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牙利的1944：大屠殺，多瑙河底的猶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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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 年，匈牙利裔美籍作家馬頓（Kati Marton）與《紐約時報》記者一同返回原鄉——匈牙利首都，布達佩斯——回顧這片國度在她生命中的重量。

對馬頓來說，這座城市總是沈重。1944年，身為猶太人的外祖父母自布達佩斯搭上前往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死亡列車，自此一去不回；1956年，眼見十月抗爭延燒整個匈牙利，具有美國媒體記者身份、被視為間諜的馬頓父母一度入獄，爾後幸運獲得外援，帶著兒女，包含當時年僅8歲的馬頓，於1957年出境至奧地利，輾轉遠渡美國，從此安身立命。一個小小的家庭，在短短15年間兩度橫越政治引來的死亡幽谷。

2009年，馬頓出版家族自傳《人民公敵》，回顧家族連續兩代作為「國家敵人」的黑歷史。馬頓野心勃勃地以家族經驗碰觸匈牙利政治史的兩大禁忌：猶太屠殺與1956年十月抗爭。儘管她幾度公開表示這是一本關於她的家族記憶之書，但馬頓的自我揭露無疑是朝著匈牙利追問：

馬頓的提問銳利直接。她所欲探問的不僅關乎過往的政治壓迫所指為何；更嚴肅的，這位倖存者真正想叩問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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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往奧斯維辛的死亡列車

馬頓的家族悲劇可以自「箭十字黨」（Arrow Cross Party）的成立說起。

1935年，出身軍隊，醉心於匈牙利民族主義與過往帝國榮光的薩拉希（Ferenc Szálasi） 創立了「國家意志黨」 （Party of National Will）， 卻旋即遭到政府解散。但薩拉希不肯放棄，於1937年再度創立「匈牙利國家社會主義黨」 （Hungarian National Socialist Party），卻又二度面臨禁止的命運。儘管一路跌跌撞撞，薩拉希還是逐步於匈牙利人民間打開知名度，進而贏得工人社群與懷念匈牙利帝國榮光者的青睞。

薩拉希的政治路線並未因政治壓力的進逼漸趨緩和，反而越來越激進，最終，他本人於1938年遭到政府逮補。不過薩拉希始終不曾放棄，仍持續發展政治事業。眼見當時希特勒的「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也就是納粹）已稱霸德國數年，薩拉希終於在1939年正式成立「箭十字黨」，與納粹共享幾乎一致的政治立場，奉持極端國家主義，堅信德意志與匈牙利人的種族優越性——毫無疑問地，薩拉希成為了希特勒在匈牙利最堅定的盟友。

1940年9月27日，希特勒、墨索里尼與日本首相近衛文麿締結德義日三國同盟，軸心國於焉成立，並以共同維護三國的政治利益為基礎，企圖為世界帶來一股新的政治秩序——直到許久以後，人們才真正領略這股「新秩序」意味著什麼；但在聯盟甫成立的當口，匈牙利卻以首發姿態，於同年11月20日率先加入軸心國陣列。

很快地，二次大戰歐洲的東線戰場正式開打。初期，匈牙利選擇以非交戰國的姿態，周旋於蘇聯與納粹德軍之間。此時的箭十字黨，則被禁止活動，但薩拉希仍繼續組織地下活動，整合諸多散落在極端保守位置的小型政黨，進而穩固箭十字黨的組織架構。

與此同時，薩拉希與納粹也持續著政治聯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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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3月，納粹軍隊開入布達佩斯；同年10月，匈牙利王國的攝政——也就是實質掌握軍政權力者——霍爾蒂（Miklós Horthy）徹底失去了希特勒的信任，當他被拉下台後，潛伏許久的薩拉希終於如償所願、爬上了權力的巔峰，成為納粹的匈牙利傀儡政權總理。

當時納粹與箭十字黨在布達佩斯的聯合總部，位於有「小巴黎」之稱的安德拉什大街60號。在這棟樓房內，納粹與薩拉希政權，正時刻謀劃著肅清政敵的計畫，而暗藏於屋簷下的種種陰謀過去，也讓此處成了今日知名的「恐怖博物館」（House of Terror）。

當納粹進入布達佩斯後，匈牙利猶太人才真正被送進了大屠殺的悲劇。

1944年5月，歐陸的戰爭局勢已經開始進入拉扯期，軸心陣線優勢已不存在，為了盡快達成種族滅絕的目標，負責的納粹軍官——以主籌「猶太人最終解決方案（The Final Solution）」而惡名昭彰的艾希曼（Adolf Eichmann）——下達指令，要求匈牙利著手1940年代歐陸最為殘忍的一次大屠殺：「匈牙利計劃（Hungary Operation）」。

在為期三個月的計畫中，納粹與箭十字政權迅速集結匈牙利猶太人，加開火車，以每日平均載送1萬2千人的運量，一路將猶太人送往位處波蘭的死亡之地：奧斯維辛集中營。

根據統計，至少42萬5千名匈牙利猶太人因為「匈牙利計劃」被送往奧斯維辛，其中高達30萬名猶太人，抵達後的第一時間就被送入了毒氣室「滅絕」。

今年已67歲的馬頓，一直到十多年前才發現自己的外祖父母死於奧斯維辛。她有理由相信，外祖父母熬過了戰爭的前半段，卻抵不過納粹引來的死神，搭上了那班北向的死亡列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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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樣身為猶太人的馬頓父母，翁德雷（Endre）與伊蘿娜（Ilona），為了躲避納粹的追緝，於戰時轉受洗於羅馬天主教。這對年輕的夫婦因此暫時躲過了一劫；可是，於1944年耶誕節前夕出生於奧斯維辛的瑞貝因（Angela Orosz Richt-Bein），她的父母卻走向了命運的另一極端。

在被拉上火車送往奧斯維辛的途中，瑞貝因的母親已經懷孕三個月，一抵達奧斯維辛後，她的母親便與第一任丈夫失散，兩人自此不曾再見。據母親的證言，當時納粹軍醫迫不及待想拿瑞貝因母親身體進行藥物實驗，因而逼得母親早產，而瑞貝因出生時，體重僅有一公斤。

今年2月，當德國展開針對曾於1942年至1944年6月，在奧斯維辛擔任守衛的前納粹黨衛軍海寧（Reinhold Hanning）的審理時，今年已71歲的瑞貝因手持父母合照，在庭上作證對海寧喊話：

站在證人席上的瑞貝因身形嬌小，身高僅150公分。雖然奧斯維辛集中營在瑞貝因出生約莫五週後（1945年1月27日），便獲得蘇聯軍隊解放；但母親於妊娠期受到的藥物侵害與甫出生時的營養不良，卻在她的身上留下永久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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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血染紅的多瑙河

奧斯威辛之外，匈牙利的首都也出現了另一種「集中營」。

根據統計，一直到1900年，匈牙利境內的猶太人人口已達總人口的20%。面對蓬勃成長的猶太社群，匈牙利境內的猶太人於今日的布達佩斯第七區，建造了歐陸最大的猶太會堂。至今，只要站在多瑙河上最古老的鍊橋，遠眺左岸，便可看見由黃色紅色磚砌成，帶著東方風格的猶太會堂矗立於此。

這塊區域滿是猶太人的日常記憶。馬頓的曾祖父母便於這裡舉行婚禮，而母親伊羅娜年少時期時也常在此活動——但這平靜的河岸，卻在戰爭期間成為納粹與箭十字軍政權，對境內50萬猶太人殺紅了眼的見證之地。

1944年11月，在「匈牙利計劃」執行之後，箭十字政權以猶太會堂為核心，將布達佩斯境內猶太人集中居住，設置「猶太人區」（Budapest Ghetto）。那確實是一座城中之城，只存落魄的身影。隔離區周遭由高牆圍起，在那裏，猶太人的個體性蕩然無存，他們只剩下一個名字：猶太人。作為一個集體，他們被認定具有「理應被殺」的氣質。

猶太會堂從神與信眾的相會之處，落得只剩下死神到訪。

在一疊疊的匈牙利戰時舊相片中，人們不難翻找到一幅景象：猶太會堂外的馬路上堆滿剛被槍決的死屍。那成一座小丘的大體，有個共同名字：

離開會堂，沿著多瑙河左岸走，一路步行至國會大廈前。從1944年3月起，至隔年1月布達佩斯獲得蘇聯軍隊解放前夕，箭十字政權將一群群猶太人與政敵帶到河岸邊，要他們脫下鞋子，面對多瑙河站著。士兵們從背後開槍射擊，一個個肉身癱軟，失去意識，墜落河中。

在3,500名遭槍擊者中，有800位猶太人。多瑙河被血染紅了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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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隱蔽的罪與混亂的記憶

1945年2月13日，在歷經了50日的對峙，3萬8,000名市民喪命後，匈牙利境內的箭十字與納粹軍隊正式向蘇聯為首的盟軍投降。馬頓的父母僥倖地越過了第一次的死亡幽谷。

再3個月後，希特勒自裁，歐戰結束。很快的，以紐倫堡國際法庭為首的戰爭罪行審理，也在歐陸各國展開；而在此框架下，匈牙利人民法庭開始針對箭十字黨政權的重要政治領袖進行逮捕、審判。

其中戰時總理薩拉希，被指控必須為了戰爭時期於匈牙利境內喪命的一萬多名猶太人負責，遭判死刑，並在1946年3月12日走上了絞刑台。今日，只要走進布達佩斯的恐怖博物館，仍可看見當時幾位戰犯執行絞刑的黑白影帶。

在盟軍的勝利下，箭十字黨政權終究崩潰，但法西斯作為一個政治路線，卻已在歐陸生了根，而匈牙利人對於二戰的集體記憶，亦在此時此刻顯得異常混亂。

還記得前述談到整個二戰時期的匈牙利政權，幾乎是由攝政霍爾蒂（Miklós Horthy）所把持。也是因為這位強人，匈牙利始與希特勒結盟。依照邏輯，自1920年起執政達24年的霍爾蒂，可以說是納粹得以闖入布達佩斯、匈牙利成為猶太人的人間煉獄的近因。因此，如何定位霍爾蒂，匈牙利社會理應難有爭議。

如今的布達佩斯，仍是歐陸猶太人比例最高的幾座城市之一，然而在2013年，霍爾蒂的雕像卻重新被豎立在布達佩斯城內。而這尊雕像的陰影，似乎也讓70多年前的血色記憶，再度湧上匈牙利人的心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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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什麼翻轉霍爾蒂的歷史定位呢？有一派人士是這麼談的：儘管霍爾蒂是引納粹入門的人物，但對匈牙利愛國主義者來說，他的作為卻可被理解為對於「國家尊嚴」的渴望。

在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匈牙利王國決定自奧匈帝國中獨立，但直到一戰戰後，基於自帝國中獨立的國家邊界需要重新劃定，在由戰勝方協約國進行協調劃定的前提下，《特里亞儂條約》於1920年簽訂，而身為戰敗國代表的匈牙利王國，也因而失去原有領土的三分之二。

這份屈辱滋養了支持霍爾蒂的民心，也成為薩拉希當年決心從政的重要原因。

然而，霍爾蒂的權杖對於舊日帝國榮光的嚮往，卻也成為他與薩拉希在政治上最大的共鳴點：仇視猶太人與奉行極端國家主義。

於是，為了追回失去的領土，霍爾蒂決意與希特勒交易。他與納粹結盟，打開大門讓德軍進攻位處匈牙利南方的前南斯拉夫（今塞爾維亞），並與納粹聯合治理當地，變相地收復了「失土」。同時，霍爾蒂在其任內四度頒布反猶法令，其中一條甚至明文規定匈牙利人民不得與猶太族群成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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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設而論，霍爾蒂對匈牙利作為一個國家的熱烈情感，必須以他人的自由與尊嚴作為交換。但面對此等批判，匈牙利的極保守路線人士，卻仍不放棄翻轉霍爾蒂歷史定位的可能。

他們提醒世人：面對猶太人，霍爾蒂並非「總是」殘忍。還記得前述1944年5月至8月間的「匈牙利計劃」，霍爾蒂早在同年年初已然嗅到了勝利女神已不站在軸心國這一方，隨著羅馬尼亞於1944年選擇背離希特勒後，霍爾蒂開始遣送密使向同盟國代表進行停戰協商。

換句話說，霍爾蒂早已做好「輸」的準備，也已做好離開希特勒勢力的覺悟。甚至，他開始透露自己「不是那麼同意」艾希曼所主張的滅絕計畫。霍爾蒂寫信給當時擔任總理的薩拉希，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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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爾蒂確實是認真想阻止這場瘋狂。在八月匈牙利計劃結束之後，艾希曼再度提出重啟猶太人遣送計畫時，霍爾蒂也斷然拒絕。

直到箭十字黨掌權之前，霍爾蒂一直秘密進行著與盟軍的和談計畫。當1944年10月15日納粹終於進入布達佩斯時，霍爾蒂的兒子小霍爾蒂，已與蘇聯代表走到和談的最後階段；但因為納粹的佔領，霍爾蒂長達24年的軍事政權這才告終，這對父子隨後遭到逮補，並囚禁於德國境內。

戰後，霍爾蒂曾於紐倫堡大審時出庭作證，但卻在美國的庇護下全身而退。最後，霍爾蒂一家於1949年流亡葡萄牙，儘管自由卻也終老異鄉。

回顧霍爾蒂24年的政治表現，他最後看似明確的悲憫，是否真的足以抵銷那些曾經罪孽？在法律上，答案明顯是否定的；然而，這段過往卻給了匈牙利社會的極右翼份子一個理由，他們疾呼著霍爾蒂始終是個有「人性」的統治者，也只有他，是真正把「匈牙利的國家榮光」放在心上的那個人。

但霍爾蒂嘗試與盟軍的和談，並不盡然全是愛國主義。部分觀點也認為，霍爾蒂與盟軍接觸，無非是為了避免當蘇聯紅軍殺入匈牙利時，自己的政權終將隨納粹而去——換句話說，這一切仍都是為了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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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霍爾蒂深愛匈牙利」只是一種囈語。事實上，霍爾蒂也並非總是如此「仁慈」。當他開始與納粹共同治理前南斯拉夫一帶的佔領區時，有那麼一位軍官，卡彼洛（Sandor Kepiro）在1942年駐軍於今塞爾維亞的北方城區諾維薩德（Novi Sad），並遭控在其境內與軍隊及警務人員共同殺害1,200名猶太人，其多來自賽爾維亞、羅馬尼亞與匈牙利。

卡彼洛個人被指控親手謀殺四位平民並教唆殺人，並在1944年1月遭到匈牙利法庭審判有罪，判處10年刑期；然而，匈牙利司法單位並未真正執行裁決，僅將他軟禁於家中。直到10個月後納粹進駐布達佩斯後，卡彼洛原本的罪行也被推翻、並被無罪釋放，而他亦致力為納粹服務，參與了遣送猶太人至奧斯維辛的計畫。

戰後，卡彼洛流亡到阿根廷，直至1996年才秘密回到布達佩斯，並不無諷刺地落腳在戰時猶太人區。

在那過去幾十年間，南斯拉夫法庭曾於1946年在卡彼洛缺席的狀況下判處其有罪，裁決死刑；而直到2006年，以知名的「納粹獵人」維森塔爾命名的「西蒙．維森塔爾中心」向匈牙利法庭提起訴訟，控訴卡彼洛在戰爭中涉入滅絕罪的責任。

當時，已年屆90歲的卡彼洛不肯認罪。他堅稱自己「從未親手殺害過任何猶太人」，在諾維薩德發生過的種種，無非都是服從指令的結果。

最終，法庭以罪證不足且一罪不二判的原則，宣告「不起訴卡彼洛」。裁決出爐的一瞬間，法庭內爆出如雷的掌聲，坐在輪椅上的卡彼洛接受親族的擁抱——這一切似乎不難理解，但仔細一看，那擊出掌聲的雙手卻是來自此刻匈牙利政壇的極右翼新秀政團，「尤比克黨」（Jobbik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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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比克黨發跡於2005至2006年間，卻在短短五年內快速成長。在這過程中，他們發起了「爭取更好的匈牙利」運動，其論述隱約映出了法西斯的影子。尤比克黨迅速竄紅，甚至躋身國會；但再一次的，關於19世紀的帝國榮光，與那曾經高喊極端國家主義的霍爾蒂，又都成了尤比克黨所擁抱的愛國信仰。

不難想像，當2013年霍爾蒂的雕像落成時，最為雀躍的正是尤比克黨與其支持者，他們舉辦慶祝活動、他們遊行。身為將匈牙利拖進戰爭的政治人物，霍爾蒂於身後贏得其餘黨羽，難以望其項背的待遇。

只不過尤比克黨的崛起，卻再一次地挑動匈牙利猶太人的敏感神經。這些人恐懼71年前的威脅將再次重現，侵蝕他們的人生；更令人感到矛盾的，是自1946年匈牙利人民法庭完成對箭十字政權幾位政要的戰爭審判，並處與極刑後，匈牙利內部對於戰爭的敘事，逐漸將焦點置放在1944年之後的納粹佔領期。

在「納粹佔領」的脈絡下，所有的匈牙利人民都是受害者。畢竟，在整個戰爭時期，包含猶太人在內，將近60萬匈牙利人的靈魂因此殞落。因此，在霍爾蒂翻轉歷史定位之後，2015年，於二次大戰結束70週年前夕，匈牙利政府在多瑙河左岸豎立起一座紀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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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混亂的記憶狀態，匈牙利境內的猶太社群再也忍無可忍，他們組織並展開一系列的抗爭，分送以德語、匈牙利語與英文書寫的傳單，還有在紀念碑周遭擺上諸多猶太受難家庭的遺物、繡有當年的猶太人六芒星圖案的大衣、孩子的出生證明、父親的工作證、母親收好的食物配給劵......等等。

面對熙熙攘攘的遊客，猶太社群抗議著這座設置在當年「猶太人區」遺址旁的紀念碑：在還未完全肯認匈牙利社會對猶太人的罪與帶來的傷之前，猶太社群不認為匈牙利有資格定義自己是二戰下的受害者。

匈牙利作為第一個加入軸心國的國家、曾經頒布反猶法案，而眾多罪人因流亡而逃過戰爭審判...這些過往的事實，幾乎在同一時間撲向猶太人。面對從未遠離的法西斯，匈牙利境內的猶太人們至今無力反擊，頹喪與憤怒感席捲整個社群，他們唯一能夠持續下去的，也僅是一再向世人反覆言說，關乎那些誰被誰拉上火車，誰又殺害了誰，誰被丟入非人的境地裡，而誰又在此刻撕裂著傷未痊癒的社會——至今匈牙利政府尚未真正承認的傷。

在加害者與受害者間曖昧不已的姿態，已然是此刻匈牙利的政治面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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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