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爾市長之死（下）：死無對證的#MeToo？死者為大的二度傷害
南韓首爾市長朴元淳選擇以極端方式結束人生，震驚南韓社會。儘管他的遺書中，並未提及走上絕路的理由，輿論目前研判，這可能與前秘書向警方報案指控性騷擾，脫不了關係。
南韓政治人物以「輕生」了結，已非首次。2009年，家人因涉弊案而陷入官司，疲於奔命的進步派前總統盧武鉉跳崖身亡；2015年，保守派國會議員成完鐘也因涉嫌詐欺與盜領建設公司資金，在羈押審查前，主張自身清白而選擇走上絕路。
最近一次案例，是2018年底，進步派代表人物——正義黨院內代表魯會燦，聲稱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況下，收到進步派部落客「杜魯金」的賄款，最後跳樓身亡。沒人料到，這回離開的，會是領導首爾9年的朴元淳市長。
過去3年間，進步派的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已有兩位政治人物因被揭發性醜聞而「下檔」：第一個案子是在2018年初，被視為「文在寅有力接班人」的忠清南道知事安熙正，遭秘書金志恩直接在電視新聞直播上指控性暴力而辭職，安熙正1審獲判無罪，2審則被判3年6個月徒刑，並當庭收押。
另一起案子是發生在今年4月底，同為共同民主黨籍的釜山市長吳巨敦。吳自行召開記者會稱，因與其下女公務員「發生不必要身體接觸」為由而請辭，全案目前仍在偵辦中。
朴市長的突然失蹤與去世，留給眾人諸多錯愕。眾多「朴粉」、進步派支持者、公民團體人士和許多曾受他關照的市民，紛紛對朴市長表達哀悼與懷念。
朴市長長期努力經營市政與回應諸多社會不公義問題，還有他毫無架子的親和力，曾跟在他身邊採訪的筆者，還有眾多採訪過他的新聞工作者眼裡，都覺得誠意十足。相信大多數的人，都不吝於對他的從政表現，給予正面或肯定評價。
但若事件涉及性騷擾——在給予朴市長於市政與運動理念正面推崇、緬懷他所作所為的同時，我們還得謹慎思考，指控性騷擾的當事人，當下是不是該受到保護，而她目前的心理狀態又是如何。
面對性騷擾的指控，警方回應已收到報案，朴市長的遺族代表，卻發送信函給所有記者道：
隨著朴市長的去世，法理上，性騷擾疑雲的調查即告自動結束。只是，法理不代表百分之百的合理。假設朴市長選擇絕路，如果與性騷擾有關，那就存在兩種可能——一個是朴市長本人被設計或栽贓；一個是朴市長真的肇下我們意想不到的行為。
但面對兩種可能性，原本前秘書報案後，她本人與朴市長，都能有機會在警方調查及司法主持公道下，讓這件事情得以釐清。就算朴市長若覺被栽贓、毀損名譽，律師出身的他大可拿出證據反駁，或提出誣告，而若真有性騷擾也應當負起責任。
但如今，朴市長走上絕路，所有事情就因被指控者死亡而自動終結，無法釐清。對承受不當行為而帶來精神壓力的當事人而言，並非公允；當事人會做出指控，並供出「受害者還不只1人」，顯示幾位被害人可能相互知道彼此遭遇，當中除了報案的秘書外，很多人可能迫於壓力或輿論對朴市長過於愛戴，反而怯於將自己的受害經歷公開出來。
這種情況下，就會出現一種困境——當社會都為勤勞認真的朴市長哀痛時，看在可能不只1人的被害者眼中，卻會是種極折磨—因為自己冤屈還未能伸張，也因法律規定，而導致制度上再也無法伸張，還沒得到道歉與賠償，眾人卻忙於悼念朴市長，這可能會對當事人造成2度傷害。
基於過去朴市長的努力與良好形象，我們都不希望這些不光彩的事是真的。但現實是，南韓#MeToo的浪潮，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如此敏感的當下，緬懷亡者功績的同時，我們更該站在潛在被害人立場思考：換作我們是被害人，看到此番光景，又作何感想？
而在如此情況下，面對性騷擾疑雲案件的處理，相關法規是否完備、是否足以保護當事人，能不能繼續喚起輿論注意這起性騷擾疑雲，讓事實得以釐清，是我們得進一步思考的問題。
若事件為真，這件事也不該隨朴市長的去世而告終；性騷擾事件對被害人造成的影響，不會只是一時的；若證明朴市長與此事無關、事件為假的話，則朴市長歷史定位會更加清晰明確，將受到更多人緬懷。
社會能否保護並鼓勵當事人繼續站出來，提出具體證據揭發詳細過程，在在考驗南韓大眾對性別議題的思辨與行動，是否成熟。
若朴市長真因這起性騷擾疑雲而選擇走上絕路，將為南韓 #MeToo 運動留下陰影、甚至負面打擊，因為這代表人權律師出身、曾為性拷問與性騷擾受害人辯護的朴市長，還沒對受害者負責，卻只在乎自己個人名譽而了結生命；而若人們只顧緬懷朴市長，選擇不去思考潛在被害人的問題，也將突顯我們的自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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