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磅廣播／香港傳授日本鎮暴戰術？1969警察攻入校園的「東大安田講堂事件」

主持人／編輯七號、宜蘭，訪問來賓：許仁碩

來自香港的鎮暴戰術，為日本警察帶來革新？從香港雙11大三罷抗爭開始，警民衝突越演越烈，城大、中大等學校更出現催淚彈與汽油彈攻防的激烈場面。港警攻入校園的舉動，引發踐踏大學自治的輿論爭議，此情此景同時令人聯想起：1969年的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日本警察攻入東京大學，以催淚彈和優勢警力衝入鎮壓死守校園的抗爭學生。

這場全國電視直播的事件，創下了當時電視收視紀錄。其中現場的關鍵人物、日警的指揮官佐佐淳行，本身其實與英屬香港有著深厚的淵源——派駐香港時遇到了當時的「六七暴動」，在日本的授命下佐佐開始考察研究港警的鎮暴戰術，特別是催淚彈的使用。

而後日本的學運激化，返國的佐佐淳行將港英時期警察的技術與戰略，導入當時的日本警隊，用催淚彈與迂迴的戰術達成任務、同時降低警察的死傷率。在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中，在佐佐的指揮下最後成功解除了學生的封鎖，這一役不僅奠定佐佐的地位、也讓日警鎮壓的「正當性」難以動搖。

但是警察攻入最高學府東京大學，也為日本社會留下了至今都難以抹滅的後遺症：學生運動與民主自治的火苗熄滅、大學與公權力之間的底線破壞、公眾輿論的轉向等等。1969的安田講堂，到底發生了什麼？香港的戰術如何影響日本？本周的podcast節目，邀請轉角國際專欄作者許仁碩，分析比較香港與日本的情境、以及在風起雲湧的60年代，震撼國際的東大安田講堂事件。

香港警察在大學校園與學生對峙攻防的景象，讓人聯想到東大安田講堂？

日本最近也有人在討論這個問題，香港的情景確實讓人想起東大安田講堂事件。不過相同的是，都是警察權力突破了大學自治的事件。不過兩個事件抗爭的目標不太一樣，東大紛爭的導火線，是要改革大學教育問題，從1968年到1969年初的學生運動，由醫學部開始的抗爭。1969年安田講堂已經是第二次佔領，第一次的時候（1968）是和平佔領，但當時的校長大河內一男請警察進入校園引發非常大的爭議，之後大河內因此下台、由法學部的加藤一郎繼任代理職務。

抗爭者的組成派系不同

東大的學生抗爭者分成清楚的不同派系，日本共產黨、反日共、無黨無派等陣營，起初雖然有相同的立場目標，但是後來就產生歧異，三派就開始內鬥。1969的佔領，校長加藤一郎原先與共產黨系、無黨無派的團體達成協議，但反日共派的團體就開始攻打其他系館，後來演變成無法收拾的局面。這與香港反送中抗爭的差異是，當時日本的抗爭團體的派系對立激烈、而且各自都有「大台」，例如共產黨系背後就是日本共產黨、有些派系後面是社會黨，集中式領導、也不能背叛組織。這一點和香港無大台、像共同體一樣的做法截然不同。另外是社會的連結度、共鳴不同，日本反安保運動時還有連結到訴求爭取自由民主、不要回到軍國日本，與社會有一定程度的連結。但後來東大事件就限縮到校園教育改革本身，一開始也沒有特別要將議題延伸到社會的意思。香港與社會之間的連結則是比較高的。

日警指揮官佐佐淳行的「香港因緣」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的指揮官佐佐淳行，過去曾派駐香港，與港英警察和各國駐外武官有交流。剛好佐佐駐港期間遭遇到「六七暴動」，而被日本官方要求針對港警鎮暴進行研究觀察，還在現場撿拾催淚彈等物送回日本分析。隔年去西貢度假時還又碰上新春攻勢、親身參與了一場日本大使館的守城戰；後來日本的學運佔領激化，佐佐被派回日本，同時也將在香港觀摩得到的鎮暴戰術帶回。

根據佐佐的說法，當時日警很多是舊日本帝國軍轉任，鎮暴時標榜「武士精神」、堅持用警棍和抗爭者正面互毆，但也因此造成雙方死傷率高。而佐佐認為應該要全面使用催淚彈（當時日本有催淚彈，但數量少、也因為擔心輿論等問題而極少使用），避免與抗爭者正面交鋒以降低傷亡，至於輿論問題另外再請公關解決。佐佐的革新當時也引起警隊的不滿，認為武士怎麼能用這種卑劣的手段？怎麼能用這種遠距離的催淚彈攻擊？但結果而言，東大安田講堂事件最後證明了佐佐的戰術與催淚彈確實有用。

東大安田講堂事件，奠定警察鎮暴的「正當性」？

佐佐的戰術成功解除東大封鎖，而且沒有讓警察殉職、學生也無人死亡（在過去的幾次激烈抗爭裡，曾有一些大學抗爭現場警民雙方重傷致死的問題），因此後來預算也就源源不絕進到警隊。

同時因為電視的普及，1月18到19日的安田講堂事件全國電視直播，創下極高的收視率記錄，不過催淚彈攻打校園的景象依然引發社會輿論兩極的批判，當時日本使用催淚彈的正當性也比較低，但警察方面則是踩住一個立場：「是東大校長要求警察進入」，加上後來執政黨立場也支持警察，對於正處經濟成長的社會來說，輿論縱有批判但也沒激烈到會撼動政權，若是執政的自民黨也贊同，那麼社會反彈的聲浪也會相對較低。

日警攻入校園之後，帶來的後遺症？

東大不是第一個被警察進入的學校，但是最具指標性的日本最高學府。安田講堂攻陷後，其他也有佔領行動的學校發生骨牌效應，也都改以讓警察進入的方式解決抗爭，這些鎮暴警察不是只有驅離逮捕群眾，事後還會駐守在校園，防止學運死灰復燃。雖然東大的態度是下不為例、和學生協議以後不再讓警察進入校園，但卻被政府（文部省，現今的文科省）阻止，限制學校不得與學生私自達成這種協議。這一次破壞掉大學自治與公權力之間的底線後，對於警察入內鎮壓是沒有抵抗感了，社會輿論也不覺得這哪裡有問題；當校園有紛爭時，也通常直接請警察介入處理，後遺症到今天，大學內幾乎沒有有效的學生自治組織、民主參與、乃至於生活權益的發聲，也幾乎絕跡。

東大事件後，另一個對於當時的抗爭者造成的影響，是抗爭者們失去了校園這個基地，有些人轉往山區中變成更為激烈的武裝鬥爭，也發生了不同派系之間的私了死亡事件（如後來的淺間山莊）。

對香港抗爭的看法

反送中抗爭以來，港府也一直試圖分化抗爭者與社會的連結，但目前看起來效果並不好。以日本的失敗為例，怕的是說學生與抗爭者與社會脫離連結、被孤立起來；香港抗爭者的組織型態也很新穎，不像日本出現的嚴重派系鬥爭、甚至私了內戰的狀況。

香港共同體的出現，是我認為這次抗爭運動中最大的變化。抗爭是長期的事，身在台灣的我們也可以思考，除了單純的焦慮之外，在自己所處的位置上能夠做些什麼。就算香港抗爭的結果最後真的不如人意，但路還是要走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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