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國民主的雨季：威信的符號、政變與權力風暴

逐漸步入雨季的曼谷，悶熱難耐。表面上這座「天使之城」一切如常的送往迎來，鉅額的觀光收益抵銷了去年不景氣（多虧了爆增的中國遊客），再加上外資陸續湧入，以及軍政府擴大內需的政策奏效，今年以來的GDP成長逐漸回升、甚至好過預期。經濟好轉，軍政府的統治地位也就越趨穩固，但政治上的變數仍舊存在——特別軍政府一再承諾的「2017還政於民」逐步接近，如今的泰國，是否能走回民主政治的正軌？

自2014年軍事政變以來，泰國被迫接受軍政府統治，原有的憲法亦遭毀棄。這段過程中，泰國國內之所以能維持秩序，除了民眾早已習慣於軍人干政的頻繁（自蒲美蓬登基為泰皇之後，過去66年間泰國出現了13次政變），軍政府與民間對於還政於民的「默契」也很重要；然而，幾個月前公布的新憲草案，卻可能讓政變的亂局治絲益棼。

這部由軍政府主導的新憲草案，其內容的主軸在在顯露出了軍方「延續統治」、「壓制政敵」的意圖，是故才出現了許多「反民主」的條文：像是未來的國會議員仍由軍政府任命（現在的國會議員是在政變後由軍政府委任），且這些議員可以指派憲法法庭與最高法院法官，等於軍政府同時掌控行政、立法、司法三權；又如軍隊享有憲法豁免權，行動不受節制，更可將軍事審判延伸至民間人士...等等。

此類惡行惡狀自然受到反對派人士與西方世界的撻伐，包括美國與歐盟都已督促軍政府盡速恢復民主，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也在普遍定期審議（UPR）時表示關切。但國際壓力對於軍政府總理巴育（Prayuth）顯然無關痛癢：對外，他選擇靠攏中國，以緩解美歐的抵制；對內，他以鐵腕監控民間大小批評聲浪——特別是在最容易串連革命的社群網路。

於是，一位清潔女工因為在臉書政治討論串以一個「จ๊ะ」回應（或作/จ้า，意為「我知道」）而被控誹謗君主、一位工廠員工因為惡搞第一寵物圖片被控冒犯君主，其餘還有更多大學生、政治家等都為反對軍政府專政而遭受軍事審判，類似情事不勝枚舉。據非政府組織統計，從2014年政變至今，軍政府至少以「大不敬」（lese majeste）之罪起訴了50多人、傳喚了1,300多名社運或人權運動者，移送至軍事法庭的案件更高達1,600多件。林林總總，無不顯示軍政府藉著泰皇的崇高地位，行獨裁之實。

此外，即便軍政府耗費了大筆資源宣傳自己推動制憲的努力，但民間大多不看好泰國真能就此回歸民主。這樣的悲觀預期不只基於軍方的專橫，更牽涉到該國根本的政治結構。過去幾年的政壇紛擾中，泰國王室雖然與保守派的政經菁英、軍方保持合作，但也和民選政客們若即若離，藉由讓紅衫軍與黃衫軍彼此牽制，以維持國內最後的團結底線。然而，88歲的蒲美蓬近來不斷傳出病重消息，王儲又不孚人望，威信日衰的王室功能正在一點一滴的流失——一旦蒲美蓬逝世，泰國政壇的微妙平衡是否就此崩塌、陷入全面混亂呢？

要解答此問，得先簡短回顧泰國的民主進程。

二戰結束後冷戰旋即來臨，泰國軍方高舉著反共大旗掌握政軍實權，與王室共治泰國。此時的泰國如同韓國、台灣等亞洲國家，從50年代到70年代，泰國也享有平均每年將近7%的GDP成長，民眾專心賺錢、軍方專心統治，彼此還算相安無事。但從70年代開始，市場自由化的力量逐漸轉成政治民主化的訴求，同時共產主義陣營不斷對外輸出革命，使泰國政治益形複雜。一方面泰共與政府間的武裝衝突升溫，每年大概都有百人以上喪生，另一方面學生吸收左翼養份，串連各大學院社團針砭時政，並組織抗議活動。

動盪結果雖然促成了泰國在1973年與76年的兩次民主運動，但歷經血腥的奮鬥，卻未讓泰國成功轉型，即使「屠夫」總理他儂（Thanom）下台，但軍方的勢力仍舊強大。這是因為軍方結合技術官僚，推行有效的財經政策，像是泰銖緊盯美元，維持固定匯率以避免通貨膨脹（這也是97年亞洲金融風暴的遠因），配合日本等外資挹注，讓泰國在80到90年代還能維持平均6%的成長。

此外，已見成熟的財團、商行等領袖，大多願意與軍方互生共榮，甚至以「穩定政局」為原則介入政爭。

例如1991年的2月政變，部分曼谷的商業集團即支持順通（Sunthorn）將軍的派系，扼殺了差猜（Chatichai）總理的民主實驗。 這次的政變讓泰國面臨新憲爭議，軍方可透過新憲繼續專政統治。因此，民間團體群起抗爭，軍方重操鎮壓舊業，在92年爆發更加血腥的「黑色5月」5月事件。歷經4天的殺戮後，蒲美蓬出面調停，讓時任總理的蘇欽達（Suchinda） 將軍下台。於是泰國終於回歸民選政府，度過一段民主時期，直至14年後才又發生軍事政變。

需注意的是，中產階級在5月事件裡的決定性角色。從80年代逐漸成型的中產階級，成長於泰國經濟起飛的年代，他們對於民主政治的渴望遠甚父輩，而隨著冷戰終結，軍方的重要性不如以往，更使他們決心奪回權力。以知識份子和中產階級為骨幹，他們的特徵是年齡層分布在20到35歲之間、月薪介於1萬泰銖上下（約新台幣9,130元；以今日匯率換算）、多擁有大學學歷、近5成的人具備行動電話，因此也被媒體戲稱「手機暴民」（mobile-phone mob），可謂是臉書革命的濫觴。再加上經濟高速發展、月薪卻遠遠落後成長的城市貧民（urban poor），他們來自全國各地，希望能在曼谷發達，但政經現實使他們失望，而他們在軍方鎮壓時的堅守，也成就此次民主運動。

不過，泰國民主的道路並未因為軍方的退讓而平順，反倒進入新的顛簸期，只是對立的雙方換成了中產階級與中下階級，中產階級不滿政客貪污腐敗、與政策買票；中下階級不滿城鄉差距擴大、收入分化嚴重，雙方紛爭難以平息。階級的分裂在97年金融風暴後加劇，而此時應勢而起的「泰愛泰黨」則在中下階級的支持下，由黨魁塔克辛（Thaksin）於2001年組閣，聲望達到高峰亦使軍方等保守派感到威脅。

無法坐視權力天秤傾頹的軍方，終在2006年發動政變、逼迫塔克辛下台。此時社會的分裂開始白熱化，反塔克辛與擁塔克辛的政治衝突，很快地演變為黃衫軍（反塔）與紅衫軍（親塔）之鬥，雖經數次民選也無力調解，紅黃之爭的結果，亦導致2014年保守派從憲法法庭下手，將塔克辛之妹、盈拉（Yingluck）總理解職，軍方旋即宣布戒嚴，泰國民主再一次地走向倒退。

總體來說，泰國民主發展至今，已進入轉型的關鍵期。人民無分紅黃，大多都具有反對獨裁、維持民選的共識，爭執點其實是社會分配與「代際正義」的問題——這與過去民眾僅是單純的和軍方抗爭已不相同。

說到底，曼谷的政經菁英們並不樂意與農村居民分享經濟成長的果實，農村居民唯有依靠塔克辛等新民粹主義者爭權，政客也才得以從中尋租；另一方面，中產階級雖欲透過民主制度保障其生命、財產等權利，卻又無視於貧富差距的不公平現象，簡單的怪罪於農村居民縱容政客貪腐、甚至默許軍方破壞民主制度，反成為政改觸礁的共犯。

而最後的仲裁者——泰皇——做為政治符號，也被過分濫用，構成了推動民主的障礙。當符號消逝、舊時代褪去之時，泰國人民必經的「成年禮」才將到來，屆時軍方將不再有藉口為其行為搽脂抹粉。更諷刺而有趣的是，眼下軍方積極地扮演「監護者」（guardianship）的干政手段，或許正不自覺讓自己成為「民主公敵」，原本對立的社會階級也可能因此再度團結。

2017「還政於民」的承諾即將在泰國兌現，而其政局的下一步彼時也將分曉。但縱使軍方信守了承諾交出政權，之後的泰國會一帆風順地開始新時代？還是又將進入另一個半民主的政變迴圈？泰國人民所預定的民主課程，亦與曼谷的雨季一樣，多變而不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