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宮政策能對經濟產生多少影響？從美國建國延續到2024大選的經濟路線之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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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Alexander Hamilton）　　

—–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兩位候選人在許多搖擺州民調互相緊咬不放。原本賀錦麗團隊寄望在9月的辯論會之後，能夠拉開與川普的民調差距，但有趣的是，辯論後雖然外界普遍認為賀錦麗表現較為出色，但民調並沒有太顯著的變動。主要的原因是雙方的基本盤都相當穩固，加上彼此在辯論中雖然煙硝味十足，但實際政見論述其實不多，雙方所做的是不斷重複原本壁壘分明的立場，使得中間選民依然難以做出投票判斷。

隨著11月初的投票日不斷逼近，除了一些每次選戰必吵的敏感議題，例如墮胎權、槍枝管制之外，雙方的經濟政見逐漸受到重視。川普的經濟主軸依然是圍繞著關稅和「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賀錦麗則不斷端出眼花撩亂的經濟政見，包括日前推出一份約80頁的經濟政策議程；於此同時，雙方也忙著攻擊對方陣營的經濟政策。筆者希望以這篇文章，用理性和專業的經濟角度，以及在地的觀點，來分析雙方候選人的經濟政策。

首先，我們來討論美國總統的經濟政策對於經濟有多少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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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笨蛋，問題出在經濟！」——是這樣嗎？

「笨蛋，問題出在經濟！」（It's the economy, stupid!）這句話是1992年，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柯林頓（Bill Clinton）擊敗爭取連任的共和黨籍總統老布希（George H. W. Bush）的關鍵名言。

80年代末期和90年代初期，隨著冷戰的結束，以美國為首的民主陣營國防支出減少、加上過度緊縮的貨幣政策，造成許多西方國家的經濟衰退。當時柯林頓的競選團隊抓住了這個機會，猛攻老布希的經濟執政能力，成功地把年輕的柯林頓送進了白宮，這句話也成了後來很多候選人競選時的熱門標語。

但平心而論，美國的最高領導人，在4年任內對於這個占全世界四分之一以上GDP的高度資本主義國家，能夠有多少的影響力？許多的經濟研究都表示，白宮並沒有辦法透過財政政策、立法或行政命令來顯著地左右整體經濟表現，畢竟美國並非由政府高度控制的計劃經濟體制，這個全世界最大的經濟體內部是極度分散和多元的大小企業、商業投資、經濟型態、彼此互斥的財團利益等，因此很難用單一的方式來影響全國的經濟表現。

但這並不妨礙執政團隊將飆高的股市或良好的經濟數據當成自己的政績來大書特書，也無法阻止媒體或是反對者將經濟衰退或是表現不佳怪罪於執政團隊。

無論政府的政策是否會影響實質經濟，美國的政壇有句話叫做"The buck stops here."翻譯出來就是「責任止步於此」。這句話源自於杜魯門總統的座右銘，表示他最終要對所有的政府行為負責。因此不管經濟表現是否直接和總統的政策有關，總統都要負起政治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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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的手應該伸到經濟嗎？

白宮在經濟中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這個問題在美國立國之初就是一個不斷被辯論的議題。本文一開始的兩段名言揭示了這個拉扯。屬於聯邦黨（Federalist Party）的美國首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強調政府在經濟的角色，並認為政府應該積極干預經濟的管制和規範，否則將陷入混亂；但是屬於民主共和黨（Democratic-Republican Party）的美國第三任總統傑佛遜則認為政府對經濟最好的政策就是無為而治。這樣的爭論一直延續到200多年後的民主黨和共和黨的觀點。

雖然一般經濟學者認為白宮的經濟政策與整體美國經濟表現的關係通常微弱，但在美國歷史中，有一重大事件聯繫了政府財政政策與經濟發展，也成為民主黨對政府在經濟中扮演角色認知的教科書等級素材，那就是1933年到1938年之間民主黨總統羅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推行的「新政」（New Deal）。

新政的推行背景，要追溯回到1929年美國經濟大蕭條開始的時候，當時美國經濟幾乎崩潰、企業投資緊縮、銀行倒閉、金融系統瀕臨瓦解、失業人潮每日遽增，因此在1933年羅斯福擔任總統後，為了刺激經濟，立即推出了「新政」，注入大量政府資源，建立了聯邦存保機構（FDIC）穩定金融機構、建立社會安全系統保障美國退休人士的財務狀況。

最重要的是，「新政」大興土木進行了許多公共工程和建立勞工部門，建設了許多到今天都還屹立不搖的基礎建設，包括胡佛水庫、紐約拉瓜地亞機場、連接紐澤西和紐約的林肯河底隧道、舊金山的海灣大橋、還有其他多不勝數的公共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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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將凱因斯總體需求理論推上世界舞台的「新政」總花費相當龐大，當年耗資約420億美金，相當於當時美國一年GDP的40%。雖然花費史無前例，但「新政」總體而言是成功的，因為金融機構的穩定讓民眾開始對經濟有信心，經濟復甦也緩慢地降低了失業率（三年內從25%降到14%），同時也增加了政府稅收，增加的稅收便抵消了龐大的支出，使得赤字並沒有太過離譜地增加。因此「新政」不但間接肯定了「大有為政府」是可以幫助經濟發展的，也在民主黨大政府與共和黨小政府的爭論中，為民主黨加了一分。

但「大有為政府」的美好理想在60年代幻滅。1964年，當時民主黨的詹森總統推行「偉大社會」（Great Society）大型計畫，再次強調大量政府支出，尤其在社會福利方面——資助低收入戶、期待解決貧窮問題。雖然這個大型計劃影響評價不一，但是許多經濟學者認為這個計畫引起了「萬萬想不到」（unintended consequences）的後果，因為財務補貼造成低收入戶長期的依賴，使他們更安於現狀，結果導致整體社會收入更加不均、城市治安更加惡化、貧窮僵固性等更嚴重的問題。

在美國的經濟歷史中，除了1930年代羅斯福的「新政」之外，華府祭出的經濟政策對實體經濟其實鮮少有真正顯著地影響。這也給為共和黨的小政府論述提供了許多證據，共和黨認為經濟的韌性在於民間企業，政府要做的就是鬆綁和閃一邊，不要擋在飛騰的經濟火車頭前面。

在1980年代，共和黨的雷根擔任總統期間，強調「供給面經濟學」，也就是縮小聯邦政府規模、減稅、去管制、和推行自由市場政策。他的經濟政策使得美國在20世紀80年代初期經濟衰退後，經濟經歷了持續成長的十年。另外失業率下降、通貨膨脹得到控制、私部門顯著成長，創造了數百萬個就業機會、股市成長，反映出人們對經濟和私部門的信心增強；加上80年代末期蘇聯的解體，讓美國人對雷根總統充滿了美好回憶，也為共和黨的小政府主張加了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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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錦麗的「綠色新政」與川普的新「供給面經濟學」？

時間來到2024年，賀錦麗和川普之間的經濟政策，表面上看似是許多政策的組合，但真正的差異，可以追溯到前文所述的兩種意識形態爭論。

賀錦麗的經濟論述，可說是滿滿的民主黨價值，強調政府角色的重要。她所稱的「機會經濟」（opportunity economics）包括增加最低工資、減少貧窮與收入不均、學生貸款寬限與減免、資助首次購屋、新生兒與孩童補助等，走的是詹森總統的福利社會路線，由政府出面救窮扶貧。

除了福利政策和補助等財政支出外，賀錦麗也推出許多「類新政」的產業政策。早在擔任參議員的時候，她就支持「綠色新政」（Green New Deal）希望推動新能源政策。日前她也提出了預計耗費1,000億美元的「美國前進」（America Forward）議程，呼籲稅收抵免以促進投資和創造工業就業機會，同時投資人工智慧、科學和能源開發，以及支持美國製造的產品。投入大量的財政支出來讓製造業升級。這種由政府選擇贏家和輸家的做法，與拜登的《晶片法案》都是屬於產業政策，在過往的歷史證明對經濟和產業的弊多於利。

川普的經濟政見核心，簡單的說就是減稅和關稅。身為一個非典型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的經濟政見主軸也反映了他與共和黨的訴求不全然重疊的風格。雖然減稅是雷根「供給面經濟學」的核心，但是關稅偏離了共和黨強調自由貿易的基調，對美國民眾也是弊多於利。

川普對關稅的情有獨鍾可說是過分的不切實際。他對關稅的喜愛可以追溯回到80年代——在80年代他還在紐約蓋旅館做生意的時候，許多次和日本人和其他國家的商人交手鎩羽而歸，他當時就在不同的場合說日本、沙烏地阿拉伯和科威特這些盟友在騙美國。川普認為不應該用增稅來減少政府赤字，他說「我們應該讓這些佔了我們便宜的國家來償還2,000億美元的赤字」，可說是一路走來始終如一。

了解兩位候選人的經濟論述背後所代表的立場，可以幫助我們深入探討經濟政策底層的意識形態，以及兩黨對未來經濟的願景。接下來，筆者就以下美國選民關注的部分民生經濟議題比較兩位候選人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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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賴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