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塔圖克的憂國騎士：土耳其政變簡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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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5日深夜，土耳其國營的TRT電視台播出了令人意外的「接管宣言」：為了「確保恢復憲法秩序，民主、人權和自由」，土耳其軍隊正式接管了政府，並在「控制」首都安卡拉與伊斯坦堡後，向全國頒布宵禁與戒嚴命令。

換句話說，土耳其「又」政變了。

在聲明中，起事的部隊譴責現任政府「伊斯蘭化、破壞土耳其政治堅守的世俗體系」，因此身為「共和守護者」的土耳其軍隊，才會又一次地「挺身而出」，捍衛共和國的核心價值；然而這數千名起義的部隊，卻未能控制住政府要人，並在政府軍的反擊下全面潰敗，讓這場震驚全球的政變行動，於一夜之後旋告終結。

在過去，土耳其軍人自詡「共和守護者」的傳統，曾讓軍方在1960年、1971年、1980年、1997年發動過數次以「接管秩序」、「維繫世俗民主的共和國價值」為由的軍事政變——然而2016年的這一回，卻是土耳其軍人「守護共和」的第一次失敗。

但土耳其軍隊的「政變傳統」從何而來？他們是「好人」嗎？他們口中心繫的世俗政體與民主人權，真的是土耳其軍人代代奉行的精神信條嗎？而假若他們「真的」是土耳其的守護者，那為何又會在這次政變中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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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的政治典範：穆斯塔法·凱末爾·阿塔圖克

20世紀初期，鄂圖曼土耳其帝國的崩解前夕，土耳其新制軍隊中，接受西式制度的年輕軍官與追尋共和的革命組織（像是著名的「青年土耳其黨人」）相互結合，並確認了以「軍人為中心」的反帝制路線。

然而這波躁動的新力量，卻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出現了波動：當時在青年黨人的判斷下，土耳其躁進地參戰，並選擇加入以德國為主的同盟國陣營，但也讓英、法等協約國部隊得到了進軍、瓜分土耳其的機會，然而隨著「土耳其之父」凱末爾（Mustafa Kemal Atatürk ）在1915年加里波利戰役中阻止了協約國的進襲，成為國族英雄的他也接連於軍事、外交上節節勝利，並促成了土耳其共和國的誕生。

凱末爾的成功，同時建立了軍方在現代土耳其的至高地位。在土耳其共和之初，凱末爾曾明令軍隊不得參與政黨活動，並透過《軍事刑法》法典上的第148條，確認了「土耳其軍隊必須在現有政治體系中保持中立」；然而，同一部法典中凱末爾卻又埋下了但書，宣稱土耳其軍隊為「革命的前鋒」，亦有在國家面臨危急存亡之際，對政策領域作出回應的「責任」。

根據1935年土耳其政府所制定的《軍人內務服務法》（Army Internal Service Law）第34條，土耳其軍隊受憲法責任，有「義務」保衛土耳其的國土及其共和制度。此等條文與觀念，也被凱末爾身後所留下的土耳其軍方，解釋為其介入政治圈的認證背書。

然而，凱末爾之所以將軍方定位成「共和保衛者」，其實是藉重軍事力量來擔保自己在共和國建立初期所推行「凱末爾主義」（Kemalism）。

凱末爾主義中曾提倡名爲「六矢」的六大改革方針——共和主義、經濟國家主義、平民主義、世俗主義、民族主義、改革主義——這之中，雖然大多數的概念多認為土耳其軍人對於「世俗主義」的原則恪守最深；但事實上，土耳其軍方與經濟國家主義的牽連，卻更因為經濟國有化而盤根錯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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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人與拼經濟：國家命脈的盤根錯節

登上國家領導位置的凱末爾，一心一意地想帶領土耳其重返強國之列。於是，建立大型國營企業、並以進口替代政策扶植國家工業化進程...等「標準」作法，也開啟了共和時代土耳其經濟的現代化——然而當時凱末爾的雄心，卻因一紙「國際條約」的限制而落空，

一戰之後，土耳其與獲勝的協約國列強先後於戰場、談判桌上交手之後，雙方終於在1923年簽訂《洛桑條約》，這項條約雖然確認了現代土耳其的疆域，但新的國境之內，原先在鄂圖曼帝國下居住於安那托利亞境內的130萬希臘與東歐居民，卻也展開了「返歐大遷移」（其中包括許多都市商業階級），同時也有40萬名原本屯墾於希臘南方的土耳其人（主要是農民），因為國土劃分而匆促「歸鄉」。往來之間，土耳土耳其境內的人口與產業結構，也因這波人力交換而陷入轉型混亂。

此外，《洛桑條約》雖然保證了土耳其的獨立，但土耳其對歐洲商品的關稅自主權也受到限制，而無法透過「高額關稅」來阻擋歐陸商品的湧入，並導致了進口替代的政策難以落實。雖然該則關稅條款後來於1929年失效，但「大蕭條」卻緊接而來，即便關稅屏障已迅速下達，但仍讓反應不及的土耳其工業受到重創。

這段時間的經濟波盪，也促使土耳其政府以「穩定局面」、「控制波動」為由加大國有化的規模，而作為國家中組織規模最大、最完整、同時也最具備穩定需求的軍隊，也就成為了凱末爾經濟政策中的骨幹一環，因為除了現身穩定社會秩序外，其軍需合約、軍工投資、軍民合作...等途徑，也成為經濟國家化的重要調度途徑。

凱末爾在1938年過世後，土耳其的現代化大業也轉由他創立的「共和人民黨」（CHP）所繼承，其一黨執政的故事也一直到1950年代才迎來土耳其的第一次政黨輪替。

當時，土耳其的經濟再度於二戰結束後陷入崩潰狀態，而接替上台的「民主黨」（DP）新政府，為了擺脫國有化經濟的發展與債務泥淖，也轉向開放國營私有、鼓勵民間投資的自由經濟路線；然而經濟混亂期間的私有化政策，卻引發了分配不公、獨厚財團、犧牲弱勢的民意憤慨，但對於民間的反彈，民主黨反而選擇了限制結社與傳播自由，並在50年代末期引爆「土耳其獨裁化」的疑慮，國家因此陷入一波接一波的朝野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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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變傳統的起點：假的還政於民

1960年4月，在朝野衝突連鎖引發了大規模的學生暴動與街頭騷亂之後，坐不住的土耳其軍方終於以「擔心國家分裂」為由在5月27日發動政變，領導行動的陸軍司令古爾塞勒（Cemal Gursel）將軍接管了政府，並以煽動暴亂為罪由，處決了民主黨籍的總理曼德列斯（Adnan Menderes）。

1960年的軍事政變，讓土耳其軍隊對憲法的「責任」從理論變成了現實，從而直接開啟了「政變傳統」的濫觴。

雖然在軍方監督之下修憲的土耳其，隔年就舉辦了大選與公投，並恢復共和政府的正常運作；不過弔詭的是，1961年的大選中被國會任命為總理、並再選為總統的，竟是前時領導政變的古爾塞勒將軍（其先已從軍隊中退役）。這種「旋轉門」的做法，讓軍方的介入行動看似有了俐落的收尾，但「還政於民」的同時，卻又埋下了軍政菁英之間「神聖而不可分割」的互生關聯。

古爾塞勒將軍雖然讓土耳其重回了穩定與寧靜，但也透過政策手段，讓土耳其軍方做起了生意。當時為了穩定經濟，土耳其政府也在1961年以軍隊退撫基金成立了「OYAK」控股集團，並從中建立起了極為龐大的企業控制網：從汽車、鋼鐵、建築，到食品、巧克力，OYAK持有範圍包山包海，整個集團旗下至今匯集超過28萬名員工，是土耳其境內最大型的商業集團之一。

不過隨著冷戰局勢的升溫，以及歐亞邊界的地緣政治問題，夾在美、蘇之間，也讓1960年代土耳其國內的左右對立來到了新的高峰。社會上不同理念的衝突伴隨著經濟狀況不穩，也加大了貧富、勞資與社會階級間的摩擦。到了1970年代，當年被軍方抄家的民主黨也已透過改組，以全新的「正義黨」（AP）重返執政舞台，然而與其60年代的激烈私有化政策類似，捲土重來的正義黨政府為了救經濟而祭出的激進貨幣貶值政策，更進一步刺激了社會的動盪——於是，1971年3月12日，土耳其軍方透過參謀總長向正義黨政府發出「最後通牒」，迫使正義黨改組內閣，並與在野黨妥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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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方快政變：眾望所歸的白色恐怖

1971年的政治介入，再一次樹立了土耳其軍方的政治威信。不過此後軍方介入聯合政府籌組的影響卻越陷越深，為了「穩定民心」，幾名軍方的退役將領，也在半安插、半推送的情況下被拱上了土耳其總統的大位，但此時各種來自軍方的「微調建議」雖然頻繁，但對於穩定政局、帶動經濟卻沒起到太多功效。

土耳其70年代的混亂開場，也隨著國際情勢的詭侷發展而更加失控：自60年代末期興起的伊斯蘭主義政黨，在70年代中期藉著國際上的新政治氣氛與社會階層的混亂而崛起，並透過黨派的整合，組成了全新的在野勢力——「國家救贖黨」（NSP）。

同時，1973年的贖罪日戰爭所導致的國際石油危機、1974年土耳其因主權問題入侵賽普勒斯、1976西土耳其大地震、1978年美國為強迫土軍撤出賽普勒斯而對土耳其實施禁運...這些接連發生的事件，由外而內地加深了土耳其社會的混亂。於是，「為了拯救國家秩序」，土耳其軍方在1980年9月12日發動了「不流血政變」，並由參謀總長埃夫倫將軍（Kenan Evren）自任為國家元首，土耳其自此進入為期三年的軍政府時期。

雖然埃夫倫將軍第一時間的政變「沒有流血」，但隨後軍方卻在國內展開大肅清，一口氣逮捕了14萬人。同時，埃夫倫將軍也成立了以軍方為主的國安委員會，對於各級行政機關、教育機構、以及政黨團體發動「去政治化」的大清洗，並透過外科手術般地壓制手段，強行鎮壓了土耳其後，再依照60年政變模式發動修憲、選舉，而軍方推派的政變領袖埃夫倫將軍也與「學長」古爾塞勒將軍一樣，「眾望所歸」地在退役後再度被新政府推選為土耳其總統。

1980年政變雖然讓土耳其進入了白色恐怖時代，但這一「震撼療法」卻也讓原本躁動的社會「全面歸零」。埃夫倫將軍針對各個政黨團體的「肅清」，雖然粗暴地瓦解了政黨之間的原本力量，但卻沒有因此「摧毀」政黨政治，而殘存的政黨勢力也在土耳其軍方的監督之下，重現了「社會所期待的」、溫和氛圍下的多黨競爭。形式上的穩定一路延續到了90年代，直到1994年的通膨風暴中，經濟的失序才又讓土耳其陷入了紛擾的老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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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的政變：經濟危機與厄多安

社會紛擾中，1996年土耳其大選再一次變天。強打信仰的美德福利黨（RP），在國會中取得了主導聯合政府的多數席位，而從中監督的軍方雖然對其伊斯蘭色彩有所質疑，但當時民心思變的社會氣氛卻不允許軍方有所動作，同時軍方在聯合政府內所能影響的國會席次，於數量或聲勢上也都足以制衡福利黨，並確保軍方的權威來源「凱末爾主意教條」不致動搖。

只不過，剛上台的福利黨於經濟政策中還沒有太多表現，就因外交與內政方向上的急進轉彎而讓土耳其軍方大吃一驚：福利黨政府上任後，逕自突訪遭受國際孤立的伊朗、利比亞，讓面對北約盟邦的土國軍方立場盡失，同時福利黨一連串的信仰政見與宗教政策，也讓軍方感到威脅。

於是又一次地，土耳其軍隊在1997年發動政變，強行解散福利黨內閣的同時，亦藉由憲法法庭宣佈「福利黨為違法政黨」——只不過福利黨並沒有因此解散，當時福利黨籍的伊斯坦堡市長——雷傑普·塔伊普·厄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趁勢崛起，並將福利黨的骨幹重組為「正義與發展黨」（以下使用簡稱AKP）至今。

厄多安後來率領AKP在2002年重返執政，一路制霸土耳其政壇14年至今。雖然這一路走來，AKP時常被攻擊為「用信仰動員選民」，但事實上AKP的支持骨幹卻是都市商業階級跟財團，泛伊斯蘭色彩與AKP的崛起，倒沒有太深刻的直接關係，因為土耳其軍方與其支持的傳統政黨在90年代末期一連串的「政治自爆」，各種政治混亂、貪污醜聞、以及最最重要的——經濟政策的失敗——都已讓這些傳統凱末爾主義者的聲勢墜入谷底。

2000年11月土耳其爆發金融危機，然時任政府無力的貨幣政策卻讓市場信心高速崩盤，並於隔年2月演變為全面崩潰的貨幣風暴——在2001年2月22日這天，土耳其匯市無量暴跌，並在一日之間貶值超過30%，共和國的經濟崩潰，最終土耳其也只好接受IMF與世界銀行的紓困介入，重整金融與貨幣政策之外，也加速了國營企業私有化，成功地推動了軍方多度反彈的自由化經濟政策。

藉由金融風暴的重創，以及厄多安在同時期間收割亂局、吸收個傳統政黨的分裂力量，重新壯大了AKP奪回了政權。一開始，厄多安主導了「土耳其加入歐盟」的戰略統合計畫，並透過入歐談判「與歐盟標準接軌」的契機，擴大了經濟自由化的改革腳步。加入歐盟的倡議發起，一方面擴張了土耳其的投資面，二方面也以此舉保證了政府世俗、民主的制度性承諾，三方面也能藉由歐盟的改革條件為藉口，進一步限制土耳其軍人干政的權力傳統以及軍費支出、軍資投資等，從而削除軍方對民選政府的威脅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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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翦除土耳其軍人的羽翼

不過，或許是因為AKP的領袖厄多安曾親身見識過軍方對於政壇的影響力， 掌政之後的AKP，為了翦除軍方影響力也祭出「重點安排」——棍棒與胡蘿蔔政策。AKP主政初期，對土耳其軍方所頒出的利多「胡蘿蔔」，包括了保證不干涉OYAK的投資與獲利，並透過「國防自主」政策加強國內的軍工投資。這些政策擴大了軍方的「生意基礎」，同時也與凱末爾主義中的經濟國家主義相符，因此相關的政策也得到將官們的大力支持與配合。

然而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土耳其專家庫克（Steven A. Cook）卻提出了一個悖論：庫克認為，國防自主的政策，為土耳其政府開啟了一條「切割軍部」的後門。在重要的軍購、建軍方針上，過去土耳其軍方總以「軍事專業」來獨斷訂單與方向，但現在卻不得不服膺於國防自主的大旗，並受民營企業、政府部門、文官系統層層監督與箝制，切割了傳統軍方菁英原本所能掌握、分配的既得利益。

與此同時，厄多安政府又以「加入歐盟談判」為由，推動更為強勢的文人領軍制度。與西方民主國家相比，土耳其「形式」上雖是文人領軍，但實質上軍隊在將領升遷、國防政策規劃上，卻不受文官體系（國防部長）的約束——此一結果雖反映了土耳其軍隊對於國家的歷史地位，但不受文官監管、甚至多次發動政變的軍隊，也被歐盟當局視為是「對民主制度的威脅」，因而在入歐談判中被列入歐盟要求的重點改革條目。

於是，在厄多安政府帶領土耳其經濟重起、國內支持度持續上升的同時，軍方內部的傳統結構也被分化、切割：土耳其新的軍工複合結構，讓AKP政府能夠透過採購、研發與軍民合作，在軍中遴選出另一批新的利益階級；來自歐盟所要求的文官領導訴求，也成為當局介入軍部人事的堂皇理由。

然而來自AKP政府的介入，並非沒有引起軍方的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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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動代號：重錘

土耳其軍方與AKP政府的衝突，在2011年正式爆發。

2011年土耳其自由派的《立場報》（Taraf）獨家披露了軍方的「政變計劃」。報導指出，在AKP政府上任沒多久後，軍方就在2003年的一次內部研討會上，提出過行動代號「重鎚」（Balyoz）的政變計劃。

《立場報》表示，當時軍方的計畫是在伊斯坦堡引爆炸彈、炸毀兩座清真寺，再安排一架土耳其戰機在愛琴海「被希臘擊落」，並藉此同步造成國家的混亂後，再用「緊急狀態」與「恢復秩序」為由，揮兵接管政府。

媒體關於「重錘行動」的報導讓土耳其輿論一片譁然，「大表震怒」的AKP政府更順勢對軍方展開肅清，但錯愕的軍方與國會卻反稱《立場報》的報導「子虛烏有」，參謀總長與陸、海、空軍司令更聯合辭官，以表達對這一「冤獄事件」的憤怒。

重錘行動在隨後幾年間，也成為土耳其官方整肅軍隊的理由。三軍之中，數百名將官遭到調查，其中包含17名高階將領在內，更有200多名軍官遭到叛國罪起訴。與此同時，另一波審查中的犯罪調查案，指控軍方內部與極右翼秘密社團「額爾古納坤」（Ergenekon）相互勾結。

「額爾古納坤」一名其實是土耳其神話中，位於阿爾泰山脈深處的突厥族誕生之地。但這一名稱，後來卻被借代為極端突厥民族主義者，經營跨國犯罪網路的秘密社團。在過去，土耳其政府、情報局、軍隊（甚至是美國中情局），都曾透過與這一地下社團的合作，經營毒品特許、軍火私售、以及政治謀殺等行動，包括民間異議人士、庫德族領袖，都曾是這個社團網路的槍下冤魂。

「額爾古納坤」與「重錘政變」的調查案，讓土耳其政府得到了肅清軍官團的藉口，但調查過程中卻也屢出爭議——像是當初揭發政變陰謀的《立場報》就被認為是「葛蘭運動」（Gülen movement）的同情者；而額爾古納坤案則傳出檢調內部的葛蘭從眾，在其精神領袖法圖拉・葛蘭（Fethullah Gülen）的指使下，才會配合當時的盟友厄多安「捏造報導」，以對1997年政變中放逐他的土耳其軍隊發起政治報復。

然而這時被認為是「厄多安打手」的葛倫運動日後卻與AKP決裂，並在2016年「715政變案」中，成為指使軍隊變節的「叛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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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7月16日：土耳其軍方的第一次失敗政變

即便在2011年之後，厄多安執政下的土耳其，不但離歐盟入籍越來越遠，同時社會也越趨保守，推行十年的私有化政策加大了社會貧富與財團實力，並誘發了諸如2013年伊斯坦堡蓋齊公園抗爭運動（Gezi Park protests）等大規模的衝突事件，但接連的清算調查已讓土耳其的軍官團元氣盡失，從而無法如同「往日」一般，對社會現象發起「越界回應」。

除此之外，2011年阿拉伯之春後，土耳其原本擬定的「零衝突外交」（Zero-Problem policy）也徹底轉向，厄多安政府藉由對埃及、敘利亞等國的外交、甚至軍事介入，拉著土耳其走入了中東的亂局戰火之前，除了難民、戰爭、恐怖份子之外，原本的庫德問題和平談判也在2015年全面破局。

此一時彼一時，區域失控也讓一度沒有了舞台的土耳其軍人再一次重新走上了政治舞台。當初各種清算調查，也成為了「誤會」，而與厄多安因政治路線分歧而決裂的葛蘭運動，就成了替厄多安背黑鍋的不二人選。

但正當土耳其陷入戰亂、軍方重新回到國家中心舞台之際，2016年7月15日的政變，卻又讓這場亂局再一次出現戲劇化轉折——因為土耳其軍人政變並不稀奇，但這一次，卻是他們的第一次失敗。

這場僅維持一個晚上的政變行動，不僅未能在第一時間控制住政府首腦（總統與總理本人），匆促起事的部隊也沒有號召起任何來自高階將領團、政治領袖的響應。最終，這場被土耳其政府定調為「少數軍中派系的叛變」，就在全國造成290餘人死亡之後，旋遭政府軍與警察聯手鎮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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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5政變讓土耳其再度掀起一波大肅清，48小時之內已有超過6,000名嫌疑人遭到拘捕，成功度過挑戰的厄多安也重新凝聚聲勢，成為街頭上萬民擁戴的真正「共和守護者」。

與過往的政變不同，715事件中，包括土耳其的反對黨、曾經因抨擊AKP而與政府對幹的媒體界，都在第一時間跳出來譴責政變，並站在宿敵厄多安的一邊。此一大團結的氣氛讓紛亂的土耳其瞬時凝聚，但槍口一致對外的同時，軍方的形象卻也使無前例地被逆轉為「全民公敵」。

事件落幕後，與厄多安支持者們在街頭上高唱的愛國情緒相比，在衝突中被炸毀的國會大廈、在街頭被遺棄的坦克與滿地的裝備、在鏡頭前一個又一個「代替軍人」向社會大眾道歉的高階將領、在伊斯坦堡跨海大橋上高舉雙手投降的政變兵部隊、在地上跪倒被民眾圍毆而懊惱痛哭的士兵——政變結束後的種種畫面，反覆地投射了一個時代的終結，並象徵著土耳其軍方昔日的「共和守護者」形象與威信神話，已在這一起失敗的政變中徹底幻滅。

當凱末爾所留下來的憂國騎士們，成為了攻擊民主的失敗暴徒後，土耳其國內關於軍方強行介入「糾舉政治」的政變傳統，也就一併喪失了社會認同的政治高度。而這一場始於阿塔圖克的軍人政治時代，或也將在土耳其士兵懊惱的眼淚裡，畫下最為難堪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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