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er中國鎩羽而歸：網路主權的新鐵幕時代

八月初，中國新創網路運輸服務業迎來巨大變化。擁有八成市占率的龍頭——滴滴出行，宣佈將收購Uber中國，並與Uber達成戰略協定。根據消息顯示，滴滴將與Uber中國成立新公司：滴滴估值280億美元，Uber中國估值70億美元，合併將達350億。新公司雖以滴滴為主，據傳仍將保持Uber中國的獨立品牌和經營，但Uber將持有新公司（滴滴）5.89%的股權，相當於17.7%的經濟權益，等於從競爭者轉變為股東，這彰示著又一家西方科技巨頭鎩羽而歸。

回顧Uber佈局中國的短短幾年，作為後進中國的科技業者，Uber執行長卡拉尼克（Travis Kalanick）顯然吸取了許多前人教訓：他高度承認中國的獨特性，並因地制宜推動本土化策略，結果就是成立獨資的Uber中國，包含了上海霧博以及吾步（上海）兩間公司，並從海航資本、民生銀行等大鱷獲得兩輪融資。此外，卡拉尼克挖角滴滴總裁柳青的堂妹柳甄出任戰略負責人、與百度合作，使用百度地圖導航，而其對手滴滴之前使用騰訊，現在主要使用阿里巴巴為幕後金主的高德地圖。上述種種，不難看出Uber經營中國的力道。

然而，或許是因為全球Uber鋒芒太露，數年前卡拉尼克與滴滴創辦人程維對談誇口若不出售股權給Uber，必將失敗；或許是因為朝中無人，Uber中國在重慶、廣州、成都等地，都曾面臨官方調查；又或許是因為所託非人，Uber在騰訊微信號大多已被屏蔽，無法利用中國最大的社交網絡。種種情勢顯示，Uber中國面臨許多對手與障礙。更有甚者，在卡拉尼克的聲明裡指出，Uber中國與滴滴的競爭，隨之衍生出的獲利問題，乃是出售Uber中國的主因。

在這場Uber中國對上滴滴、撒錢成海的惡戰裡，據傳滴滴一年的補貼金額達到30多億美元（也有15億美元之說），而Uber中國大約亦有20億美元。兩者迄今都在不斷融資，滴滴已經到了F輪、Uber中國到了B輪，這些錢主要用來教育民眾搭乘網約車的好處，並建立起專屬司機的勢力範圍。

同時，Uber中國面臨的司機「刷單造假」屢見不鮮，例如：使用假帳號訂車，或是利用作弊程式叫車，騙取Uber的獎勵。這些造假訂單大約佔了Uber的10-30%營業額，構成獲利的障礙。因此，有人認為Uber中國會影響Uber的上市估值，而Uber為求脫困，不得不壯士斷腕，將狙擊目標轉移至東南亞的GRAB與印度的OLA。

獲利當然是Uber中國撤退之由，但還有另一個重要的因素不能忽略，也是西方科技巨頭難以迴避之處 ——中國政府最新公佈的《網路預約計程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

這份讓網約車合法的條款，乍看要求公司守法合理，但法令內可謂包含容易陷人入罪的集權主義之文字。例如規定平台公司「不得洩露地理座標、地理標誌物等涉及國家安全的敏感資訊」，且要「為公安機關依法開展國家安全工作」。公安機關、網信部門可依職權「檢查網路安全管理制度和安全保護技術」，更是等於將企業機密暴露無遺。

另外，該規範提到網約車平臺公司應遵守中國網路安全的相關規定，所蒐集與生成的資訊，「應當在中國內地存儲和使用」。這裡的文字敘述，其精神就是出自名聞遐邇的「網絡安全法（草案）」——所有在中國的資訊營運者，都必須將業務數據儲存在中國境內。

無論是網約車辦法，或是網絡安全法，對於非中國籍的企業來說，本質上便是個威脅，這種威脅可說是扛著國家安全的大纛、行技術壁壘之實的保護主義。透過各種法令，中國築起了一道長城，長城不只是防火隔離用，它還可以達到「廣積糧」的效果。

例如先前傳得沸沸揚揚的中國銀行IT採購規範（即銀監發［2014］39號文），要求中國銀行採購更多的國內製造設備。目前中國銀行所使用的高階伺服器與大型主機，大概有將近九成來自於國外公司，如IBM、甲骨文、EMC等。要求本土化無可厚非，因為這是攸關數千億美元的市場。但要求西方公司在出售產品時提供源代碼，以符合中國政府所謂「安全可控」的規定，就不啻是強人所難。

又如試行中的保險資訊條款（即保監發［2009］133號文），亦有類似規定，要求中國保險機構優先採用國產密碼，不符合世界半導體協會發佈的加密監管最佳實踐，而中國早就同意這種實踐模式，卻仍提出具歧視性的國內法令。

因此，在越來越緊縮的中國經商環境裡，美歐日韓澳加等等先進國家的工業、製造業與保險業「大集結」——中國美國商會、中國日本商會、中國韓國商會、資訊技術工業協會（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dustry Council）、商業軟體聯盟（Business Software Alliance）、資訊與軟體產業協會（Software & Information Industry Association)）等四十多個組織，一同向中國總理李克強上書建言，希望能撤銷技術本地化命令，確保ICT相關標準的制定公平透明，且在制定時應讓外資參與討論，讓標準獲得國際性認可，避免扭曲全球市場。

但即使這麼多重量級企業發聲，能夠發揮多少效用不言可喻，畢竟「安全可控」這四個關鍵字，當中將「沒有網絡安全就沒有國家安全」當作教條。而習近平更是強調「建設網絡強國，要有自己的技術，有過硬的技術」、當中國以法律明確「維護國家網絡空間主權」，外資的處境等於已在刀俎上，只有配合演出，才能分一杯羹。

最近的例子就是蘋果。8月16日蘋果執行長庫克宣布在中國設立獨立營運的研發中心，打算積極參與中國「互聯網+」和「智能製造」；此舉正是為了符合北京所要求的，無論是服務或技術提供者，外資皆需在中國建立研發或服務中心。北京同時要求一些產品必須擁有中國公民，或企業法人的獨立支配權，或屬相對控制的自主知識產權。

林林總總，都指出中國正在努力走出擁有中國特色的網路治理。正如同對待其他國際條約/組織的策略，中國選擇了在規範內樹立起自己的規範，只是網路規範更形複雜。現在地球上至少可以分為三種網路治理模式，一種是由美國科技業主導的多層次利益攸關者（multi-stakeholder）模式，強調技術至上，但缺少國際合法性；再來是由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主控，該組織為聯合國組織，但效率不彰；最後即是由專制政體，如中、俄倡導的協議，強調互不干涉網路主權。

這些模式有利有弊，但前兩者所強調的自由主義和公民社會的協作精神，與後者的國家資本主義顯然背道而馳，再次彰顯了專制政體即使脫去共產外殼，仍不乏新鐵幕－隔火牆網路來區分敵我。

尤有甚者，西方企業逐利而至中國，很難想像他們會有刻意違抗中國法律的情況，特別是巨商富賈們，必然想與共黨政權緊密合作，此從Uber執行長卡拉尼克不斷強調「政府很重要」即可知悉。問題是，有時候中國所謂的違法，其實是政治不正確，很有可能只是站錯了隊或見錯了人，就有違法之虞，這點亦讓西方科技公司往往不知所措。

即便Uber中國能夠避開網絡審查（像是Google、Facebook）等爭議，但中國政府向來有扶持技術民族主義的傾向，未來是否將協助滴滴壓制Uber中國，對後者而言，亦是高風險所在。在目前尚未能獲利的狀況下，Uber中國能夠全身而退，轉身成為風險投資者，其實是明智之舉，更是所有著迷於投入中國新創產業者的警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