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政治滅絕」的內蒙古：長城外的造反派，紅衛兵之眼目睹蒙古民族屠殺

▌本文為：《長城外的造反派：漢族青年眼中的內蒙古文革與民族屠殺》書評

「徒有虛名的民族自治，窒息的滅絕政策。」現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內蒙古自治區（南蒙古），堪稱是中國的模範自治區，成立的時間還要早於中共建政，「自治」的承諾則是來自毛澤東的金口玉言——但這虛幻的承諾從未實踐，當「蒙古王」被肅清，文化大革命的腥風血雨緊隨著降臨成吉思汗子孫的大草原。這是對蒙古人血肉之軀的消滅，但在文革十年浩劫的之前與之後，對內蒙古的滅絕早已開始、延續至今，讓蒙古民族逐漸淹沒在中國的茫茫人海裡。

關於內蒙古的近代歷史，任教於日本靜岡大學的蒙古學者楊海英多有著述，名氣最大的大概是講述血腥文革歷史的《沒有墓碑的草原》，字字血淚地記錄下了內蒙古的蒙古人如何捲入政治陰謀、被清算、落入民族大屠殺的悲劇命運。楊海英的觀點來自蒙古人視角，而2025年8月出版中文版的《長城外的造反派：漢族青年眼中的內蒙古文革與民族屠殺》，則是來自漢人的觀點——更精確地說，來自親身參與文革的漢族紅衛兵之眼，這是本書的特別之處。

▌政治滅絕

另一個特別之處，則是《長城外的造反派》提出了「政治滅絕」一說——自從2019年新疆再教育營被衛星照片攝下，「新疆維吾爾族遭受種族滅絕」成為國際媒體、國際組織關注的焦點議題，2021年1月，時任美國國務卿龐佩奧（Mike Pompeo）更在卸任前夕直指中國在新疆的政策構成「種族滅絕」，不過後來許多研究新疆維吾爾問題的學者更偏向以「文化滅絕」而非「種族滅絕」的用語來形容，以避免將維吾爾人的遭遇和二戰期間的猶太大屠殺當成完全的類比。

至於用「政治滅絕」來論述內蒙古近代的歷史，則是將中國內蒙古自治區的蒙古民族，視為由中國國家制度正式命名並賦予自治區名義的政治實體，而非一般認知中，由血脈、文化、共同歷史、社會等等要素建構而成的「種族」，因而「政治滅絕」所指的是在政治上摧毀了一個人群的存在，從而讓這群人、這個民族，不再有政治自主、不再有組織力量，永遠喪失自治的可能性。

內蒙古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遭遇的，是系統性的民族屠殺，根據中國政府的官方數據，文革時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漢人）總共逮捕了34萬6,000名蒙古人，殺害27萬900名蒙古人，致殘12萬名蒙古人。歐美學界觀點則認為，被屠殺的蒙古人受害者總數達10萬人。

文化大革命高喊的是階級鬥爭，但在內蒙古，真實上演的卻是民族鬥爭、民族屠殺。毛澤東將馬克思思想歸結為一句話「造反有理」，在全中國各地覆誦著這句話的紅衛兵就被稱為「造反派」，這也是《長城外的造反派》的共同作者兼譯者程鐵軍，在那段瘋狂、殘酷、血腥歲月所扮演的角色。

程鐵軍來自河北饒陽農村，在老家看見大躍進肇因的大饑荒，為了能夠糊口的生活條件和繼續受教育的機會，程鐵軍的養母讓他到內蒙古呼和浩特投靠生父，當時饑荒導致大量華北農村人民流入土地廣袤且有工業發展的內蒙古，程鐵軍恰好是最後一批獲許移入內蒙古的漢人農村人口，其後，試圖湧入內蒙古、或是其他供糧情況相對寬裕的城市地區的無數農村人，就成了中共官方所稱的「盲流」（盲目流入人口）。不過，在這個時期，「內蒙古自治區」卻也早就名不符實，漢人人口遠遠超過蒙古人口數倍，而僅有的「部份自治」也快速萎縮。

▌「蒙古王」的失敗

透過程鐵軍的雙眼，與他驚人的記憶力，讀者閱讀到的是內蒙古當時的自治區主席烏蘭夫（意為：紅色之子）長年治理內蒙古地區，試圖保障蒙古人的政治權利，卻在文革前夕被整肅，「烏蘭夫反黨集團」被拔除，當權傾內蒙古數十年的「蒙古王」被迫投降下獄，草原上的蒙古人就此落入腥風血雨。

烏蘭夫在內蒙古歷史上是個評價兩極的人物，他出身內蒙古土默特部（漢人移入大區），在青年時加入中國共產黨，曾赴莫斯科學習，與鄧小平、蔣經國是同學。當滿清覆亡、民國成立、及至抗日戰爭、國共內戰期間，內蒙古爭取過獨立、曾經成為滿洲國的一部分，也爭取過與蒙古國統一，而民族自治也是選項之一——烏蘭夫即是與獨立派談判的中國共產黨代表。當1945年英美蘇的《雅爾達密約》達成，斷絕的內外蒙古（南北蒙古）統一之路，內蒙古只得轉向追求自治。

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回絕了內蒙古自治要求，於是內蒙領袖哈豐阿等人與烏蘭夫協商，接受了內蒙古自治區在1947年成立——還比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早了一年多。甚至，受過日本軍事教育的原滿洲國蒙古騎兵被中共所用，原本希望借助日本軍力從中國獨立的蒙古軍隊，卻成為毛澤東侵略鎮壓西藏的武力——這段歷史，楊海英著作《蒙古騎兵在西藏揮舞日本刀：蒙藏民族的時代悲劇》有詳盡的描述記載。

中共建國之後，烏蘭夫位列開國上將，官拜國家副主席、國務院副總理，是中共體系中最高級別的正國級領導人，是中國官方所稱的「少數民族融合典範」，也因此烏蘭夫在一些觀點中，被視為蒙奸。但烏蘭夫心心念念的，卻是落實內蒙古的自治——當中共1951年在內蒙古發動土地改革，蒙古人的牧場被農耕入侵，脆弱的草原生態化為沙漠，蒙古人被打為地主而慘遭血腥批鬥，烏蘭夫挺身而出。在楊海英的另一本著述《在中國與蒙古的夾縫之間：一個蒙古人未竟的民族自決之夢》便深深刻畫著烏蘭夫的兩面性：既是中共治下的「蒙古王」，卻心繫內蒙古自治，殫精竭慮在中共底下保衛蒙古人。

《長城外的造反派》同樣從程鐵軍這位漢人農村移入人口的雙眼，看著烏蘭夫的努力。烏蘭夫重視蒙古原生的放牧經濟模式，設法控制漢人移民湧入和農地開發，保留草原牧地，後來內蒙古自治區在所謂「三年困難時期」仍然保住了穩定，未受饑荒所苦。

內蒙古的寬裕還可體現在，那場三年大饑荒內上海出現大量被遺棄的孤兒，這些「上海孤兒」來自周圍飽受饑饉之苦的省份，父母將孩子遺棄在優先供糧的大城市上海，但上海也不足以收容養育，於是烏蘭夫同意將這些孤兒送到內蒙古，就成了到現任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都還在兩會提起過的「三千孤兒入內蒙」，被視為民族團結的佳話。

只是，烏蘭夫1966年在北京被圍攻、鬥垮，緊隨而來的是清算內蒙古政府公部門裡的蒙古人。而從程鐵軍的個人經歷，他在內蒙古師院目睹了自治區的第一張大字報，也捲入造反派與當權派（以劉少奇、鄧小平為首，被打為「走資派」）的爭鬥；描寫文化大革命的紀實作品或是傷痕文學，對紅衛兵的瘋狂與殘暴、人性最黑暗的一面如何激發展現、以及上山下鄉運動的陰暗多有描述，而對造反派及與當權派相互傾軋有深入描寫的較少，這也是《長城外的造反派》提供給讀者的其一獨特面向。

▌虛幻的自治

當程鐵軍離開高校，他以記者身份，親眼目睹蒙古人遭到的殘酷折磨，眼見蒙古人成了中共權力鬥爭的犧牲品，眼見中共將早在新中國建國之後就解散的「內蒙古人民革命黨」（內人黨）當成將萬千蒙古人入罪的罪名，天蒼蒼野茫茫的大草原染了血，成了人間煉獄。

烏蘭夫保全蒙古人的努力失敗了，追求自治的夢想落空，當烏蘭夫被整肅時，仍復述著毛澤東在1935年承諾過的「三五宣言」內容：

終究，內蒙古自治的信念成了烏蘭夫的罪愆，中共依然需要一個模範少數民族的樣板，於是在土改、文革（再加上後來1981年學運）慘遭屠殺、整代菁英被屠滅噤聲的蒙古人，成為了中國的模範少數民族，烏蘭夫下葬於中國共產黨的烈士陵園——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烏蘭夫家族後來仍坐居內蒙古高位（烏蘭夫的孫女布小林是前內蒙古自治區人民政府主席，2021年因身體因素辭任），只是如同西藏、如同新疆，真正掌握實權的黨委書記職位，不會落到少數民族手上。

內蒙古民族仍然存在，只是人口比例不斷下降，2020年中共下令蒙古語學校改以漢語授課，一度引起內蒙古人廣大抗爭，但終究也只能看著母語就如先祖的土地、歷史被奪去那樣，逐步逝去而難以抵擋，自治從來都只是一個虛名，而當自身文化與政治自主性都已不再，這個民族不需要被消滅，而是已然消散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神話裡。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