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講好華人故事：《黃色臉孔》的話語權爭奪戰，與被馴化的華人歷史

《黃色臉孔》是匡靈秀在《巴別塔學院》之後下一本叫好又叫座的小說創作，講述了一個精彩的故事：失意的白人女作家茱恩（茱妮帕．海伍德）因緣際會，在一位成功華人女作家雅典娜．劉意外身亡後，竊取並冒名出版了她尚未出版的遺稿《最後的前線》，從而大獲成功。但在一炮而紅以後各方壓力接踵而來，有來自同行業者的羨慕和嫉妒；出版社基於商業視角的考量；書評人咄咄逼人的批判與考究；讀者社群的期待。而其中最受關注的重點莫過於：一個白人作家如何／為何能講好一個華人的故事？

《黃色臉孔》所涉及的所有爭論，其實都圍繞著一個核心議題：「在美國社群中，『誰』有資格代表『華人（黃色臉孔）』社群？」，以及其衍生的子議題：在爭奪「黃色臉孔」話語權的過程中，關於這個群體的敘事如何被馴化成白人可以接受的樣貌。

無論是在歐美學界和社會中，即便「多元」一直是被推崇的價值。但實際上，這項價值的實踐建立在由菁英白人所架構的體系上。舉例而言，截至2023年統計為止，牛津大學各層級學術職人員的非白人比例僅有9%，而非白人學術人員在2013年時更只佔總數的4%。

換言之，雖然在過去10年間牛津大學的學術人員有更加「多元」的趨勢，但在實踐層次上，更像是歐美在地的非裔、亞裔乃至其他少數族裔背景的人士在這個體系中競爭，從而獲得菁英白人認可的過程，跟那些原生地不在歐美國家、「真正的」非西方人無關。畢竟，終究是由白人來決定哪些少數族裔人士能夠加入他們的行列。在這個過程中，大部分的少數族裔者都不會是最後的贏家，而且許多非菁英階層的白人還會產生強烈的相對剝奪感，從而和獲益的少數族裔者產生競爭關係。書中角色彼此之間多層次的「越位代言」問題也應該被放在這個背景下理解。

與此同時，在錯綜複雜的族裔／人際政治作用下，對非白人的歷史敘述也出現了被「馴化」的現象，也就是在知識生產、傳遞過程中，原先白人視角無法理解的「他者的歷史」，複雜性被逐步改寫成白人價值觀能夠認可的程度和面向。由此出發，「弱勢白人與成功華人的競爭關係」和「華人歷史的馴化」將會是筆者解析《黃色臉孔》的兩個關鍵詞。

▌《最後的前線》與被馴化的華人歷史

《最後的前線》是一本「小說中的小說」，雅典娜．劉在意外身亡前，基本上已經完成了相當完整的初稿，其內容是以一次世界大戰為背景，書中主角並非個人，而是一個被遺忘的華人移工群體。但原先雅典娜遺稿中所希望呈現的歷史，卻在茱恩和編輯丹妮拉手中被「馴化」到面目全非。

在雅典娜的草稿中，有個段落描述華工因為不堪受到英軍欺辱，而跑到英軍的掩體中上吊以死明志，但剩下的移工卻只是被告知：想要上吊，也留在自己的掩體裡就好，不要把別的掩體弄髒。在這個段落旁還留下筆記：「記得在謝辭裡提到，不可能憑空捏造這種破事的，我的天啊。」顯見雅典娜相當重視這個段落，且有相關的史料佐證。但這個段落卻在茱恩跟編輯的手中被徹底刪除，原因是：「太過火了，為了敘事步調刪掉。」

這個場景過後，茱恩與編輯更是刪除了一戰結束後《凡爾賽條約》相關內容將近40頁，理由同樣是「敘事步調」，且「重點不是中國的地緣政治，對吧？」。但原作者雅典娜的原意顯然是想要凸顯一戰結束後，即便當時中國身為戰勝國之一，但無論是華人移工群體還是中國的主權，都沒有在和談中受到公正對待。修改過後的小說結尾被加上一句：「我深信四海一家即為天意」，暗示著這群中國移工對《凡爾賽條約》相當滿意。

茱恩是如此評價這個大改過後的版本：「我確實覺得我們讓這本書變得更棒、更易讀、更流暢了，原本的草稿會讓你覺得自己很笨、時而出戲，因其自以為是的態度感到受挫，散發著雅典娜所有最討人厭特質的臭氣，新版則是一個能夠引發普世共鳴的故事，每個人都可以看見自己置身其中。」

簡而言之，整個編輯過程就是茱恩和丹妮拉如何刪改草稿，去呈現「白人眼中的華人歷史」。在她們眼中，雅典娜希望呈現的華人形象只不過是「最討人厭特質的臭氣」，而「臭味」的來源，大概只是因為草稿中涵納過多超出他們知識舒適圈範圍的資訊。對白人批評太直白的段落、對白人來說太複雜的華人歷史脈絡都被剪除，只留下他們想呈現給西方讀者的，也就是被「馴化」過後的華人歷史。

茱恩竊取雅典娜草稿的過程，同時呈現匡靈秀巧妙佔據道德高地的寫作手法。畢竟，誰也不能保證如果雅典娜的初稿直接與編輯對接，其過程會不會同樣需要大幅刪減華人移工歷史的複雜性。但讓雅典娜直接死掉，再由白人茱恩大幅刪改《最後的前線》，則可將雅典娜塑造為已經逝去且無法證實或證偽的「白月光」，只能寄託美好嚮往，而所有錯誤都歸咎給他人。

▌「華人話語權」爭奪戰

經過「魔改」之後，《最後的前線》在出版後大獲成功，茱恩也因此邀約不斷，各式講座、活動、頒獎典禮絡繹不絕。但在聲名鵲起的同時，茱恩也招致許多批評。若仔細分析內容，不難發現無論是讚譽或者詆毀，都圍繞著「西方世界中的華人話語權」這一個議題展開。

類似爭執在出版前的編輯階段便可見端倪。茱恩為了閃躲「為什麼一個白人可以寫作以華人為背景的故事」這類問題，刻意在出版社建議下，在封面上幫自己取了「茱妮帕．宋」的筆名，顯然是希望讀者誤以為作者具有華人血統（另一方面，這樣的誤解能夠成立，也和大部分華人喜歡取個「英文名字」的習慣密切相關）。

與此同時，出版社的編輯助理坎蒂絲．李也在這場爭奪戰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坎蒂絲在編輯過程中自薦成為「文化敏感度讀者」，但在被茱恩和丹妮拉聯手否決後，選擇在《最後的前線》出版後，到公開網路平台留下負評。此舉讓她被出版社開除，並為後續有如驚悚故事般的情節埋下伏筆。

縱然坎蒂絲同樣有著一張黃色的華人臉孔，但其成長背景如何？她對一戰時期的華人移工群體有多深入的了解？坎蒂絲會不會是所謂的「香蕉人」（見註解）？這些問題在匡靈秀的小說脈絡中缺乏更肯定的答案，但無論如何，坎蒂絲認為自己的意見並未獲得重視。換言之，她是在這場「華人話語權」爭奪戰中沒有獲勝的一方。

最後，在這場爭奪戰中，也出現了一張非華人的臉孔——書評愛戴兒．史帕克斯-佐藤。這個姓氏明顯暗示著這位書評擁有日裔背景。由此也可看出在西方社會中，只要擁有一張「黃色臉孔」，無論是中國、日本或者台灣、香港人，都必須在「多元」的體系中競爭「亞裔」的代表權。於是，史帕克斯-佐藤的評論所在意的主題，由最開始的華人移工群體與白人傳教士之間的關係，也就是華人移工群體的歷史是否得到妥善的詮釋，逐漸變成：究竟茱恩有沒有剽竊雅典娜的作品。因為，比起鉅細靡遺地討論「華人移工歷史」這個在西方不吃香的議題，不如高舉「著作權」這個近現代由西方奠定的法律概念來得吸睛。

▌肥皂劇化的話語權爭奪戰

在這場話語權爭奪戰的一系列公關操作中，辯論的焦點其實已經逐漸模糊。特別是茱恩的下一本小說《母巫》推出以後，其中開頭被證明來自雅典娜筆記本中曾經公開發表過的一個段落，茱恩再次被推上風口浪尖。只是這時，不論出版社、書評、甚至茱恩自己在意的問題只有：如何證明《母巫》的故事屬於茱恩原創，而非剽竊。《最後的前線》中華人移工的歷史，已經引不起輿論任何的興趣。

《黃色臉孔》的最後，留下了一個諷刺性十足的結尾。先前被出版社開除的坎蒂絲，在裝神弄鬼一番，和一場幾乎鬧出人命的肉搏戰之後，成功把自己的故事包裝成一個自己、雅典娜和茱恩之間愛恨情仇的回憶錄，在出版市場大發利市。其中的故事內容既難以證實，也同樣難以證偽，一切只能訴諸輿論風向的勝負，而非事實。作為回應，茱恩也打算繼續使用雲裡霧裡的敘事手段，寫出另一個關於真相曖昧難明，卻能引發讀者興趣的故事。

換言之，隨著《黃色臉孔》的結束，無論是華人移工的歷史，還是華人話語權的爭奪戰，在出版社的利益面前，都只是微不足道的塵埃。畢竟，炒作一本已經出版，且內容硬梆梆的歷史書籍，不一定能再次帶起銷量；但炒作其中灑狗血的愛恨情仇，卻是正中大眾的胃口，並帶起下一批銷量。歷史真相與狗血情節之間孰重孰輕，殘酷的真相往往令人不忍直視。

與《巴別塔學院》相較，《黃色臉孔》可以說有著相同的深層議題關懷，但在行文上，匡靈秀在兩部小說中展現出英式英文和美式英文切換之間的嫻熟把控。即便是透過中譯本，筆者也可以清楚發現《巴別塔學院》中使用的英文，明顯較為「咬文嚼字」；《黃色臉孔》中的語言則相當「直白」與「不文雅」（當然是相較英式英文而言）。但不同語彙的使用，不影響匡靈秀兩部小說背後討論的底層邏輯：在西方社會／學術脈絡中，華人／華裔群體究竟如何被呈現？屬於族群自身的話語權，又是在何種爭奪過程中被奪走、排擠，甚至——遺忘。

註：「香蕉人」意指雖是華人臉孔，但可能從小成長於西方社會，因此思維層面卻更接近白人的群體。

責任編輯／王穎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