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 08. 09 】

富士康再爆勞動醜聞：湖南衡陽廠Amazon生產線上的「奴工少年團」

「一模一樣的勞動醜聞，還要出幾次？」英國《衛報》9日頭版刊出與跨國勞權NGO「中國勞工觀察」（CLW）合作的調查報導，針對鴻海富士康涉嫌於中國湖南省衡陽廠區規模性地剝削「實習生」，甚至買通學校導師擔任「駐地監工」，以在校成績與獎學金為要脅，強迫建教合作的數千名未成年「高中職少年工」違法超時與夜間輪班。儘管鴻海集團隨即宣布「已介入懲處」，並即刻開除該廠廠長與負責幹部；但一模一樣的實習生問題，富士康已有多次前例，甚至有隨中國大缺工與通膨問題的日漸惡化，而成為結構性的勞雇弊病。

《衛報》這回深入調查的爭議目標，是富士康衡陽廠的「Amazon生產線」，主力製造Amazon的旗艦商品——能搭載Alexa系統的智慧型音箱「 Echo」與「Echo Dot」——以及Amazon的電子書載具Kindle。

根據中國勞工觀察所提供的內部文件，當前的衡陽廠正面臨嚴重的「缺工」、「人力成本上升」、與「生產進度延滯」的複合性問題。為了趕上下半年的出貨進度，湖南廠的生產線「理論上」應該維持至少7,000名正職員工的全時配合，但因為召聘數量遠底於預期，因此資方只能擴大使用「非典型勞力」。

所謂的非典型勞工，主要是以「派遣工」、「實習工」為主。但由於中國國內普遍且不斷惡化的缺工問題，派遣工的數量、薪資條件與配合狀況，也都拉低了大規模使用的成本彈性。因此洩漏的內部文件顯示，廠級幹部也贊同生產線的勞動來源，應朝建教合作的「實習生數量」積極擴張。

在中國，16~18歲的「少年工」雖可透過建教合作等方式上工，但法律明確規定「不可加班」、「不可夜間工作」，少年建教工的使用比例，也不得超過單位勞工總數的10%；但截至7月份為止，富士康衡陽廠的少年建教工實習比例，內部統計卻已超過15％，學生實習生亦存在「結構性超時」與「蓄意夜間輪班」的明顯違法情事。

「在實習之前，學校裡的老師和大家說好的約定，是實習兩個月，每天上班8小時、每星期5天班。」17歲的小芳（化名）向中國勞工觀察的調查員表示：「但來到工廠後，安排卻變成每天至少10小時，一個星期6天班——領班和老師們說好了，不配合就沒有成績，後續就會很麻煩。」

這些學生的實習期間以兩個月為基準，所有人都住在工廠宿舍「集宿實習」，同時學校還會派遣教職員擔任「隨團導師」，就近「輔導」並協調工作起居。不過對外公佈的實習計畫裡，雖然包含「技能實作」與「認證課程」；但實際上所有學生都只會被發派到生產線上——以主修電腦工程的小芳為例，她的「實習內容」就是負責安裝Echo Dot音響裡的保護膜，每天目標3,000組，每天工作10小時還得連續工作6天，也就每個星期60個小時，機械式作一些與專業技能無關流水線組裝。

「一開始，我非常不習慣在工廠裡勞動。但現在，上工一個多月後，就算不怎麼情願，我也已習慣了這種生活......儘管每天都要上半10個鐘點，真的非常非常累。」小芳表示。

「我試著和生產線上的領班反應，說我真的不想超時加班。但領班就直接和隨隊導師告了狀，導師則跑來警告我：如果我不配合加班，我就不夠格在富士康實習，這不僅與成績有關，還可能影響我能否畢業、申請學校獎學金。」小芳無奈地說：

「我沒辦法也沒別的選擇，只能咬牙硬撐過這一關。」

然而隨隊老師們私下向中國勞工觀察的研究員坦承：富士康所謂的「實習課程」基本無關專業實習，亦非具技術性的必要課程；各種加班人生，充其量只能算是職場見習、或提早體會社會現實的殘酷——但之所以學校和老師都千方百計要拉學生實習，無非就是個「錢」字。

《衛報》表示，根據建教計畫，合作學校每引介一個實習學生進工廠，富士康就會依人頭向學校支付「每人500塊人民幣」的費用（新台幣2,200塊），但光是衡陽廠就有1,500～2,000名實習少年工。因此每梯次的介紹費用，長期累積下來也是筆不小的財富。

除此之外，在實習過程中的「隨隊老師」，不僅薪資開銷都由富士康支付，其學生在生產線上的「製造績效」若能達標，導師也能獲得額外的督導獎金。共生共利之下，導師的輔導與服務對象，也就容易朝資方立場有所偏差，對於富士康要求長期加班的「結構性違法」，當然也更視若無睹、毫無反應。

在超時加班的勞動剝削外，《衛報》的調查報導也質疑起富士康廠方，是否於薪酬待遇非法壓榨著數千名未成年實習工？

報導指出，這些學生實習工所領的薪資是「每小時人民幣16.54元」（新台幣74元）；就帳面上看來，比湖南省的最低時薪標準檔次還高（分三級，最高級是 15人民幣／小時）——但事實上，這16.54元的時薪，卻是已經包含了本屬非法的「加班費」與「夜班津貼」。折算下來，學生們拿到的基礎時薪只有人民幣10元（新台幣44.5元），比湖南省最低基本時薪的最差標準11.6元／小時還低。

相比之下，派遣工在衡陽廠的平均時薪，卻是每小時20.18元人民幣（新台幣90元）。一來一往的人事成本，也促使「效益至上」富士康游走偏鋒，大規模地違法聘雇、剝削中國的少年勞工。

在《衛報》的調查報導公開之前，直到7月25日，富士康衡陽廠的內部會議都仍一致認同，建議聘用「更多的學生實習生」。該份會議紀錄強調，學生實習生不僅「價格便宜很多」，在管理上也還有學校配合的權威約束力。除此之外，比起有經驗的派遣工，年輕的實習生雖然需要訓練，但上手效率與體能也更好，對每年4~10月的訂單趕工旺季也更有彈性，「特別是在聘僱開除上，公司的彈性更高、負擔的成本也會變得更少。」

不過調查報導曝光後，對於類似爭議不算陌生的鴻海集團總部，也熟練地俐落止血。除了即刻開除負責廠長與涉案幹部外，亦強調「類似政策與公司方針嚴重不符」，並強調將深入調查「決不寬貸」；而美國的Amazon總公司亦表示「我們也不知情」，並重申集團尊重各國勞動規範、將盡力推動並監督合作廠商的「勞動友善政策」。

但事實上，類似的「少年工剝削問題」與違法爭議，已不是富士康第一次被國際媒體踢爆的勞動醜聞。以衡陽廠為例，2018年就已傳出過非法壓榨派遣工的重大爭議；2017年11月，英國《金融時報》的調查報導，也幾乎「一模一樣」地揭發了富士康在河南省鄭州廠，大規模使用實習學生超時工作，以填補Apple手機「iPhone X」生產線的非法勞問題。

事實上，過去兩年來，富士康的投資與工廠獲利，一直受到中國整體大環境的嚴重影響。除了基層勞動力嚴重短缺外，富士康長期合作的Apple手機產品，也連續兩代出貨狀況不如預期。此外，隨著國內通貨膨脹與薪資水平的增長，各種人事成本的支出，也因中美貿易戰的負面影響而更感壓力，因此富士康素來讓國際關注的爭議勞動條件，才會頻繁出包、並誇張地屢傳「未成年剝削事件」。

但類似的剝削狀況，並非富士康「獨有」、或NGO格外針對鴻海集團——像是南韓財閥「三星」（Samsung），就同樣被中國勞工觀察於2018年檢舉「在中國非法使用童工」（實習工指的是16~18歲；但16歲以下，指的更是非法的童工），並涉嫌於電子場內向僱員隱瞞有毒化學藥劑的使用。 中國勞工觀察指控三星在中國與東南亞「虐待勞工」，卻在歐美市場大打廣告、宣稱自己商品符合人道於勞動友善，因此以協同其他跨國勞動組織，於法國對三星發起司法訴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