抵抗「Fiesta」(下):偷來的土地,與認同的衝突
拘押一夜的珍妮佛.馬利獲釋後,在臉書上表示自己不覺被羞辱,也不憤怒,僅只是平靜地解釋整場行動的緣由:「這個行動並不只是和Entrada有關,也不只是關於歷史修正主義、西班牙殖民榮光或美國帝國主義,這運動是為了保護我們的土地、生命、國家、身體和聖地。」
在大學主修原住民文化的她,清楚指明石化與核武工業在美國西南帶來的生態浩劫,而這些悲劇都發生在印第安人的聖地上,與之相應的是原住民生存權利的弱化,使他們淪於自殺、酗酒、毒癮和家暴的輪迴裡:
這是幾個世紀以來,資本主義、殖民主義、異性戀父權與白人至上主義導致的系統性暴力。只有反抗這些霸權,我們才可能體驗自由,建立一個真實的國度。
這篇長文讀起來鏗鏘有力,卻也有知識份子搬弄空洞的意識形態之嫌。然而,當我在網路上讀到這位年輕女子的故事後,頓時對自己這反射性的評論羞愧:馬利從小居住在印第安社群裡,然而帶有歐洲血統的父親卻總是輕視原住民,也屢屢挑戰她的身份認同,令她迷惘不定。
除此之外,這位自覺「高人一等」的父親有著酗酒和動粗的習慣,逼使這女孩與她的印第安家人長期處在暴力之下。這名大學生並不是賣弄理論,她說的是自己的遭遇,以及原住民族的困境。
儘管印第安人擁有自己保留區,擁有某種程度的自治權,但生活在世界上最富裕國土上的他們,近七成失業,有三成活在貧窮線下,從這些數據可知這個族群如何在底層結構掙扎。馬利所說的,是一種失去語言、文化和土地的剝奪感與卑微,而他們年輕一輩要做的,也是盡可能地一步一步地找回族群的尊嚴,
像在Fiesta這樣節慶中,搬演Entrada,在外人看來不過就是個普通的表演,對美洲原住民來說,抵抗它卻是在主流社會中找回聲音跟存在的一小步。像瑪利這樣的年輕學生,連學校的校徽都不放過,積極與校方溝通,亟欲將那些西班牙征服的意象趕出校園。
「以慶祝節慶的方式來進行物質征服,並維持一種錯誤的敘事,對我們來說都很真實。」馬利第一次帶領抗議時,就對大眾如此發聲:
對每個原住民社會來說,問題顯而易見,就是你能看到的高自殺率、貧困,與酒精毒品等。而這些都導因於遭西班牙、美國雙重殖民的過去,這歷史讓人毛骨悚然。
這幾乎是這個世代印第安青年的共同批判。而他們年輕、熱情、易於憤怒,只能用力發聲。
與馬利同組織、同世代的Elena Ortiz,是去年示威運動的領導人。對同樣身為普韋布洛人( Ohkay Owingeh Pueblo)的她來說,這種並不是針對西班牙族裔(Hispanic)的對抗,而是繼承了父親的三十多年來的行動與意志,於是總穿著普韋布洛革命的T恤,向政府提出控訴:Fiesta這麼一個「宗教活動」,不應該得到公部門的資金。
宗教,正是Fiesta這節慶開始的原因和雛形,如今也是包圍它的眾多爭議之一。1712年,新墨西哥省(Nueva México )的西班牙管理者公告要以宗教慶祝活動,來榮耀20年前在來到這塊土地的過往。
根據新墨西哥大學歷史學者威爾森(Chris Wilson)的說法:這種節慶本是地方性活動,到了二十世紀初,卻成為「國家化運動」的一個環節,亦即透過歷史性盛會來「創新傳統」,好讓快速都市化與社會變遷下的國家,透過「歷史」而促進團結,並擁有穩定且持續的文化與社群感。於是,Fiesta這個天主教活動,到了近代成了新墨西哥州的慶典,同時轉為「三重文化社群」的產物:普韋布洛人、西班牙裔與盎格魯(Anglo)。
換句話說,原本與這活動無涉的印第安人被迫在慶典中扮演一個角色,而美墨戰爭後主宰這塊區域的盎格魯美國人則浪漫化了這一切,他們沒有在這節慶中現身,僅讓西班牙裔唱獨角戲,而這種「歐系傳統」也就由西班牙裔傳承下來。
聖塔菲市長岡薩雷斯(Javier Gonzalez)就是這個典型。在他年輕時,獲選扮演東•狄也哥(Don Diego de Vargas)這個角色的機會,據聞其父執輩莫不激動落淚,深感榮耀。因此,當他成為一市之長時,對於改變傳統這事十分猶疑(儘管他曾將哥倫布日改成原住民日)。對他而言,Entrada和東•狄也哥的敘事很簡單,不過就是:一個擁有虔誠信仰的紳士,深怕引起衝突,於是,不斷反問自己何時使用武力?我可以完全不動武力嗎?追隨我的人們將來會如何呢?
針對Entrada形成的爭議,岡薩雷斯不斷地說,原住民有其傷痛,但西班牙裔也有失去土地、語言和文化的創傷。放在整個國家的脈絡來看,他這段話是沒有錯誤的,在盎格魯的宰制下,其他都是非主流,也因此,某種意義上,Fiesta鞏固著西班牙族裔的認同。
另一為名叫霍頓(Sarah Horton)的學者則指出,自二次大戰後,關於Fiesta的表述越來越放在西班牙裔的根源和天主教信仰上。1956年,宗教性組織在這節慶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他們將天主教徒組織起來,進行宗教相關的活動,凡此種種都被視為西班牙族群對安全感的尋求與這城市波希米亞風格的展現。
新墨西哥州由各種不同印第安族群、拉丁族群、西班牙裔和其他白人所組成,血緣和認同本就非常複雜,在經歷各種殖民與政治經濟干擾後,所有人都有相對的邊緣感,且有認同問題。反對或支持Entrada這件事,就是認同政治的展現。
然而,許多居民並無此自覺,僅認為Fiesta是他們生長在這裡的回憶,每到這個節日就會聚集慶祝,也代表夏季的結束。如果細問他們對這節慶的看法,能記得的大多是慶祝「OUR LADY」(聖母瑪利亞)來到這裡四百年、與原住民和平相處的一切:
這是傳統,是我們的記憶,請尊重我們的文化!
就連非裔美國人也忍不住評論:「這些都是過去的歷史了,但歷史應該在的地方是博物館,而不是這裡,不是大街上。」
我在聖塔非大街上,與一個從加州移居來此超過50年的的69歲先生Stephen Fox談論稍早遇見的爭議,他搖了搖頭,對我訴說著英國、西班牙如何屠殺、掠奪原住民的一切後,感嘆:「美國對不起原住民。」
這位白人老先生經營一個畫廊,專門收購印第安人的畫,我們聊天時,時常有畫家進來將畫交給他,待畫家走後,他會低聲說:「他原本酗酒,已經勒戒成功了。他必須想辦法擺脫家族和族群帶來的創傷。」
「這座城市,靠著觀光賺錢,特別是每年的印第安市集,為大家帶來多少財富。但他們並不真正尊重原住民的歷史與感受。」老先生又搖頭:
到底是誰的土地誰的城市呢?
我在老先生邀請下,連三天進城看這熱鬧。節慶這幾天,人們還是歡樂慶祝,但當事人都烏雲蓋頂:「在那些原住民行玉米收穫祭時,我們有去抗議嗎?」Fiesta的籌辦委員對著媒體動怒。
Fiesta並非由官方舉辦,籌備委員皆由民間人士參與,有些是老師、有些是商人、以及各行各業,他們深信這個節慶都是為了宗教,而Entrada則是彰顯1692那年的和平約定。他們認為,Entrada非關地理大屠殺,也不是為了慶祝地理大屠殺,更和醜惡對待印第安人無涉,僅僅是西班牙人與他們的美洲原住民兄弟姊妹聚集在一起而已。
對聖塔菲來說,這很重要,因為這正代表著數百年他們在這土地上共同生活,總而創造出來的多元文化所存在的意義。
我認為,這句話也可以套用在美國的身上。而這個國家西南邊發生的小衝突,恰恰也反映出今日美國的問題:族群對立加強,認同政治鞏固,大多數人不願傾聽少數族群的感受與創傷——但也不盡然都是如此,一個退休老師對我說,大眾都知道自己踩在一個「偷來的土地」上,願意承認它,但僅是這樣。
確實如此,因為哥倫布日還在,征服的慶典也在,每個人都把歷史丟到大街上再狠狠地踩過去。畢竟,歷史本來就應該在博物館裡,不是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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