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待58年的無罪判決：前死囚袴田巖冤獄案，看日本刑事再審制度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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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9月26日，經過58年的訴訟，日本袴田事件被告袴田巖先生終於取得再審無罪。今天（10月8日）檢方已表示放棄上訴，因此，袴田先生成為日本戰後第5件死刑事件再審獲判無罪者。

袴田事件的案件概要如下。1966年，靜岡縣清水市一間味噌製造工廠，發生常董一家四口被殺的案件。該味噌工廠員工，同時也是前職業拳擊手的袴田巖，因為手上有傷，加上睡衣上有血痕，被帶回接受調查而後被逮補。逮捕後的20天，袴田在連續接受了平均每天12小時的長時間的訊問後，自白承認犯罪。

1968年9月，靜岡地院判處袴田巖死刑。死刑判決的兩項重要證據，第一是其自白，但上述如此長時間訊問下所取得的45份筆錄中，法院僅肯認其中1份自白。第二是所謂的5件衣類，沾有血跡的5件衣類，是在事發後一年多後，突然從味噌工廠的味噌桶裡被發現，上面沾有血跡。地院基於這兩個決定性證據，判處袴田巖死刑。1980年，該死刑判決在日本最高法院定讞。但是，判袴田先生死刑判決的這兩項重要證據，也一直是再審路上的爭點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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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關43年的再審纏訟

日本刑事案件與台灣相近，若歷經三級三審後，被告對最高法院的終局判決仍有不服，可以根據刑事訴訟法提出再審，聲請再審的理由詳細列舉在刑事訴訟法第420條第1項，一般我們最常見到的開啟再審理由，就是依據新事實新證據向法院聲請，若法院肯認新事實新證據，認其足以使受判決人應受無罪、免訴免刑或輕於原判決所認罪名者，就會下再審開始裁定，讓案件重新再審。

袴田巖案於1981年聲請第一次再審，於2008年被最高法院駁回而告結束。2008年4月，辯護團將5件衣類浸在味噌桶裡的實驗結果作為新證據，聲請第二次再審。2010年9月，檢方於本案第一次任意地開示（編按：開示為日本法律用語，意指檢方提供辯方證據資料）了一些證據，辯護團才得以這些證據為基礎，再度要求檢方開示其他證據。

2014年3月27日，靜岡地院做出「再審開始裁定」，並以「繼續拘禁袴田一事，明顯違反正義，無法容認」為由，根據刑事訴訟法規定裁定停止死刑執行及拘禁，釋放袴田巖。然而，再審審判並沒有因此順利開始，檢方又對再審開始裁定提起抗告，2018年6月，東京高院撤銷靜岡地院的再審開始裁定，辯護團對此再提起特別抗告。2020年12月，最高法院撤銷了東京高院的裁定，案件再度回到東京高院。

時至2023年3月，東京高院肯認當初靜岡地院的再審開始裁定，以裁定撤回檢方抗告，檢方沒有再提起抗告，再審開始裁定才終告確定，袴田巖案終於可以再次審判。2023年10月27日，靜岡地院開啟了袴田事件再審審判的第1次開庭，一共開了15次庭，2024年5月22日審判終結，檢方求處死刑，辯方主張無罪。2024年9月26日，靜岡地院判決袴田巖先生無罪，10月8日檢方表明放棄上訴，袴田先生漫長的再審之路才宣告結束，以無罪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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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袴田事件為何纏訟多年？

袴田事件為何纏訟多年至今才再審無罪確定？答案其實就在我們中文表現的「纏訟多年」這四個字裡。當一個人喊冤主張無罪，聲請再審，我們必須檢討判決有罪的理由，是否有違誤或遺漏？或是有新的科學方法可以更進一步檢驗？而檢討的基礎在於紀錄和卷宗，也就是說，要取得紀錄和卷宗，才能去檢討。在台灣，我們稱之為「閱卷」，就是「證據閱覽」，而日本稱為「證據開示」。但如後詳述，日本沒有完整的證據開示制度，所以才導致「纏訟」。

而費時「多年」一事，我們可以想像在一般公司行號，一件工作如果費時多年，那或許是效率不好。為什麼效率不好？因為沒有設下死線，要求作業進度，所以才會費時多年。本文中將針對日本刑事再審制度的兩大問題來分析——證據開示制度不完整，以及未設定辦案期限。

▌證據開示制度不完整

當再審聲請權人主張無辜，當事人或他的律師首先需要做的，是去檢討分析該案件的證據有無問題，所以需要去閱卷。不僅僅是閱卷，而是閱全卷、閱「所有的」證據。只有拿到「所有的」證據，我們才能通盤精細地檢討調查，才能從裡面找出可能可以主張無罪、聲請再審的新證據。否則，看不到全體，只是瞎子摸象，沒有實益。

在台灣的程序上，2019年刑事訴訟法（以下稱「刑訴法」）再審編的修法前或修法後，雖依據條文不同，但律師原則上都可以看到全卷。所謂的全卷又是什麼呢？根據刑訴法264條第3項，所有偵查中的證據資料，都會被提交到法院。判決確定後，依據刑訴法457條第1項，以及台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民刑事審判記錄業務注意事項中，刑事審判記錄業務注意事項第194點，為使檢察官能夠執行案件，案件紀錄會被送回檢察署執行科。律師閱卷時，法令上沒有特別規定，因此2019年修法後台灣的律師所能看到的全卷，就是一個案件從偵查開始收集，乃至確定判決整個過程積累下來的所有紀錄。

相對於台灣，日本的律師在判決確定後，依據日本「刑事確定訴訟記錄法」可以向檢方聲請閱覽，閱覽範圍是依據同法第2條第1項「刑事被告事件に係る訴訟の記録…」，翻成中文就是關於該刑事被告案件的訴訟記錄。但該刑事案件的訴訟記錄範圍，實際上十分侷限。

這是因為在日本，檢察官起訴時，根據日本刑事訴訟法（以下稱「日本刑訴法」）256條，只要提出起訴狀即可，台灣稱此制度為「起訴狀一本主義」，立意在使審判者客觀中立，不事先閱覽證據產生心證而受偏見。另外，日本的刑事訴訟構造與美國同為「當事人主義」，原則上審判前檢辯雙方各自憑本事準備武器，沒有必要給對方看手裡拿著什麼牌。

因此，根據日本刑訴法299條第1項，檢察官的證據開示義務，只限於自己要聲請調查的證據。實務上，雖然檢方並不會在所有案件都堅決不提供開示義務以外的其他證據，或對辯方的證據開示請求一概拒絕，但畢竟這取決於檢察官的裁量，並非明文。當開示證據不是檢察官的義務而是裁量時，被告的防禦權行使就處於一個不安定的狀態。而沒有出現在審判程序中的證據，就不會出現在確定紀錄裡，不受刑事確定訴訟記錄法的規範，律師也無從請求開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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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也曾修正刑訴法，於2005年施行了審前整理程序（日本刑訴法316條以下）。新增的審前整理程序中，為了整理爭點，關於檢方的證據開示有更詳細的規定，辯方依此能夠依法取得更多資料。而這些資料，因為曾在審判中出現了，所以之後就會在確定紀錄中，可以依據刑事確定案件記錄法，去請求開示閱覽。

然而，這項程序的修正，主要乃是為了因應裁判員制度，而適用於裁判員參與的案件（下稱裁判員事件）因為要方便人民擔任裁判員，參與審判，故須訂定詳細的開庭日程，要訂定詳細開庭日程，就必須要求檢辯雙方於審前將爭點釐清，而有更多資料，雙方才能釐清重點。換句話說，是為了釐清爭點，所以才制訂審前整理程序，順帶地使被告及其辯護人得到更多資料了。

但是，只有裁判員事件才會義務性地適用審前整理程序，而裁判員事件只佔全體刑事案件的極少數，以日本法務省統計來說，2023年裁判員事件被告有972人，第一審案件全體有64987人，只有1.5%。換句話說，絕大部分的刑事案件被告，並沒有受惠於審前整理程序，無法在確定判決前取得更多證據為自己防禦，也無法在確定判決後依法請求開示閱覽。在這樣的制度下，聲請再審權人如何找到在確定判決時沒有被考慮到的證據？或是如何能夠全盤性檢討偵查中取得的證據內容或程序上的問題呢？

回到袴田事件，5件衣類上面的血跡，是浸漬在味增桶內一年後會有的顏色嗎？要解開這個謎，不只參考最終鑑定書裡面的資料照，更需要當時實際拍攝的照片及底片，再以此為基礎去調查，甚至運用科學實驗重新檢驗，但是照片、底片這樣的證據，在日本，因為在確定判決前沒有出現在審判裡，不屬於刑事確定訴訟記錄法管理，也無其他法規可以要求檢方提出，檢方若是不主動開示，辯護團只能「想像」這樣的證據資料可能存在，一次又一次的請求檢方開示。2010年，袴田巖案的檢方「很幸運」找到了底片照片，並開示了這些證據，否則，第二次聲請再審應該也很難有所進展。所謂的「纏訟」，就是因為不完善的證據開示制度而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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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設計辦案期限規定

袴田案事發至今58年才獲得無罪確定，如此費時的現象並不只存在於袴田案，而是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問題。例如1979年發生在鹿兒島的大崎事件，事發至今已經45年，從聲請再審開始起算，也已經是第29個年頭，還在第4次聲請再審中。1961年發生的名張毒葡萄酒事件，至今已經63年，當事人奧西勝已經病死獄中，由妹妹繼續進行死後再審，尚在第10次聲請再審中。

即便是再審無罪確定的，也有些案例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得以雪冤。1967年發生的布川事件被告之一櫻井昌司，曾於2018年應台灣冤獄平反協會邀請到台灣演講，他在事發後44年之間不斷喊冤，終於在2011年獲得再審無罪。1990年足利事件的被告菅家利和，也是在事發的18年後才取得再審無罪。在日本，為什麼案件審理會花這麼長的時間呢？除了上述不完善的證據開示制度外，另一個可以考量的因素，就是辦案期限的規定。

在台灣，我們有「各級法院辦案期限實施要點」這個行政規則，設置了各類案件的處理時限與超過期限的處理方式。以刑事再審案件來說，第4點第二十三規定，刑事再審聲請案件自收案起逾8個月者，須報請院長核閱，必要時督促注意。再依據同要點第2點第二十二，逾10個月者，除由院長負責督促辦理外，並按月填具遲延案件月報表。

必須注意，有辦案期限的規定，並不代表案件就能夠被迅速妥善地處理，由過去徐自強案、謝志宏案等案，以及至今尚待再審的案件就可知，我國的問題大都發生在不斷更審，也就是說，一方面符合上述辦案期限的規定，但另一方面案子卻像皮球一樣不斷地被踢來踢去，因此還是會有曠日費時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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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這個問題，台灣於2012年施行了刑事妥速審判法（下稱「速審法」），防止重罪被告因案件懸而未決一再被羈押，也連帶加速了案件確定。譬如以現行速審法為例，第5條規定，最重本刑死刑、無期徒刑或逾有期徒刑10年者，其延長羈押次數於第一審、第二審以6次為限，第三審以1次為限，且審判中羈押期間不得超過5年。羈押期滿判決尚未確定者，法院應即將被告釋放。

因此，在被告釋放期限到來之前，法院有趕緊將案件確定的必要，某一程度會改善案件被踢皮球的問題。但同時，也會產生是否匆促判決的疑慮？台灣廢除死刑推動聯盟曾以專文指出，2011年死刑定讞數量飆高，與那一年前後速審法的制定及施行的關聯性，點出了案件處理效率與審慎認定事實兩者如何平衡的問題，今後有待討論。

相較於台灣已經從辦案期限規定衍伸到更審的問題，乃至有如何兼顧效率與事實認定審慎度的問題，日本仍在辦案期限完全沒有相關法令可循的這件事情上打轉；再者，日本與台灣過去相同，再審案件並不是一定要開庭，但我國已於2019年修改刑事訴訟法，增加檢辯雙方陳述意見權，實現了開庭程序，只在「顯無必要」時才可不用開庭。但日本沒有這類規定，因此，除了由法官裁量，找檢辯雙方到辦公室進行所謂「三者協議」，亦即在場互相整理爭點、要求開示證據，或是寫意見書呼籲法院處理之外，在再審曠日費時這件事情上，日本可以說是沒有著力點可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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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審制度修法方向

綜上所述，筆者淺認日本刑事再審制度，必須先由「證據一律開示」的修法開始。追根究底，證據如何閱覽，與訴訟構造，意即職權主義、當事人主義云云相關，本文就先不詳述訴訟構造的問題。但即便因訴訟構造的不同，使台日兩國於起訴後證據的閱覽方式及範圍有所不同，但因為冤案的確存在，所以，救援冤案的角度來說，案件證據的完整開示閱覽有其必要。

美國與日本的訴訟構造及證據開示方式較為雷同，大多數的州在刑事證據開示上仍有所限制，但在發現冤案存在之後，有一些州、郡或市，已經慢慢開放了證據開示制度。譬如北卡羅萊納州於2004年後採「open file」制度開示所有證據，更在2011年修法將證據開示主體擴大到偵查機關的代理人，包含了受偵查機關囑託調查案情、檢驗或收集證據之公私團體。

如此可知，不管訴訟結構為何，以救濟冤案的角度來看，證據的完整開示閱覽都是同樣重要的。另外，日本在案件處理上，沒有設定辦案期限，也是今天袴田事件延遲訴訟的原因之一，設定辦案期限，並以台灣經驗為例，同時修法充實程序的實質進行，是今後期待的一個修法方向。

日本法界也正在推動改革，例如日本律師公會連合會（以下稱「日辯連」）的「再審法實現本部」，以及日本國會裡一個超黨派議員聯盟300名以上的議員，都在積極推動包括證據開示制度的各項再審法修正，其中新首相石破茂總理大臣，也曾對日辯連再審法推動寄語表示肯定，石破同時也是上述議員聯盟的其中一員，今後日本再審法將如何被推動，也是我們注目的焦點。

另外，本文尚未談及「證據保管」一事。完整的證據開示固然重要，但其前提在於要適當保管證據，若沒有妥善的證據保管，證據開示也不會完全。日本除了證據開示制度不完整之外，書證、物證的證據保管也沒有適當法令規範。這一點，日本無法套用台灣經驗，因為台灣也有證物保管不當，受監察院調查的例子，也有再審案件DNA鑑定相關證物被廢棄，導致無法重新鑑定的案例。因此，本文討論的日本再審制度雖有證據開示問題，但證據保管問題也應一併注意，且此問題相同存在於台日兩國，特此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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