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月影花怪談／遊廓女悼亡友——〈滿花樓怪談〉的日治台灣女性情誼

《轉角月影花怪談》以專欄作家陳飛豪的國藝會研究計畫「日治台灣明治怪談的書寫與現代性想像」的研究內容為基底，透過研究日治台灣報載的怪談，解讀這文本類型在台灣與日本間的文化互動。相較於過去來自東亞大陸傳統「誌怪式」的書寫模式，明治日本的新式現代文學浪潮更著重於怪談相對於人心、情感甚至西方精神性的反思，鬼故事不單單只是怪力亂神，反而如同鏡像般，照映出當時的各種社會議題與現象——東亞「怪談」就在此時正式走向「現代化」。

這些詭奇、古怪的內容，依附在大眾文學、藝術創作與殖民記憶，靜靜躺在台灣歷史的角落，本專欄將為轉角國際的讀者，重新撿拾這些被遺忘的故事，給予它們全新的想像。

提起台灣的鬼故事，勢必會想起台南府城三大奇案的陳守娘、林投姐與呂祖廟燒金，內容反映了台灣歷史中，因為移民社會文化，而造就出的女性經驗。陳守娘丈夫死後不服婆婆與小姑要求改嫁而受虐慘死，因此大鬧府城；林投姐癡癡等待改嫁後回到泉州作生意的丈夫，最後發現人財兩失，自絕並跨海復仇；〈呂祖廟燒金〉則描述一名渴望追求愛情，卻慘死的女鬼如何在古城蜿蜒的巷弄中，順著夜色縈繞著月光的哭聲訴說自己的不甘。

相較於這些呈現女性復仇的民間怪談，在日治臺灣的《臺灣日日新報》中，卻收錄了一篇描述女性情誼的〈滿花樓怪談〉令人印象深刻，而這也與當時台灣遊廓中，日本女性人口流動議題息息相關，相關歷史背景本文則分析如下。

▌唐行小姐與殖民地遊廓

在過去日本貿易及各種男性人口流動的所到之處，周邊幾乎都會有所謂「遊廓」的設置，過去在江戶時期的吉原遊廓，一方面為了服務日本各地來到江戶政治中樞的單身男子，另一方面也創造出獨特的藝文情境，並撐起舉世無雙的浮世繪文化。

若我們將目光轉往東亞乃至東南亞各地，隨著海外經商或殖民擴張的歷史潮流，江戶末年的風俗業也常會買賣日本女性到海外，被稱為「唐行小姐」。舉例來說，新加坡著名的日本人墓地公園中，便埋葬了許多被稱為「南洋姊」的日本娼妓，成為了當時國際港中日本商業貿易足跡的歷史記憶。

後來大日本帝國成立，隨著對外戰爭擴張，這類遊廓也慢慢地在殖民地出現，1895年乙未戰爭後，大量的男性軍民來到台灣，不過明治時代日本本土對於台灣仍有瘟疫肆虐與原住民出草殺人的印象，所以該時期日本中上階層的女性，幾乎不太隨著丈夫或家人渡台，形成了一家之主在台工作，女性在日本操持家務的情形。風俗業者自然抓準了這個機會，在1896年總督府開放一般日本人渡台後，引進了大量的藝伎、娼妓與酌婦，其中藝伎以提供傳統藝能表演服務為主，酌婦為沒有接受過藝能訓練的女性，大多在酒席間倒酒與客人聊天，娼妓則以性交易為主。

明治時期的社會情境中，日本人幾乎少去台灣本土的「查某間」，除了風土民情的不同外，當時台灣女性裹小腳的風俗，更令他們避之唯恐不及，這個理由甚至成為了後來引進朝鮮娼妓的遠因。也因此，當上述的日本「花柳業」女子來台時，日本男子幾乎爭先恐後地想要一親芳澤，引發了許多社會問題。

順著這個趨勢，統治者也在1896年6月發布了「娼妓取締規則」，以便管理當時台灣的日本人花柳業，之後台灣也留下了許多相關歷史遺跡，如基隆的田寮港遊廓、台北艋舺遊廓、台南新町遊廓以及高雄榮町遊廓等等，都有這些日本女性的足跡。

▌滿花樓怪談：離鄉背井日本女子的哀歌與情誼

本文所要談的〈滿花樓怪談〉，則是於1899年（明治32年）7月13日刊載於《臺灣日日新報》的一則故事，故事發生於當時的艋舺滿花樓（現今的台北市萬華區），一名娼妓玉菊於某天上午去醫院探病，是一名同樣與她在妓樓工作，但重病的同事阿壽。探病當下，玉菊握著她的手希望能夠給她打氣，並且訴說著過去兩人來到台灣時，所有的點點滴滴，但看著阿壽病重的臉龐，玉菊彷彿覺得這樣的痛苦命運，也會發生在自己的身上。漸漸地，恐懼的氣氛逐漸蔓延，她「啊！」的一聲，往後踉蹌了幾步，便馬上逃離現場，之後沒多久阿壽便過世了。

之後某天，約莫是午夜時分的滿花樓，玉菊先讓客人睡了以後，便穿著草鞋反覆地在長廊外的庭院徘徊，最後走到了最近剛過世，阿壽的臥房。二十三夜，也就是農曆二十三日的紅色月光由外照進房內，順著窗戶的切角，形成了三角的月影。她的視線穿過拉門的木格子往裡面一看，一個若隱若現的女人魂魄，彷彿惡作劇般照映在鏡面上，那令人懷念的面容，如霧又如雷稍縱即逝，最後如同朝顏花開迅速消散。

玉菊好似知道什麼似的，備好了山杷子以及自己所種的花朵，接著南無阿彌陀佛的佛號，從乾渴沙啞的喉嚨發出，那喃喃自語，有如蟲子順著微風拂過胡枝子的聲音，蔓延至屋簷之上。玉菊就以這枯槁的聲音，憑弔著阿壽之死。

在這晚之後，玉菊的行為越來越詭異，一直說夜晚時，阿壽的鬼魂站在她的床鋪旁，一直盯著蚊帳往內看。妓樓樓主一方面厭惡這麻煩事，另一方面卻暗自竊喜從許多娼妓身上取得了不少的香典（奠儀），並且拒絕玉菊希望讓阿壽的遺骨回到故鄉的請求。之後，玉菊不斷作著怪夢，並時常撫摸和服的腰帶發呆，令人無法不聯想她想作傻事。這位女郎的美色與香氣漸漸消殞，豐腴的外貌也漸漸消瘦宛如枯骨，原本奸巧的樓主，最後不得不正視這個問題，只好找來曹洞宗的僧侶為阿壽誦經，並將她的遺骨送回故鄉。

簡單分析這則故事，其本質有如首段提到的府城三大奇案，都是台灣不同歷史階段下，移民社會文化情境所造成的故事。由於發生於日治台灣明治時期的遊廓，倒也為這整個故事增添了許多異文化的色彩，而故事當中，最令人意味深長的描述，便是玉菊走進阿壽的房間時，書寫者刻意模糊那映照在鏡中的，究竟是阿壽的幽魂，還是其實根本就是玉菊的臉龐？

這時就值得我們思考，這些從遠方的日本來到台灣的女子們，在看似無望的未來中，面對身邊的同儕死去，勢必會將自己的命運投射在阿壽身上，進而影響自己的身心與精神狀態。

故事的最後，我們倒也是讀到，面對身心俱疲的玉菊，原本對阿壽之死毫無同情的樓主，最後想必也是頂不住壓力，只好心不甘情不願地完成玉菊的心願，畢竟這般心理性的連鎖效應，若是蔓延到整個妓樓，滿花樓也必定蒙受巨大損失。

雖不圓滿，但滿花樓奇談故事的結尾，也讓我們稍稍感到花街女性間的情誼與溫暖，相較於府城三大奇案中，陳守娘與林投姐的「女性復仇」，倒也為台灣的民間怪談，切出另外一種不同的故事情節與方向。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