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眼】紀念六四，天安門廣場的地方政治

2015/07/29 地理眼‧GeogDaily

文／萬宗綸（新加坡國立大學語言研究碩士）

來源／Hershkovitz, L. (1993). Tiananmen Square and the politics of place. Political Geography, 12(5), 395-420.

「六四天安門事件」在台灣人的記憶中，最難以忘卻的是那張坦克車前站著學生的影像。「六四事件」成為中外的歷史大事，那麼為什麼是發生在天安門廣場？1993年，也就是與六四事件相隔四年，當時的多倫多大學地理系教授Linda Hershkovitz（現為國際發展顧問）以〈天安門廣場與地方政治〉為題，發表在《政治地理學》期刊（Political Geography），由於與六四事件時間點上鄰近，更能看出Hershkovitz的厚實書寫，Hershkovitz在他的文章中，與列斐伏爾進行理論上的對話，著重在社會空間的生產過程。

▎明朝建立中國氣運　紫禁城作為帝國的中心

天安門廣場最早在14世紀時建造，當時明朝甫打敗元朝，命名首都為北京，並在城市中央建立新的皇宮──紫禁城。建築是根據中國正統的宇宙觀，為了在長達一個世紀的外族統治後，恢復中國統治的氣運。紫禁城成為一個宇宙的符號，宇宙的形象被以具體的形式呈現。首都不再只是世俗權力的位置，也是一個過度地點，神聖力量由此進入世界，並向外擴散到整個大明王國。

位處於帝國北京的空間階層中，天安門外面的T形空間在形式或功能上都屬中介，是內部與外部、神聖與世俗、帝國與常民間的過渡帶，是神聖性逐漸下降的連續空間。當中國皇帝往外看，天安門便是跨越城牆到世界的大門。而從天安門到南邊前門的子午向路線，被保留作神聖儀式之用。

19世紀下半，隨著大清帝國的衰微與解體，空間的傳統階層組織也被打破。1900年的義和團事變，外國軍隊占據了天安門廣場，是一種象徵性的，儀式化且短暫。20世紀上半，持續的社會改革，以及被釋放的社會運動到廣場表達政治不滿，刺激了城市空間再組織化。在官方和民間的空間實踐交互堆疊下，現代的天安門廣場被創造，對於社會空間的支配與挪用間，有一股緊張關係被體現而出。

▎1911年武昌起義後　天安門廣場成為抗議據點

當國民黨在1911年起義，紫禁城便喪失了帝國力量位置的角色，天安門被開放予公眾。然而，天安門維持了一個模稜兩可的象徵力量。中華民主共和國的第一任總統袁世凱，在天安門上進行他的首次就職演說，天安門外的空間被賦予官方革命的象徵，孫中山的紀念碑被放在往天安門的通道盡頭，還有一幅巨大的孫中山肖像，被放在大門的中央通道上方。

廣場區域普遍上被稱為天安門外的「空曠空間」，也成為一個非正式的市場空間，常常出現包括閒逛者、乞丐，還有小販。不可避免地，也變成了公共娛樂的空間。天安門廣場從一個封閉的、被控制的空間，原本體現並象徵了權威性與正統，轉變為新的異質功能快速就地的開放公共空間。在1911年革命後的動盪數十年，天安門成為公眾抗議的地點。天安門廣場的象徵地理（symbolic geography）超越了物理限制。

1919年，5月4日，大約3,000名學生從北京大學前來抗議政府被動回應中國土地的主權，抗議隊伍匯集到這個空間，有反帝國主義者、反政府者等。學生領袖對群眾發表演說。警民爆發衝突，32個學生被逮捕、1個後來死亡。

天安門作為內部統治者與外部被統治者間的過度帶，給予了廣場成為群眾政治行動的效力。傳統的空間階層組織映射了傳統政治力量的不可進入，這個象徵創造了空間，給予反對群體去為政治主張發聲。他們重複的被壓抑增加了更多層的政治重要性，當代天安門廣場由此被生產。

▎共產黨掌權　重新詮釋天安門廣場

中國共產黨獲勝後，這個新政體被放置在矛盾的地點。一方面，共產黨代表著革命，但同時，一旦共產黨被放置到權力中，就也繼承了紫禁城和天安門這樣象徵中國國家的意識形態霸權和中央治理的地點。對共產黨而言，目標便是要想辦法挪用並重整這些矛盾的象徵，以用來支持新政體的正當性。毛澤東，也在天安門的門塔上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演說。天安門再度被選為中國的國家符號。

1949年後，天安門廣場被清理並擴大，在其周遭建立起一些新的紀念物，以整合新中國的圖徵。同時巨大的毛澤東肖像被放到天安門通道上方取代孫中山。人民大會堂和中國革命博物館的增添強化了廣場中心的空間階層。新空間結合了開放和容納感，這是一個新建立的、人民的廣場，人民在此致力於爭取自由。共產黨革命以爭取自由，就這樣與天安門結合在一起了。

1976年1月周恩來過世，三月下半、清明節前夕，北京公民開始匯聚於天安門廣場，表達對於四人幫的抗議，將近有一百萬人之多，史稱「四五事件」。文化大革命領袖階層定調此為「反革命事件」，並將責任推給鄧小平，等到鄧小平掌權後，這個事件才被重新評價為革命運動。「四五事件」在什麼意義上竟然是反革命？答案就在空間階層，因為既然紫禁城等同於共產黨統治的正統，又等同於革命，那麼抗議者就是挑戰了革命性的正統，利用了天安門廣場反對的象徵，也就成為「反革命」。

▎六四天安門事件　空間實踐改寫空間

1989年，六四天安門事件爆發，直接透露了佔領天安門廣場就是外顯的，對於國家力量定義、控制政治空間的挑戰。學生並沒有留在他們「該在的地方」（城市中離散的校園，被城牆和大門包圍著，讓國家能夠安全）。相反地，抗議的軌道將他們帶離校園到天安門廣場，學生們入侵、成功地占領這個被國家認為是財產和權威形象的地方。

當學生控制了廣場，學生就主動地改變了廣場的意義。他們重新組織廣場中的空間，以容納其他城市的學生代表團、絕食者、新聞媒體、示威者和旁觀者。他們轉變現存的紀念建築為他們所用，加上許多抗議布條。並且在最後，加上他們自己創造的紀念物－民主女神－到廣場的圖徵中。

六四事件中的一個環節是公開悼念胡耀邦（自由派），學生掛上一幅龐大的胡耀邦肖像在中央，正對著天安門上面的毛澤東肖像。當時也是戈巴契夫到訪中國前夕，天安門廣場已經被支持者佔據達24小時。中央的紀念建築上都是抗議布條，作為發令中心與媒體中心。學生的佔據活動讓戈巴契夫的拜訪蒙上了陰影，官方的歡迎儀式改在機場舉行，車隊路線從機場到人民大會堂不得不遠離長安大道，改走較不容易有印象的小道，並且，在廣場中央紀念碑的獻花儀式也被訪問城市郊區的官方墓地所取代。原本預定參觀北京故宮，也因為人群擋住門口而被取消。戈巴契夫的到訪，比起六四運動，在國際上變成極小篇幅的新聞報導。

血腥鎮壓後，官方的論述著重於學生空間實踐的「非法性」，建立起學生運動的「反革命本質」，因此，國家要以暴力的手段，重新定義廣場、控制廣場。鎮壓行動後，以官方觀點來說，混亂被回復了，褻瀆被清理了、反革命也被平息了。廣場再度成為了「公共」空間。

▎無法抹滅的空間實踐

Hershkovitz在結論中引述列斐伏爾的話，紀念空間被「可以發生在那裡的事所決定，結果卻由不能發生在那裡的事所決定」。Hershkovitz指出，公共空間的「霸權主導」，以及「暫時挪用為（群眾）舞台」間的張力，是社會過程的一部分，這股張力持續生產並轉變社會空間。無論空間的挪用有多片刻，或是挪用的痕跡如何被官方消滅，空間實踐存在的事實、所促發的記憶與連結，永遠改變了那個地方的樣貌。

Hershkovitz認為，天安門廣場是空間歷史的產物，持續形塑他的形態和使用。天安門從最早的中央政治力量象徵，到國民黨革命後，物理與象徵的開放，再到1949年後，共產黨政體有能力藉由整合「反抗符號」到後革命「正統」中，並重新定義了公眾的意義與使用，留給了廣場複雜的象徵地理。1989年的血腥，已經整合進入天安門廣場的意義，這股「無地方運動」的額外力量創造和轉變了革命的空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