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野心:英俄「中亞大競逐」的征服者啟示錄
文/孫超群(The Glocal研究員)
「大競逐」(The Great Game,或譯作大博弈)此一政治術語,對於近代中亞歷史及國際關係愛好者來說並不陌生。兩個世紀前,英國著名軍官兼探險家柯諾里首創這術語,後來被作家吉卜林發揚光大。「大競逐」即是:大國爭奪地緣政治利益的比賽,過程之中機關算盡,爾虞我詐,甚至不惜一切大動干戈。
在《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一書中,譜寫了傳統意義的英俄「大競逐」時期,由1801年俄羅斯沙皇保羅一世萌生入侵英屬印度的念頭伊始,直到1907年英俄結盟結束(當然,確實開始時間眾說紛紜)。作者彼德.霍普克(Peter Hopkirk)被公認為優秀的中亞歷史學家及記者,他努力不懈地把兩世紀前列強在中亞博弈的起承轉合,栩栩如生地呈現於讀者眼前。
2014年,彼德.霍普克以83歲之齡與世長辭,一些著名中亞研究學者及記者均對這位巨人萬分致敬,其中一位就是筆者最敬重的中亞事務資深記者潘尼爾(Bruce Pannier),這無疑是肯定作者個人成就及地位。除了這本著作,筆者還有幸拜讀作者的《新大博弈:一戰中亞爭霸記》,此著書寫一戰時期大國如何在土耳其、波斯和阿富汗爭奪影響力,內容同樣精彩。
相距32年,此著作中譯版本橫空出世,確實是適合的時機,讓大家思考大國衝突與戰爭的議題。
19世紀初,亦即法國大革命至拿破崙戰爭的時期,俄羅斯與英國結為盟友,共同抵抗法國這個威脅歐洲的大敵。但當時俄羅斯正在醞釀中的帝國夢,早為日後英俄關係惡化埋下伏筆。雖然保羅一世的繼任者亞歷山大一世沒有前任沙皇的澎湃野心,計劃進攻英屬印度,但其實他曾嘗試拉攏拿破崙,不只覬覦鄂圖曼帝國,更把目光投向東方的高加索、波斯,甚至中亞地區,勢必與英國爆發地緣利益衝突。「歐洲協調」(Concert of Europe)過後,英俄漸漸變得各懷鬼胎,日積月累的不信任,令日後兩國交惡,更曾瀕臨開戰邊緣。
突然想起,近日因俄羅斯和烏克蘭戰爭再次被人提起的「進攻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國際關係大師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他的理論或許驗證了英俄之間命中註定的衝突:國際社會處於霍布斯所說的無政府狀態,在弱肉強食、缺乏安全感下,每國為了自保,必定加強自身政治、經濟、軍事等等實力,繼而進行侵略行為。另一方面,米爾斯海默相信權力平衡(Balance of Power)原則,只有大國之間力量互相制衡,達致和平穩定局面。
回到英俄「大競逐」時期,當時列強參與殖民地競賽,慢慢成為海洋霸權的大英帝國,大幅拓展海外版圖,包括印度;以陸上霸權自居的俄羅斯帝國,除了向廣闊的西伯利亞擴張,亦兼併高加索和今日的中亞五國地區。兩強最後終於在阿富汗相遇,到了這裡,就是英俄「大競逐」的高潮。
但幸運的是,全靠權力平衡的現實計算,英俄兩強並沒有爆發全面戰爭,最多只是利用外交及有限度軍事手段,在中亞擴大政治影響力,例如透過和小國互通款曲(喀布爾政權、赫拉特政權、阿古柏的哲德沙爾汗國,以及喀什米爾諸國),或是與彼此勢力範圍的緩衝地帶發動戰爭(1837年俄羅斯支持波斯攻打赫拉特、兩次英國 — 阿富汗戰爭)。這一發展十分符合「現實主義」理論。
誠然,國際關係理論終究只從「結構」方面解釋衝突根源及本質,但若要了解為何有些大國會選擇戰爭的話,則需要從理解「脈絡」方面著手。在了解英俄「大競逐」時,不少論者都會思考一些問題:究竟俄羅斯是否真的劍指印度,威脅英國?英俄兩國會否終需一戰?
彼德.霍普克在書中切入不少角度,好讓讀者了解箇中脈絡。最常聽到的觀點,就是俄羅斯難以克服地理及天氣的客觀條件限制。除了中亞可怕的沙漠,俄軍在攻打印度前要先克服高聳的山脈、狹窄的隘口以及充滿敵意的部族。究竟不諳當地形勢的士兵如何與大炮及重裝備,大規模地跨越複雜陡峭的地理環境呢?
的確,俄羅斯能夠在1860至80年代順利征服布哈拉酋長國、希瓦汗國、浩罕汗國以及土庫曼部落,幾乎控制整個中亞地區。但當應付前進印度必經之路的阿富汗,其天然屏障和難纏的普什圖部落,也足以令俄羅斯束手無策。就如安薩利(Tamim Ansary)在《無規則遊戲:阿富汗屢被中斷的歷史》書中的描述,阿富汗山頭林立,沒有「大台」,部落能屈能伸的抵抗意志,連英國都只能以慘勝姿態,對其略加短暫的影響力。
此外,英俄兩國對中亞政策的變化,很大程度受國際局勢影響。此著雖然以中亞地區為軸心,但亦詳細解釋其他地方的局勢,如何影響英俄在中亞的算盤。俄羅斯一直對伊斯坦堡及德黑蘭虎視耽耽,在拿破崙戰爭後,英國國內疑俄派日益警惕,此派以曾在俄羅斯駐守、有疑俄派之父稱號的羅伯特・威爾遜爵士(Sir Robert Wilson)為代表。自從在1820年代俄羅斯先後擊倒鄂圖曼帝國和波斯卡扎爾王朝,並取得對方大量土地之後,英國政府內部對俄羅斯的不安和猜忌與日俱增,反之戰爭亦助長俄羅斯征服中亞、取下印度的自信。
可是,英俄分別經歷1830年代末至1840年代初阿富汗及希瓦戰事失利的打擊後,雙方開始把角力場轉移到近東及鄂圖曼帝國。直到1850年代,俄羅斯在克里米亞戰爭中吃了敗仗,決定重返中亞,幸運的是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反觀英國受制於民選政府,當時對中亞實施「精明無為政策」,擁護「前進政策」的鷹派一直不受重視,倫敦及加爾各答更對俄羅斯的擴張啞忍。然而,1870至1880年代英國決定回應俄羅斯的進取行為,轉而先發制人控制阿富汗,令俄羅斯在中亞擴張出現瓶頸。自從俄羅斯在1880年代取下土庫曼後,擴張步伐便停頓下來。
直到1905年日俄戰爭,俄羅斯終嚐敗仗,其陸上強權的地位,被漸漸崛起的德國所取代,英國亦不再將俄放在眼裡。此局面促成英俄兩國冰釋前嫌,在1907年組成同盟,劃定中亞勢力範圍,結束了長達100年的中亞「大競逐」。可悲的是,英俄兩國雖避過終戰,但逃不過修昔底德陷阱,歐洲列強打破勢力均衡局面,使全面戰爭終於爆發。
「大競逐」並沒有因為英俄停止在中亞地區的角力而結束,而是一直傳續下去。事實上,英俄在中亞的明爭暗鬥只屬當時「大競逐」的一部分。無論列強在中亞、中國、鄂圖曼帝國或是非洲殖民地的爭奪戰,均屬於「大競逐」。因此在1907年英俄結盟以後,不等於「大競逐」戛然而止。就如米爾斯海默的理論,世界處於列強之間的衝突狀態中,並且永遠不會結束。彼德.霍普克亦在書中所言,「這場競賽註定會以新的樣貌、新的力道再次開打」。
到底彼德.霍普克所說的新樣貌是甚麼一回事呢?以國際關係的語言來說,一戰前後「多極體系」下列強之間的衝突,發展至二戰結束後「兩極體系」下美蘇的冷戰,便是「大競逐」的新面貌——大英帝國海上霸權的地位逐漸被美國取代,而歐陸一眾列強則被蘇聯取代,成為可與美國分庭抗禮的勢力。兩強以北約組織及華沙公約組織的兩大陣營亮相,讓「大競逐」以新的力道在中東、越南、阿富汗開打。
即使到冷戰結束,法蘭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提倡以「自由主義」(Liberalism)獲得最終勝利的「歷史終結論」並沒有實現,而美國領導下的「一超多強」霸權體制走到今時今日,已面臨不少逐漸壯大的反撲力量——中國的迎面挑戰,俄羅斯的帝國遺夢,宗教極端主義勢力,每一天都在考驗「自由主義」陣營。根據杭亭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文明衝突論》中所言,分屬東正教文明的俄羅斯和西方文明的歐美國家,必定因為意識形態發生衝突。
處於兩大陣營之間文明斷層線的烏克蘭,近日就爆發了戰爭。就算以地緣政治的角度出發,不論是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的心臟地帶理論(The Heartland Theory)、斯皮克曼(Nicholas J. Spykman)的爭奪邊緣地帶(Rimland)論述,或是布里辛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的大西洋主義,都預示了海權勢力(歐美國家)及陸權勢力(俄羅斯)最終會因為爭奪地緣政治利益而爆發衝突。
究竟彼德.霍普克此著作今天給予我們甚麼啟示?米爾斯海默曾說過一句說話,令筆者特別印象深刻。他說,歐美國家與俄羅斯(以及中國)之間最大的分野,就是前者是21世紀的國家,後者仍然是19世紀的國家。這裡指的不是國家發展程度,而是政權對國際關係的信仰。
19世紀「大競逐」中的英俄兩強,較傾向信奉「現實主義」的勢力均衡原則,亦相信若僭越對方底線的話,戰爭會是處理衝突的普遍手法。這可解釋英俄兩強到競賽最後,為何沒有爆發正面戰爭,是因為他們的勢力能夠互相制衡,並意識到交戰將會弊多於利。
當時中亞汗國地區並非屬於英國或任何一方的勢力範圍,俄羅斯能無後顧之憂,隨心所欲地征服與其力量差距懸殊的小國。但是,當1880年代俄羅斯取下梅爾夫,對赫拉特摩拳擦掌的時候,英國向俄羅斯展現捍衛「印度門戶」赫拉特的堅定決心,強硬警告俄羅斯若進犯英國的「勢力範圍」,就等同向其宣戰。就是這樣,兩強避免了一場大戰,而俄羅斯下一次入侵阿富汗,已經是一個世紀後的事情了。
這場19世紀的英俄「大競逐」,聖彼得堡的政治目標十分現實,並非想與身為強權的英國正面交鋒,顯然是想延遲任何關於訂立邊界的協議,直到佔領所有想要的地區為止,透過博弈而非戰爭獲取最大利益。畢竟,俄羅斯清楚與英國正面戰爭的高昂代價,當接近打破勢力均衡的邊緣,俄羅斯能夠退而求其次。當然,俄羅斯疑英派好戰分子不缺土壤,但「正常情況」下,他們並非主流聲音,政府多循「現實主義」計算。例如,1878年俄土戰爭後,俄羅斯突厥斯坦總督考夫曼(Konstantin Kaufman)欲借勢進攻英屬印度,卻被沙皇亞歷山大三世叫停(諷刺的是,30年後列強之間秘密的集體安全聯盟,讓大家不自覺地捲入一戰的漩渦,這是「多極體系」的失算問題了)。
回到21世紀的烏克蘭危機,雖然未能與世界大戰相提並論,歐美國家並沒對俄羅斯正式宣戰出兵,但卻已瀕臨三戰的邊緣——歐美國家向烏克蘭提供資金及軍備,各國志願軍親赴戰場作戰,俄烏戰爭某程度上已成為代理人戰爭。
俄烏戰事對歐美國家來說是始料未及的,究竟出現了什麼問題呢?米爾斯海默明確指出,問題出於歐美國家使用21世紀的方法,對付19世紀的對手(普丁治下的俄羅斯)。19世紀與21世紀國家在國際關係信仰上的最大分別,就是後者相信「自由主義」外交政策,重視推廣自由民主意識形態,而輕視「現實主義」的權力平衡原則,更不相信俄羅斯會因為安全被威脅而發動戰爭。
另一重點,就是歐美國家在烏克蘭問題上表現「戰略模糊」,不斷給予烏克蘭可加入西方陣營的幻想(加入北約及歐盟),但實際上又沒有擁護烏克蘭安全的決心。這舉棋不定的態度,壯大了俄羅斯要用武力捍衛勢力平衡及其勢力範圍(烏克蘭)的決心。結果,到2014年前烏克蘭危機爆發時,歐美國家對俄羅斯的行動感到錯愕,無所適從。這8年過去,烏克蘭危機未得到妥善解決,到今日終於升級為一場戰爭。
回歸昔日英俄「大競逐」,在1907年歷史性的英俄條約(Anglo-Russian Convention)中得以實現劃分勢力範圍,平衡各方利益,使英俄「大競逐」得以落幕,結成戰略聯盟。如果歐美國家重歸19世紀「現實主義」的信仰,拋棄21世紀「自由主義」的浪漫及優柔寡斷,在烏克蘭問題上能否更有效回應俄羅斯的挑戰呢?
目前已有不少論者思考,烏克蘭接受「芬蘭化」(Finlandization)的命運,似乎比起國家東西分裂或停戰無期已是很好的「妥協」,但問題依然是俄烏其中一方在戰場上能否取得壓倒性優勢,令兩國各自的談判底線變得現實。
借古鑑今,在這亂世閱讀《帝國的野心:十九世紀英俄帝國中亞大競逐》來得及時。除了思考大國衝突與戰爭的議題,此著作可貴之處,就是強調「人」的因素並不卑微。英俄「大競逐」時代的冒險家並非大國政治中的一顆齒輪,而是參與競賽的主角。不論是死於布哈拉殘暴埃米爾手下的英國軍官史多達特和柯諾里,或是探索興都庫什山和喀喇崑崙山的羅伯特・蕭和海沃德,他們都不是籍籍無名。如果沒有像他們般勇敢的冒險家,我們今天就不能透過此著作增進對中亞的認識。
作者:彼德.霍普克
譯者:李易安
出版社:黑體文化
出版日期:2022/04/27
內容簡介:2021年末美軍撤出阿富汗,阿富汗究竟有什麼重要性,讓美國及之前的大英帝國和沙皇俄國爭相派兵進入?又是什麼樣堅強、剽悍的民族性讓這些外來入侵者灰頭土臉地一一撤出?另一方面,俄羅斯在2022年初進攻烏克蘭,是什麼樣的歷史情懷,讓俄羅斯此一龐大國家長久存在著被包圍的恐懼?不論是阿富汗的戰略位置,或俄國出兵烏克蘭背後所隱含的恐懼,兩個看似毫不相關的議題,卻可在十九世紀一場百年競逐中找到源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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