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梵蒂岡的｢政教關係」：臺灣政府如何與教廷展開務實外交？

2021年疫情過後，我有數次到羅馬田野考察的經驗，包含拜訪我國駐教廷大使館及梵蒂岡人員。同期間，我也重回臺灣政府部門在涉外工作第一線。這些經驗讓我理解到，外交不僅是「設定國家戰略」及「如何與外國人往來」，有些時候，關鍵是政府高層的態度，以及國內跨部會協調，甚至是部會權責間的衝突調適。

外交實務工作的困難，不僅僅難在臺灣的國際處境，困難有時關乎國內，這時的外交就需要高層政治的智慧與手腕。例如，臺灣和美國的貿易協商不只是外交親善，更涉及臺美間如何就關切事項落地實施——我相信許多人明白我的意思。

在這篇文章中，我想從揣摩高層政治的視角，反思我國與教廷的外交，看看我們可以怎麼去增進與教廷的合作。以下我提出幾個觀察重點：

一、宗教自由「不等於」政教關係和諧。宗教自由只是根本和起點，政教關係需要高層的重視與經營、執行階層的溝通與協調。

二、教廷外交主要是為「促進天主教會的教務」與「平息衝突構建和平」，而「不是」國內政治及國際政治。臺灣國內僅止於知悉教廷外交的特殊性，然未深究教廷外交的特殊內涵——教廷外交與俗世外交的差異，或說梵蒂岡外交與其他中華民國邦交國的外交，是否存在本質上的差異，政府似乎沒有明確說明。

三、信手拈來有許多促進我國與教廷外交關係的事情可做，但權責非屬外交部及駐教廷大使館。這些事情需要高層重視，以擴及各部會協調與協力。

▌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溝通與互動「檯面化」

首先，關於宗教自由。過去數年，每當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續約臨時協議時，我們的輿論總提醒教廷：「中國迫害信仰，中國不守信用」——這些提醒是事實，教廷也明白。不過，這樣的梵中協議，並非出自一人或一個團隊的政令獨斷，而是教廷對中國長期延續性的政策成果。

教宗方濟各帶領全球天主教會的十多年間，他對中國的政策，較為特殊的決定，其實是將教廷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溝通與互動「檯面化」。我之所以要提出「檯面化」，主要是為提醒讀者，教廷從未放棄接觸共產中國，從未放棄中國的天主教會及天主教友。

教宗方濟各「檯面化」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往來，可能給予中國一種象徵意義，吸引中共政權願意與她往來。然而天主教會內，對於教宗方濟各的外交策略也有批評：批評論者認為他忽視地下團體、忠貞教會所受的苦難，以及懷疑不公開協議中教會是否做出不應當的讓步。這些教會內的討論都應被重視，也啟發我們反思。

教廷對中共治下的努力，始自教宗庇護十二世的「堅守崗位」政策，教宗若望保祿二世承續以「東方政策」指導與共產國家的往來，直到出自有數百年向中國福傳經驗的耶穌會的教宗方濟各，推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簽署臨時協議，這是一脈相承的政策延續。

其中值得提醒臺灣讀者的是，教宗保祿六世在1970年代，將「橋樑教會」的工作託付給臺灣天主教會，他希望臺灣能扮演中介共產中國與全球天主教會的「橋樑」。這個工作迄今仍存在，更有許多智者始終如一扮演好其中角色。我國的教廷外交，不僅是要讓中華民國國旗在羅馬飄揚、臺灣受世界讚揚，我們也毋忘這個外交與全中國之間的關聯。

▌從「政教關係」與教務角度，思考臺灣政府與教廷關係

既瞭解教廷面對共產中國之政策的延續性，我們或許不能把目光停留在政治層面，正如我們一再提醒，當代的教廷外交旨非干預政治，而是為求長久和平與牧靈福傳。

若為增進我國與教廷的外交關係，我認為需要從「政教關係」與教務的角度思考「臺灣政府能多做什麼」？基於與教廷外交關係的需要，臺灣可以推動什麼合作？臺灣不能只是從本地政治的需要和我國的外交習慣去思考，因為，教廷外交與俗世外交不同。

臺灣此刻正推動的價值外交及經貿外交，習慣高舉民主自由的價值體系，展示高科技的經濟體質，以推展總合外交。然而教廷（La Santa Sede）與梵蒂岡城國（La Città del Vaticano）的這個組合體，我們很難直接用既往固邦的各種外交慣例與之維繫。例如，梵蒂岡採行絕對君主制（il monarchia assoluta），與梵蒂岡談民主體制似乎不是個套路；臺灣與邦交國的農業貿易、農技輸出、貿易關稅、經濟投資等，都不屬於教廷外交的直接範疇。因此，臺灣需要探索與教廷溝通頻道，最好的調頻策略就是從「政教關係」著手。

實施自由民主體制的中華民國，相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確是宗教自由的國家。比方說，臺灣有蓬勃的民間信仰，大甲媽遶境蔚為世界三大宗教盛事。臺灣的宗教自由，代表政府不會介入信仰，每個人都有信仰自由。

但是，社會享有信仰自由，不等於消彌了政府與宗教間的緊張關係。許多時候，宗教運作的需求，被政府包裹在行政職權，而不歸屬宗教自由。因此表面上社會享有信仰自由，宗教團體可以自由傳教。但是宗教團體的必要需求，其實尚有未竟之處。

例如，宗教團體申請必要人員到臺灣弘法的簽證或居留證，絕非易事。雖然邊境管控是國家彰顯主權的作為，更是保衛臺灣的必要措施。但是整體以中文為主的臺灣天主教會社群——牧靈工作需要擅長中文的外籍聖職人員與修士修女協助，以補充本地聖召的缺口。近年因兩岸關係緊張，不少教區及修會都面臨申請簽證或居留證的困難，而且這樣的困難不僅發生在持中國籍的聖職人員及修士修女，現在也擴及部分外國籍的聖職人員。

臺灣天主教會各教區與外交部、我國駐教廷大使館有通暢的聯繫管道，我相信他們之間必然有若干聯繫管道反映教會的真實需要。然而依據我國現行體制，教區（diocese）依法申請為財團法人，教區同意在該教區內服務的修會（religious order）也依法申請為財團法人，他們都有權利申請需要的人員到臺灣服務。教區有通暢的政府聯繫管道，不過修會就未必有這些渠道。況且縱有與外交部的聯繫管道，宗教團體申請人員到臺灣弘法，主政機關是內政部，若申請人來自中國又屬陸委會管轄，這樣的跨部會協調首先需要得到高層的注意。

除了弘法人士來臺申請，教育及科技合作面的題材，也是臺灣天主教學者及神職人員自2005年就倡議的事項。

例如 （1）加強臺灣與教廷的學術交流合作，舉凡透過國科會鼓勵外國學者來臺訪問，增加教廷或天主教學者訪臺機會。（2）中華民國政府應修訂法令，准允天主教中小學開設宗教課程。（3）透過梵蒂岡博物館與臺北故宮博物院合作，交換雙邊展品、共同舉辦活動，吸引全球文化界注意力，提升臺灣國際知名度等相關政策建言（參閱梁潔芬、李允中《台灣天主教研究 卷一 ：誕生、成長及發展》頁 151）。

其中，第3項在2015年馬英九總統任內正式辦理「天國的寶藏：教廷文物特展」，打開臺灣與教廷的文化合作途徑。然而，其他建議事項至今仍待開拓，其中最大的困難正是「對教廷工作」缺乏高層設計與跨部會協調機制。

因此，雖然臺灣有信仰自由，但中央政府若願意，仍有許多事可與教廷談得更深：不要嘗試說服對方，而是要傾聽。如果雙方攜手尋找解決方案，最終可能以協議的形式呈現，這對中華民國（臺灣）好，也對教廷與天主教會好。宗教自由是根本，但在信仰自由之上，臺灣的政教問題——行政與教務間的磨合，需要共識與解套方案。

▌「教廷外交是加法，而非減法」

除了呼籲政府高層重視對教廷工作、反思信仰自由與政教關係，從具體工作層面，我也想提出幾點建言，但我人微言輕，歡迎批判討論。

首先，聖座教廷（La Santa Sede; The Holy See）與梵蒂岡城國（La Città del Vaticano; Vatican City State）兩個國家、一個元首、一個外交主體的組成，有別於一般俗世國家，有些國際法學者稱她為「主權實體」（Sovereign Entity）而非「主權國家」（Sovereign State）。此外，教廷外交官如國際組織的國際公務員，保有原生國籍，兼有梵蒂岡公民權，這也不同於俗世國家的外交。

我常想，假使把參與教廷外交，類同於國際組織的會員資格，會不會更好理解教會內常聽到「教廷外交是加法而非減法」的解釋？最近30年來，臺灣社會輿論不斷探問教廷「會不會與中華民國斷交」，這對加深邦誼沒什麼好處，反倒增加猜忌。到底怎麼理解教廷這種特殊的外交？如果政府專家能開專案帶社會認識，這對教廷與臺灣的互動有正面幫助。

其次，教廷的國際活動像是2019年廣邀參與「方濟各經濟」（Economy of Francesco），或2025年宗座社會科學院徵求博士後獎學金申請人，外交部都公文函請教育部、天主教主教團、大專院校「惠予協助宣傳並鼓勵青年踴躍申請」。這些在國際曝光的機會，我相信會吸引很多臺灣人，而不只是臺灣天主教友。

如果教廷舉辦的國際活動，能夠透過中央政府各部會的社交平臺，或政府合作單位的高人氣社交平臺傳播出去，我相信宣傳工作將有加乘效果。今年（2025）11月28至30日，方濟各經濟將在岡道爾夫堡——教宗夏宮所在地——舉行第二次實體大會，6月起開放全世界青年報名，這場活動很可能有機會與教宗良十四世（Pope Leo XIV）近距離談話。這是臺灣青年的機會，也是臺灣的機會。除了我們自己全力宣傳之外，希望這類教廷活動，政府跨單位也都能投注宣傳，鼓勵臺灣青年報名參加。

最後，我們好奇現在有臺灣學者與宗座大學共同研究的機制嗎？「加強臺灣與教廷的學術交流合作，舉凡透過國科會鼓勵外國學者來臺訪問」——這樣的提議有可能在我國政府機制建構出來嗎？國科會每年徵求臺捷、臺德、臺英等研究計畫，這些研究補助是基於與各國簽署的合作協議來運作，教廷部會與我國中央政府也可能有此類機制嗎？近期因臺灣在地緣政治的重要性，外國學者曾接觸我們，希望臺灣可以主導「亞洲天主教與國際關係」的研究項目。做研究是我們的本業，但要讓它開枝散葉⋯⋯我們期盼政府能帶領學界發展這樣的研究項目。

2015至2025十年間，我看見「中華民國駐教廷大使館」完成不可思議的成就，無論是呼應教廷跨宗教對談，促成臺灣眾多不同信仰者拜訪教廷；或是橋樑臺灣善心，透過天主教會向世界捐贈、促進和平；又或是大使本人踏上朝聖之旅，與天主教青年談生命。這樣涉及「信仰內涵」的橋樑，大使及大使館功不可沒，尤其是在有限的員額條件下達成，不可思議。下個十年，我們期待臺梵互動朝向光明，而且獲得臺灣政府高層的重視。

過去幾年，我曾有幸參與臺灣政府涉外工作。有次臺美官方對話，我原不在會議現場，但卻在會議結束後，請我儘速與會議團隊解析美國與梵蒂岡關係。我們都很意外，美國怎麼會在重要場合突然提起梵蒂岡及社會訓導，以及這和臺灣的關係是什麼？那時，美國尚未進入川普總統第二任期、教廷尚未選出歷來首位美國籍教宗。下個十年的教廷外交，我相信值得臺灣政府高層更加重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