體限制,也屬於非軍事性的預防性措施。這些案例顯示,國家是否會採取激烈行動,往往取決於三個因素:成功的可能性、衝突的代價,以及領導人對未來威脅的認知。
核武與 AGI:相似與差異
由於核武曾經深刻塑造了20世紀的國際秩序,AGI 自然也常被拿來與核武相提並論。兩者確實有相似之處:都可能造成顛覆性的權力轉移,也都會讓國家思考是否應該阻止對手率先取得。然而,兩者之間仍然存在根本性差異。
核武的功能單一而明確,唯一的作用是毀滅。因此戰略計算相對清晰,形成了「相互毀滅保證」的穩定結構。AGI 則不同,它不只是武器,而是一個多用途的系統,能同時帶動經濟繁榮、科技進步、軍事優勢與資訊控制,這種多重屬性讓它的戰略效果更為複雜,也更難預測。
此外,核武的研發需要稀缺的鈾、鈽原料與專業設施,因此擴散速度相對緩慢,監管也有跡可循。AGI 則建立在算力與演算法之上,擴散速度更快,監管難度更高。這意味著,傳統的軍備控制機制可能無法套用在 AGI 上。最後,核武雖然恐怖,但「按鈕」仍牢牢掌握在國家手中,而 AGI 則存在失控的風險,甚至可能被非國家行為者使用,這些差異使得 AGI 的威脅更難納入傳統的威懾邏輯。
能否複製「核武式穩定」,抑或走向不確定的未來?
冷戰經驗顯示,即便核武帶來毀滅性威脅,美蘇兩國最終仍建立了一種「恐怖平衡」。那麼,AGI 是否可能走向類似的穩定?
一方面,如果 AGI 的軍事化速度極快,且優勢足以碾壓對手,那麼失敗方的恐懼或許會迫使他們接受新的均勢思維。換言之,當雙方都意識到「沒有任何一方能完全壟斷 AGI」時,或許也可能會逐步形成某種穩定架構。另一方面,AGI 涉及的不僅是軍事,還包括經濟、資訊與社會滲透,這些影響難以量化,也難以轉化為單一的威懾邏輯。核武的穩定性來自毀滅的確定性,而 AGI 的特性則是充滿不確定。
因此,未來的穩定若要實現,恐怕需要新的治理機制。這可能包括國際間的 AI 軍備管制、透明化措施,甚至依賴非正式的默契與單邊克制。冷戰中經驗顯示,最有效的穩定措施,其實並非來自正式條約,而是源於默契與政治實踐,或許 AGI 的治理也將走向相似的道路。
AGI 並非單純的技術突破,而是一場可能重塑權力格局的戰略革命,它的潛在風險跨越軍事、經濟與社會層面,其多用途性與擴散性使它比核武更難以監管與控制。歷史告訴我們,衝突並非必然,但潛在威脅足以改變國家行為。
總而言之,AGI 對國際秩序的挑戰既巨大又複雜,它可能帶來人類繁榮的新契機,也可能成為全球安全最深沉的威脅。在這場尚未完全展開的「AI 冷戰」中,我們需要的不只是技術上的突破,更是政治智慧與國際合作的創新,唯有如此,才能避免人類重蹈覆轍,並在新的科技時代找到穩定與和平的可能性。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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