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布達佩斯往奧地利方向的M1高速公路上，穆罕默德與艾哈邁德率領的流亡大隊，造成了交通阻塞。但是，沿途仍有不少路過駕駛停下來，贈送難民食物飲水。

西行35公里後，許多帶著孩子的家庭遠遠落後。入夜開始下雨，流亡者已疲倦不堪。21點左右，他們在高速公路旁依著灌木叢落腳休息，以防警方包圍。有人開始抱怨不該跟著出行，留在布達佩斯車站至少可以遮風避雨。

匈牙利政府宣布出動巴士載送難民的消息傳來，曾在人群中引起一片歡呼，但許多人仍持懷疑態度。因為，就在昨天，匈牙利當局先是對難民發售前往維也納的車票，但列車只行駛不到二十公里就停下來了。車上難民這時才發現，當局此舉，是為了將他們運到鄰近小鎮比奇科（Bicske）的臨時難民營。

流亡大隊的前途未卜，也不敢信任匈牙利政府。他們在濕冷的秋雨中警戒，無法安心休息。隨行的匈牙利義工與部落客們透過網路急徵：防水墊、睡袋、酸痛藥膏，越多越好。

9月5日星期六，凌晨0點1分，第一批巴士終於從布達佩斯東車站發車。半個小時後，四輛巴士出現在M1高速公路上難民大隊的落腳處。

穆罕默德必須確認這是否為匈牙利政府所設的陷阱。他請一名記者陪伴，詢問巴士司機。司機回覆：「對，前往邊境，上頭指示的。」對話被記者拍攝存證。

穆罕默德認為值得一試，但艾哈邁德卻持懷疑態度反對。兩位帶隊者在旁人圍觀下爭論了一陣子，最後艾哈邁德讓步了。他們決定先遣一批年輕力壯的男人上車探路，若真的抵達了邊境，再回頭通知大隊，讓婦孺與其他人搭車前往。

差不多與此同時，留在後方布達佩斯車站的難民們也開始分批搭上巴士。場面混亂，無法統計人數，更遑論造冊登記。匈牙利政府的目標很單純：把人給清空就是了。

凌晨2點56分，難民的先遣隊伍順利抵達匈奧邊境的小鎮黑吉斯哈隆。他們透過手機通知後方大隊，頓時歡聲雷動，許多人流下眼淚。流亡者開始推擠上車。

匈牙利義工們一面勉強維持上車秩序，一面透過擴音器道別：

當時，奧匈邊境下起了傾盆大雨。難民抵達黑吉斯哈隆後，還有一段路等著他們。他們必須下車，沿著荒地間的公路穿越國境，走進奧地利尼克爾村的邊境檢查哨。

奧地利尼克爾村的邊境駐警中隊長史萊納（Manfred Schreiner），在週五傍晚17點開始值班時，完全沒有料到，這會是他生涯中最漫長、最震撼的值勤夜。

自八天前發生冷凍貨櫃車71具難民屍體的慘案後，上級便要求駐警加強檢查。然而一切都只是例行公事，十分平靜。

午夜0點左右，史萊納接獲上級通知，要他們立刻準備接收約60輛巴士、三千名難民。除此之外，上級無法提供確切情資，更沒有明確的指示。當時史萊納手下只有60名員警，他們必須面對未知，搞定一切。

第一批難民在接近清晨四點下了巴士，走進奧地利國境。史萊納在指揮所放眼望去，大雨中，難民精疲力盡，飢寒交迫，表情麻木地蹣跚步行。許多人腳上只穿著拖鞋。有些人下了巴士，回頭比了中指：

「就像電影爛片裡的場景一樣。」史萊納心想。面對眼前的慘狀，禁不住憐憫之情。

清晨五點，越來越多難民湧入檢查哨，場面混亂。奧地利聯邦鐵路（ÖBB）所調配的接駁車已經抵達，難民將被載往維也納西站，然後換搭火車前往慕尼黑。難民們紛紛搶搭，年輕力壯者把老弱婦孺擠落一旁，彷彿船難時各自求生的場景。還有人趁亂要擅自穿越公路，步行往西。許多難民們或許連奧地利是什麼都不清楚，他們彼此推擠，不斷喊著：「Germany！」

增援警力已經抵達。然而史萊納率領全部員警，耗盡全力，只能勉強阻止衝突、擋下趁亂奔逃者、保護幼童不被人群踐踏。至於檢查護照、登錄難民？在這種局面下已不可能——除非不顧一切動用武力。

事後，史萊納道出了面對當時的嚴重失序，其內心的矛盾掙扎：

在隨後持續近七個月的大量難民入歐遷徙潮中，史萊納全程參與，始終都在最前線值勤。

奧地利總理法伊曼得知尼克爾村的失控，難民人數遠遠超出想像，便開始擔憂德國會撂挑子。他在清晨又打了一次手機給梅克爾，確認德國的態度。梅克爾在電話裡保證，德國會信守承諾，全數接收。

德國總理在此展現了一個政治人物應有的擔當——問題只是：此刻，大多數她的官員同僚們，對這項改變歷史的重大決斷仍毫不知情。

9月5日早晨七點，拜仁邦的危機小組在慕尼黑主車站旁的辦公大樓進行早會。此小組是為了因應近日的難民潮，由拜仁邦的相關政要、慕尼黑市長萊塔（Dieter Reiter）、以及義工團體代表所組成。由於本週以來有不少難民從維也納搭車來到慕尼黑，此一早會已成慣例。

開會期間低壓籠罩。成員們討論著一則傳言，說有人數未知的難民正經由維也納，準備搭車進入慕尼黑。柏林方面並沒有告知他們任何消息。一位成員表示：

以上就是站在德國最前線接收難民的決策者們所知道的一切。

經過了倉促沈悶的一夜，梅克爾的決策隨著週六天色漸亮而曝光，開始在德國國內與歐盟會員國之間，燒起了政壇上的大火。

拜仁邦首長澤侯法於早上8點回電給梅克爾。梅克爾向他解釋，當時匈牙利警察可能動武、甚至可能出動軍隊鎮壓，出於人道考量，必須破例開放邊境。澤侯法沒有與她爭吵，但堅決反對她的決定。他認為，這樣做將會吸引更多難民，讓局面一發不可收拾。最後，梅克爾放棄說服，表示對澤侯法的態度感到失望，並且掛掉了電話。

外交部長史坦邁亞與外交顧問遠距開會，顧問們表示憂慮。因為根據所掌握的情資，總理昨夜的決定，會讓大量近東和中亞難民湧入德國。

早上9點，遠在日內瓦開會的總理府秘書長阿特邁亞（Peter Altmaier），也臨時組織了一場德國16個邦政府的電話會議。各邦代表得知情況後，氣氛凝重，隱隱嗅得出火藥味。阿特邁亞要求各邦政府共同支持安置難民。一位代表問：「估計有多少難民？」——沒人知道確切數字。總理昨晚說了，大概七千人吧。另一位代表接著問：

依舊沒人知道該怎麼回答。

10點許，梅克爾的顧問致電法國總統奧蘭德的顧問，告知梅克爾的決策，並且詢問：法國可否幫忙接收一千名難民？奧蘭德得知後，毫不猶豫地答應了。但也隨即表示：這個問題最後必須由歐盟各國共同合作解決。奧蘭德相當清楚，此一理想太難實現了。法國不會和德國一起跳坑，最多只能精神上支持。

接下來，梅克爾還會逐一致電歐盟各國領袖，尋求協助，然後逐一被拒絕。法國的精神支持，是她一整天下來唯一獲得的外援。

此外，澤侯法和外交部所擔憂的吸引難民效應，已然成為現實，並且一發不可收拾。時至近午，奧地利維也納西站，除了匈牙利送來的難民外，還湧入許多阿富汗、伊拉克、索馬利亞籍的難民。各地義工紛紛開車，急忙將難民載到維也納，一同送上前往慕尼黑的列車。柏林當局甚至懷疑，連奧地利政府也把自己境內的難民偷偷送了過來。

一夜之間，梅克爾讓自己在國內政壇、也讓德國在歐盟變成了既孤立又難堪的出頭鳥。

德意志鐵路（DB）與奧地利鐵路從凌晨就開始緊密合作，大批乘務員被從睡夢中急召回崗位，將難民由維也納經薩爾茲堡轉運，再送到慕尼黑。接著，還要分配轉送到德國各邦。此外，由於運量過載，難民要在幾個大站等待、甚至過夜，鐵路當局還得臨時安排難民食宿。

時任奧鐵總裁、現任奧地利總理的柯恩（Christian Kern）一年後接受訪談時表示：「當時的安排除了基於人道考量外，還有一項非常現實的理由：如果放任不顧，他們還是會沿著鐵路跑，造成鐵路交通癱瘓。」

德奧之間所有正常班次爆滿，必須不斷加開班次，也連帶造成德國方面全國性的大誤點。大批餐點被搬上德鐵列車。起初還能提供難民各式雜糧麵包夾火腿，儲備很快耗盡後，統一發放一箱一箱急調而來的火雞肉三明治。

35歲的托納（Colin Turner）在慕尼黑主車站擔任義工，親身參與了整個現場。

六天前，慕尼黑車站已聚集三千名難民，托納響應網路號召加入了義工行列。義工約有250人，現場組織完整、分工細密。成員來自大學生、家庭主婦、退休人員、上班族等族群。

因此，在週六之前，義工們已經有所準備。週六當天早上得知將有大批難民抵達的消息後，他們快速動員，氣氛高昂。事實上，正是因為民間義工的活躍，才讓德國承受住難民潮的衝擊，替梅克爾的決策收拾後果，勉強度過難關。

9月5日週六13點左右，第一批由匈牙利出發的四百名難民終於抵達了慕尼黑車站。他們由警方引導下車，經由障礙欄所隔離出的通道，走向站前廣場上的臨時集中區。那裡有醫療站，也有義工發放市民捐贈的飲水、餅乾，還準備了給難民孩童的布偶娃娃。

托納與其他義工伙伴協助引導難民。他第一眼看到，這些流亡者雖如願抵達了朝思暮想的國度，臉上卻毫無喜悅之情。

首批下車的難民緩步在隔離通道上，姿態疲憊，表情緊繃，不時生澀地張望四周。障礙欄外則站滿圍觀的群眾，交頭接耳，氣氛有些遲疑。

不知在何處，有人開始拍手。聲音稀稀落落，令人尷尬。

隨即，有一人唱起了德國國歌。身為左翼黨（Die Linke）地方辦公室職員的托納，頓時反射性地一愣：國歌，民族主義，右翼排外。政治的敏感讓他神經緊繃，試圖釐清現場微妙的氛圍。

但隨著周遭群眾開始附和國歌，拍手聲也越來越明朗。難民們靦腆地笑了，抬頭向周圍民眾揮手，民眾則報以歡呼和更大的掌聲。

這一刻讓托納想掉眼淚。他趕緊轉身走出車站大廳，收拾情緒。感動之餘，托納心裡的疑慮仍揮之不去：剛才難民們是不是被愚弄了？政府接下來會怎麼做？我們是否給了難民們錯誤的希望？

第二班列車接著抵達，帶來了更多難民。然後又是更多、更多的難民。

托納再度動了起來。他接了一家五口，是一對夫妻帶著三個小孩。其中一個孩子腳纏著繃帶。托納將孩子帶到醫護站接受照護，夫妻在一旁沈默著。語言不通，受傷的孩子遭遇了什麼事，他不得而知。

下午16點，社民黨籍的慕尼黑市長萊塔來到車站現場。在電視鏡頭前，萊塔樂觀地表示：「我們有相應的收容所，我們有後援，我們有多到不可置信的義工。」他穿過月台，一位難民少年向他走來。「Hello, how are you?」萊塔問。少年也回答：「Hello, how are you?」市長轉頭對記者說：「看到人們臉上歡喜的表情，我們就知道，我們做的是正確的事。」

一整天下來，慕尼黑車站總共接收了6780名難民。這個數字已遠超過當時慕尼黑所預備的三千人上限。隔天中午，萊塔出面公開呼籲德國各邦團結，並且請求支援。

托納的政治敏感與擔憂是正確的。一場圍繞在社會安全、族群衝突、以及種族歧視的戲碼，才正要拉開序幕。

直到9月5日週六晚間20點20分，總理府秘書長阿特邁亞才代表政府出面，正式向全體國民解釋，從昨夜到現在所發生的「人道急難」與「例外措施」。週日19點10分，阿特邁亞再次上節目接受訪談，說明德國的人道義務，並且強調接收難民是個例外措施。

然而，是否還會有下一次「例外」？幾次面對單刀直入的提問，阿特邁亞都含糊其詞，將意外歸咎於匈牙利政府的失控，並表示對未來的情況「不做無意義的猜測」。

然而週日一整天，入境德國的難民數又超越昨日，暴增到1萬1千人，已造成了一場更大的「例外」。在隨後每一天的「例外」裡，入境德國的難民人數常在六到八千人之間。直到2016年3月20日，歐盟與土耳其簽訂的難民協議生效，德國政府才重新取回控制權，終止了長達七個月的例外。

漫長的「常態性例外」所造成的失控，普遍挫傷了選民對梅克爾政府之公權力的信任。這場失控突顯在三個方面：

首先，當局無法落實難民登記與查核，不但無力管控，也難以掌握資訊。危機爆發之初，聯邦政府甚至無法提供資訊、協調作業。地方政府往往只能自行根據新聞和社群網路上的情報，來決定對策。部分難民入境後便去向不明，當局也莫可奈何。

第二，德國政府對亟需救助之戰爭難民的例外寬容，也吸引了不同背景的遷徙者湧入德國。根據第一線的邊境駐警與義工的經驗，起初入境者多來自敘利亞、伊拉克等戰亂國家，其中有很多是攜帶老弱婦孺的家庭。但之後越來越多人從北非而來，他們幾乎清一色是年輕力壯的男子，有時還表現出強勢且不顧旁人的態度。

第三，行政人力嚴重不足，難民申請政治庇護，平均處理時間長達6.3個月，漫長的等待使社會負擔大增。

其中一個棘手又敏感的問題是：犯罪率較突出的北非族群，如摩洛哥、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其申請政治庇護的通過率分別只有2.2%、1.4%、0.5%，然而行政處理時間卻更長。例如摩洛哥籍的申請者平均要等13.6個月。某種程度上，變相造成了資格普遍不符的少數族群，卻可以待得更久的弔詭。尤其在科隆性侵案發生後（嫌犯絕大多數是北非族群），更讓許多民眾難以接受這樣的現況。

另一個更現實的問題是：即使駁回了政治庇護的申請，德國政府要執行人道遣返，仍嚴重欠缺人力。每遣返一名入境者，往往要動員到十倍以上的行政人員與警力。並且，遣返過程也意外頻傳：被遣返者或自殘、或趁機逃跑、或登機時情緒崩潰造成機長拒載。類似案例光在今年上半就發生超過三百起，最後結果都是被迫延後執行。聯邦政府預估今年將有37萬人被駁回庇護申請，但到年底，最多只能遣返2萬7千人，不到十分之一。

內政部長德麥齊埃曾經公布數據，指出醫生浮開診斷證明書、申請者刻意缺繳文件，讓政府無法執行遣返。但不巧數據有誤，引起醫師公會、綠黨（Die Grünen）、左翼黨的強烈批判，要求德麥齊埃下台。而此一可能存在的問題，最後也不了了之。

上述公權力失能混亂的情況，加上部分難民涉案的犯罪與恐攻，牽動了種族成見的敏感話題，仇恨言論與謠言臆測也大肆流傳。在這種局面下，無論政治上的左翼或右翼，都很難根據事實來客觀討論。對這些問題的思考，演變成意識型態膠著的攻防戰。最終造成的結果是：問題繼續存在，民眾對體制的失望與不信任感則大幅飆升。

追本溯源，這些衝突都起因於，當初梅克爾政府在根本準備不足的情況下，就被迫在「人道／失控」或「暴力／秩序」兩個極端選項之間做出抉擇，幾乎毫無轉圜的餘地。

2015年9月4日到6日那個週末的掙扎，可能已在總理的腦中被重複審視了無數次。「如果可以，我會將時間倒轉好幾年，讓我和聯邦政府能做更多準備，去面對2015年夏末讓我們措手不及的局面。」梅克爾的懊悔，在於措手不及的混亂，而不在於她那被譬喻作「第二次圍牆倒塌」的歡迎政策。

一年後，在敗選的記者會上，面對主張難民政策應作修正的82%民意，梅克爾依然堅持。她一面嚴拒姊妹黨基社盟所提出的，以基督教背景作為篩選難民標準的提議。另一面則強調，難民政策所需要的「修正」，是技術性的、是改善實施細節上的混亂，而不是改變原則或大方向。

梅克爾歡迎政策的邏輯，在以歐盟合作為前提的理想狀態下，大致可從三個大方向來理解：

如此的規劃，確實具有實際解決問題的遠見。這也是梅克爾在飽受責難的同時，還能獲得正面評價的理由。

只是，梅克爾的規劃，需要長期的準備、高明的折衝、以及精巧的執行。充滿各種偶然的歷史發展，卻不可能允許這些條件同時被滿足。最後，一場完全可以預見的意外，推倒了骨牌。這位德國總理被逼上歷史浪潮的前端，也成為被各方算計夾攻的眾矢之的。

梅克爾一貫直指現實問題來思考對策的長處，此刻反而成為她最大的弱點。她的計畫現實得太過理想，以致於沒有盟友能負擔和她一起跳坑的風險。

如今，這場危機已屆滿一週年。歐土難民協議雖然受到輿論非議，但仍持續發揮作用。近來西巴爾幹路線被封鎖，也讓歐盟所面對的難民壓力明顯趨緩。儘管，美俄主導的停火協議才剛破局，敘利亞內戰仍看不到盡頭，依然繼續製造大批流離失所的群眾。

與此同時，德國正從「常態性例外」緩慢恢復。根據聯邦刑事調查局統計結果顯示，今年上半難民族群的犯罪率已降低了36%。但同時也有更多比例的民眾，擔心極左與極右份子的暴力事件（極左52% ，極右84%）、以及伊斯蘭極端組織的恐怖攻擊（68%）。

聯邦內政部在經過多次調整後，於9月30日公布數據，將2015一整年在德國登錄的難民確定為89萬人。若再扣掉已離境的人數，剩下84萬，少於原先所評估的110萬人。2016年入境的難民，估計將減少到21萬人。然而，安置難民所需要的龐大經費，依然令人樂觀不起來。

梅克爾的聲望則持續詭譎波動。8月，她的滿意度曾經降到44%的冰點。9月地方議會選舉前夕，滿意度不降反升了3%。敗選道歉後的10月初，卻又大幅回升到54%。然而民眾對她的支持，並沒有反應在對她政黨的支持上。基民盟的全國支持率一直停滯在33%左右。

社會與公權力的失序，需要時間來消化。族群的融合與衝突的協調，更需漫長的努力。梅克爾「先做對，再修正」的策略，正與選民的耐心激烈拔河。這位「危機總理」、「聯邦梅克爾」（“Bundesmerkel”）最終是否熬得過，局勢也還曖昧不明。

同樣曖昧不明的，是這場危機的另一位要角，當初難民大隊的領導者穆罕默德‧扎特利何，其德國新生活的未來。

目前，穆罕默德已經拿到了政治庇護的許可，被安置在薩克森邦的次維考（Zwickau）。他對現況相當滿足，並且十分感激協助過他的義工。

「我們也能為你們做出貢獻。」穆罕默德接受訪談時微笑地說：「在敘利亞，我們會熱情招待陌生人來家裡吃喝。你們收容了我們，這非常了不起。不過你們好像都不談私事，除非是和熟識的人。」

穆罕默德現在有一衫體面整潔的衣服，還有一台自行車代步。他經常被問，衣服和自行車是怎麼弄來的，「彷彿我們難民就該穿得破破爛爛的。」

他的生活周遭很少見到外國人，也沒有人會說英語。好幾次，別人喊他「Nigger」。他問記者：

穆罕默德或許還不清楚，極右仇外勢力「愛國歐洲人反西方伊斯蘭化」（Pegida）的大本營，正是他所生活的薩克森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