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優先論」原唱者是他:1990年代的布坎南,川普外交政策的啟發者
川普上任以來,對外政策上大刀闊斧,如果「美國優先論」是一首歌曲,那絕對是川普政府的外交主打歌。有些人把他想成徹底不可理喻的狂人,也有些人把他想成老謀深算、在下「很大一盤棋」的棋手。但是,川普的外交思維絕非他一個人的創見,最先在政治舞台搬演美國優先概念的「原唱者」,其實另有其人。
很大程度上,「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是美國國內政治史的老調重彈——特別是在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美國新右翼試圖挑戰老布希總統時曾出現過的說詞。他們雖然當初沒成功拉下所謂「全球主義菁英」的顢頇勢力,但這群人在民間宣傳的思維卻生了根、發了芽,兩個世代之後,終於成了白宮主人的決策主調。川普的「老師」不是哪位國際關係大師,也不是經貿或國安領域中哪位特立獨行的專家,而是他剛開始接觸政治領域時的流行說法之一。
因此,川普的外交政策不難解釋,卻很難預測。之所以不難解釋,不只因為他已經當過一任總統,更是因為他的行事方式在美國政治史上有跡可循。而之所以很難預測,則是因為指引他行事方向的,並不是一套確切的國際關係思想方針,而是這樣一系列認為菁英背棄美國利益、讓出美國主權的指控。嚴格說來這並非意識形態,而是一種心態,一心認為「國際關係沒那麼複雜,是美國歷來掌權者太軟弱或太腐敗」。如此「不要被占便宜」、「硬起來」的心態並不能算作政策目標,因此與其他政策方針如「延續美國在亞太和歐洲的領導能力」、「防堵中國、俄羅斯勢力擴張」或「確保高科技產業鏈健全」等等,在根本上有所不同,此心態所促成的做法更難以預測。
美國跨黨派老牌智庫CSIS歐洲中心2月中就曾表示,歐盟根本不知道在貿易上要向川普政府提出怎樣的妥協方案,「因為川普政府在『重新平衡貿易』之外追求的是什麼,其實並不清楚」。具百年歷史的英國外交智庫查塔姆研究所(Chatham House)亞太資深研究員亦撰文指出,川普當前的中國政策只能說是「在根本意義上不清楚」(fundamentally unclear);尤其在台海議題上,他擔憂這可能讓中國更加無所顧忌,北京更敢以「川普政府可能不會防衛台灣」為預設而逐步擴張軍事行動,也會削弱日韓菲等區域盟邦對美國安全承諾的信賴,讓其他發展中國家不敢選擇接受美國的領導。
▌「美國優先」:川普要說的,布坎南都說過了
川普的外交思維在美國政治史上有跡可循,可以從他最著名的外交口號看出端倪。「美國優先」口號宣示以美國人民的利益為優先,等同抨擊過去的美國外交政策不夠看重美國人民,反倒有意無意地以外國利益為重。不過,川普非但不是「美國優先」標語的發明者,他甚至不是首位打著這個旗號參與共和黨總統初選的政治人物。
早在1991年,曾任雷根政府白宮通訊聯絡辦公室主任的布坎南(Pat Buchanan),決定挑戰時任總統老布希、爭取共和黨提名權,他的競選總部就叫做「美國優先委員會」(America First Committee)——與1940年反對美國參與二戰、且其中許多領導人物支持納粹德國的草根組織同名。
布坎南的「美國優先論」出現在冷戰宣告終結的年代,但布坎南認為新世界將更加險惡。在他的形容中,全球化不只是經濟問題,而是政治問題:有一群菁英要賣掉美國的「主權」,追求某種「新世界秩序」(New World Order)。於是,布坎南主張要建立「一種新的民族主義,將美國放在第一位」。打著這樣的旗號,布坎南雖然在初選並未真正獲勝,但一個挑戰者在幾個初選州拿下動輒三成的初選票,並且主宰媒體輿論,已經讓老布希陣營心驚膽跳。
若把姓名和年代遮住,布坎南的許多演講詞,幾乎可以讓30年後的川普直接複製貼上。政治記者John Ganz於2024年年中出版《When the Clock Broke》一書,分析90年代初期美國政治的轉變,書中就花了相當多篇幅討論布坎南的競選策略,其中許多用詞應能讓今日的讀者感到似曾相識。舉例而言,在宣布爭取提名的演說中,布坎南宣示「在每一場協商中,不管是要談武器控制還是貿易,美國這邊一定要尋求美國的利益、美國的勝利」,在在都暗指美國不斷被占便宜,利益不斷被自家領導人出賣。
移民議題也被以同樣的方式理解:布坎南當時高呼「要大家關注這個國家的恥辱」,宣布要在美國邊境「建立圍牆」,不容「美國的帝國軍隊為全世界的邊境擔任守衛,但我們自家的前線卻門戶洞開,野蠻人已經進入閘門」。而在競選期間,布坎南來到一處槍枝工廠,跟工人說:「朋友,只要你投給我,就不會再有那些什麼外國出訪。日本、中國、韓國跟德國——我們支持他們那麼久,卻什麼都沒要回來。」布坎南想說的完整故事其實是:有些一天到晚往國外跑的菁英,把美國的資源往國外送;從軍事到貿易再到移民,問題都出在這些精英出賣美國人的利益,讓外國人占盡便宜。
當然,30年前美國的局勢和今日並不相同。比起今日川普政府把軍援烏克蘭說成浪費、讓美國當冤大頭,布坎南眼中美國在波灣戰爭等行動向中東派軍,則只是因為受到以色列國防軍的操縱,加上華府那群「以色列應聲蟲」(amen corner,原指在教堂裡附和牧師的教徒)的決策所致。當然,支持以色列仍是美國右翼的重要信念,很多本來可能是盟友的右翼意見領袖也有批評他的說法。
面對美國與國際同盟的約定,布坎南也同樣質疑其意義,但主要質疑的對象不是北約而是聯合國,他還認為同一時期發生的歐洲整合是在毀滅各國的主權,向布魯塞爾的官僚「臣服」——「我們美國人絕不能讓那檔事發生在這裡」。
相信美國被占便宜甚至被入侵、主張華府菁英背叛美國人民利益、不認為對外軍事援助符合美國利益、認為國際合作削弱主權、宣稱移民問題象徵政府放棄自家國民——很多人認定這些都是川普思維的主旋律,但其實,布坎南才是「美國優先」這首歌的原唱,川普只是一位翻唱者。
▌經濟問題背後,是菁英容許美國「被偷襲」
「美國被占便宜」的心態,也顯現於另一個重要面向之上:貿易逆差的存在,證明了美國正在被外國佔便宜,甚至正在被入侵。
今日的川普不只對中國、也對英國、歐盟、加拿大、墨西哥等夥伴國家祭出關稅,當年布坎南在貿易問題上的假想敵,主要集中在日本身上。當時,日本是最讓美國感受到威脅的新興經濟體,日資大幅投資美國、併購企業、購買房地產,引發大眾恐慌。在新右翼論述合輯《睡著的美國》前言裡,布坎南主張「日本侵略美國市場這件事,是在東京最高層級籌畫出來的,其精細程度一如山本將軍策畫偷襲珍珠港」。到了他的初選選戰正熾的時候,他更是將老布希貶斥為「『新世界秩序』的藝妓」(可以推想,布坎南未必知道藝妓從事表演工作而非性工作)。
當然,川普和布坎南也都不是憑空發明出美國第一的論調——早在1989年,剛開始涉足政治的川普本人就已跟隨同年代的大量名流,宣稱菁英縱容日本資金湧入、貿易逆差擴大,嚴重威脅美國人民。
John Ganz書中細數:那年,在ABC電視台的談話性節目中,川普就曾以「美國在誰手上」為主軸痛斥美國已經被日本吃乾抹淨;同一時間,民主黨籍也有參議員以「美國,反擊吧!」為廣告標語,說要告訴日本人,「如果我們不能在他們的市場賣東西,他們就不能在我們的市場賣東西」,同樣認為日本對美國不公平(即使並無實據)。
當時民調顯示,過半美國人認為日本將取代美國,過半對日本有負面觀感。汽車工人砸毀日本進口車作為抗議,暢銷小說裡的殘酷兇手是日本富商,地方政府在選民壓力下取消與日商簽訂的採購契約⋯⋯等等。彼時,出身富貴的老布希雖然只是跟隨前任總統雷根的腳步,再度出訪日本、密切與日本政商高層互動,卻又更加深他「國際菁英」的形象。
這種說法的號召力何在?在一般選民之間,對於「國際菁英」的憤懣之所以能找到市場,既有經濟層面的原因,也有文化上的。
在經濟面,美國90年代初期的經濟充滿震盪,背後原因確實包含全球化第一階段的工廠外移、就業機會流失,掏空許多社群的經濟基礎;此情形也更進一步讓資方更有籌碼威脅關廠、打壓工會。但還有包含其他複雜的因素,比如伊拉克入侵科威特造成的國際油價飆漲,且聯準會為了抑制通膨而維持高利率,也讓許多人償債更為困難。最後,雷根執政的1980年代大幅解除金融管制,撤出50年來對於高風險借貸、存款準備金等的管制,也讓美國在他卸任之後迅速迎來大規模的呆帳與銀行倒閉。
其實,1991年恰恰是川普從商生涯首度宣告破產的年份(他總共宣告破產6次),他在大西洋城興建巨型賭場「泰姬瑪哈」(Trump Taj Mahal),興建資金主要來自所謂「垃圾債券」(junk bond),承諾債務人高達14%的利息。這類垃圾債券在那5、6年間相當盛行,法規背景正是政府大規模解除相應的金融管制。在泰姬瑪哈開幕半年後,川普就因為賭場獲利不足以支付高昂的利息而宣告破產。而當然,當年獲邀出席國會聽證會談論經濟議題時,川普宣稱他的破產這反映了大環境惡劣:「我真的認為這個國家已經蕭條了。這不是衰退。如果你認為這是衰退,你只是在騙自己。」
人們感受到經濟的動盪,至於這個動盪該如何解釋、又該如何解決,「美國優先」成為1990年代的主要論調之一,當時在民間已經盛行,而現在,川普總統本人還是抱持這樣的心態:美國的經濟問題出在被外國佔了便宜,被人發動了珍珠港式的偷襲。
▌藍波代表的文化想像:面對外國太懦弱的官員
而在文化面,80年代至90年代最為盛行的英雄形象也呼應上述論調——政府菁英面對外國時無能、懦弱,因此要有英雄出馬捍衛國家,不能再讓敵國予取予求。
相信許多台灣讀者都聽過藍波(Rambo)的名號,1985年藍波系列第二部電影《第一滴血2》(Rambo: First Blood Part II)是當年美國年度票房第三名大片,劇情描寫一整批美國士兵被遺留在越南淪為戰俘,但軟弱又腐敗的政府官員不願承認,遑論與外國政府交涉、營救,身為越戰退役士兵的主角藍波只好親身犯險,一人殺退越共和蘇聯守軍,救回戰俘,再警告美國官員必須向大眾承認真相,否則他將重返。
這種「政府昏聵無能、需要英雄逼他們把事情做對」的想像不只存在於電影當中,而是反映現實社會中許多人的看法:在1992年,布坎南沒能成功爭取共和黨的總統提名,不過還有富商佩羅(Ross Perot)獨立參選,最後雖然落敗,佩羅的民調卻在很長一段時間中高居第一,勝過老布希和柯林頓,他的成名作正是指控美國領導人忽略戰俘議題。即使國會調查已經指出並無戰俘遺留,佩羅等人卻給了軍眷們錯誤希望,宣稱他們的親人之所以無消無息是政府軟弱的後果,而非因為他們真的已在中南半島叢林裡屍骨無存。
從這類陰謀論所衍生的「營救」訴求背後,也就是今日已被淡忘、但在80至90年代美國政壇相當重要的美國被俘與失蹤軍人運動(POW/MIA)。雖然缺乏任何真實證據,但佩羅擅長以集會、以道具(比如戰俘和蟑螂老鼠一起被關在地牢裡的塑像)博取關注,更曾在聖誕節時自行駕駛私家噴射機到寮國邊境,要求北越政府讓他入境,讓他能送禮物給(他宣稱存在的)大批戰俘們。
既然美國政府「毫無作為」,佩羅便出錢雇用退役軍官協助、直接殺往寮國營救被遺棄的戰俘,結果當然是半個戰俘都沒找到,受雇的退役軍官宣稱找到戰俘遺骸,後來卻被發現只是雞骨頭。甚至,許多人對佩羅的第一印象還來自1979年、他參選前10來年的另一件事:伊朗革命前夕,他在伊朗的員工因為行賄被捕,他更繞過政府、直接雇用一支傭兵嘗試劫獄。這些行動即使並未成功,但也讓佩羅可以營造藍波式「美國平民英雄」的形象,對抗不夠愛國、軟弱昏庸、且讓外國人予取予求的舊時代官員。
布坎南和佩羅都沒能選上總統,藍波更是只存在於電影當中。30年後,真的選上總統的富商川普再度高呼「美國優先」,宣稱只有自己能夠解決各種國際問題,而且解決方案相當輕鬆,就是不要軟弱、不要昏庸、要把美國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根據這套說法,解方不需來自任何具體政策方案,而來自正確的心態。川普的外交思維即是在90年代初期的社會背景當中學習而來,他的「老師」不是美國國安、貿易、外交等圈內的任何一位專家,而是布坎南,是佩羅,甚至還得包含藍波。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