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的失溫靈魂（下）：《飢餓》兇手、烈士與叛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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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英國工黨黨魁柯賓（Jeremy Corbyn）在節目中，遭現場觀眾質疑其過去對「愛爾蘭共和軍」（IRA）的支持，特別是他曾經公開悼念於1987年企圖襲擊英國警方、卻於槍戰中身亡的8位IRA成員。當觀眾直白地挑戰柯賓，是否在紀念「暴徒」之時。他如此回應：

從選舉的角度，柯賓或許是走了一步險棋；但從平撫傷痕的角度，他的話語再一次地提醒人們，在血腥對抗的年代裡，特別是對峙的雙方人馬中，往往難以覓得全然的受害者或加害者。而關於如何讓傷能夠止於此刻，紀念「為何而傷」便是開啟對話與邁向和平的唯一開端。

然而，為何與聯合王國站在對立面的IRA，會成為一般民眾憤怒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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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害與受害間：人性的艱難

1972年7月21日星期五，北愛爾蘭首都貝爾法斯特，有22顆炸彈在75分鐘內被引爆，造成9人死亡，130多人受傷。

這次恐怖攻擊，後稱為「血腥星期五」（Bloody Friday）。在該事件屆滿30週年的前夕，也就是2002年7月17日，IRA正式通過當地報紙，向過去30年衝突間遭其成員殺害的1,800多位死難者道歉。在死難者中，有650多人是一般平民。北愛問題在1998年4月10日透過《貝爾法斯特協議》暫時獲得緩解，而在此之後，隨著各項統計數據與研調查報告逐步出爐，IRA不得不為此提出政治表態。

IRA的悔悟舉措，凸顯出北愛問題不同於往昔人們對國家暴力或政治壓迫的認識路徑：北愛的30年衝突，是一個由國家與武裝人民之間的劇烈對抗，而其中，只要持有武器或權力者，皆有可能在下一個時刻轉，瞬成為加害者。站在手無寸鐵的北愛爾蘭平民面前，代表共和派的IRA，以及以聯合王國軍隊為首的統一派，都是傷害之刃。

同時，所謂的受害也有積極性的一面。也就是說，受害亦有可能是抗爭的一種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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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導演麥昆（Steve McQueen）執導的劇情長片《飢餓》（Hunger）中，一群被英國政府逮捕的IRA成員，曾於1981年為爭取政治囚犯權利，而採取絕食抗爭行動。現實生活裡，此番絕食，共造成10名被囚禁的IRA共和軍成員死亡；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桑茲（Bobby Sands）成為這部作品的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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片中，桑茲與神父對談，描述到自己在童年時，曾因北方口音而遭南方人的歧視。對他來說，他終其一生追求的都是「自由」。而關乎朝向自己肉體的極端虐待，桑茲不以為苦，且認為自己絕不能妥協。面向時任首相、作風強悍的柴契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他沒有退讓的空間，只能持續戰鬥。而這就是他的人生——他的人生，從來不在神父宣揚的教義裡。

最終，桑茲在絕食66日後死亡。英國政府並未因而退讓。令人玩味的是，桑茲在囚禁期間，還當選為下議院議員。而這也在一定意義上，成為將共和派推向議會政治路線的重要一步。

導演麥昆試圖碰觸的議題，不僅是北愛政治；無疑，他更在意人性的艱難，與難以清晰界定的加害與受害者。在影片的開場，麥昆安排一位年輕的監獄警官羅涵（Raymond Lohan），站在冬日寒冷的監獄牆邊，望著自己滿是傷痕的手掌背。那是在毆打共和軍時所留下的傷痕。

年輕的羅涵總是沈默，且為執起警棍的自己感到痛苦；他沒有辦法與同事談笑風聲，一同放肆嘲弄遭他們毆打的共和軍。身為監獄管理者的羅涵，似乎對像桑茲這樣的抗爭者所做出的選擇，萌生一絲同理；然而，攤開北愛的政治暴力版圖，兩者間毫不相容——他們一個是國家，一個是象徵主要反抗勢力的人民。只是身為執法者的羅涵，似乎無法擺脫從身為一個人看待這場對峙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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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沈默的羅涵在前往養老院探視母親時，遭遇IRA狙殺。他跪在母親面前，臉部枕臥在坐在沙發上的母親大腿上；因槍擊而射出的血噴灑母親一身。

在國家體制中，羅涵是站在IRA對面，壓迫IRA的國家機器；然而，在對峙的現場，羅涵的死亡轉瞬將他推向受害者的位置。而如果更進一步窺探羅涵的思緒，似乎，我們又看到在權力對決的場域中，人性凸現出那這30年衝突複雜難解的一面。

麥昆通過這部電影直指北愛30年內戰的殘酷：那是一個誰都有可能成為行兇者的年代。而關於這複雜難解的問題，因而成為北愛人民精神生活的惡夢。在那個高度緊迫的政治矛盾中，任何一個人都有可能成為殺戮的實踐者——無論朝向自身或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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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明的真相

1972年1月30日星期天，北愛博格賽德地區，英軍朝著未攜帶武器的遊行民眾射擊，造成14人死亡。這個為北愛衝突揭開序幕的事件，後稱為「血腥星期日」。衝突事件的真相，一直是北愛政府與倫敦方面之間的爭執點。

三十多年過去後的2010年，由薩維爾勛爵（Lord Saville of Newdigate）主導的調查報告，在歷時12年向2500多人取證後，發布達12冊的《血腥星期日調查報告》（Report of the Bloody Sunday Inquiry），指出英國軍方沒有任何正當性，得以槍殺當日遊行群眾。為此，英國政府由時任首相卡麥隆（David Cameron）代表，公開向北愛人民致歉。

這份歉意，北愛人民等了38年。可惜的是，血腥星期日不過是30年衝突的一景。在冗長的衝突歲月中，倫敦方面與北愛間的間諜戰更是街頭戰之外，另外一段不堪的鬥爭。

如《BBC》製作的紀錄片《The Spy in the IRA》 ，鎖定曾八零年代IRA內部安全單位（Internal Security Unit）中，任務代號為「賭注之刃」（Stakeknife）的領導成員斯卡帕迪奇（Freddie Scappaticc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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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卡帕迪奇曾經關鍵的重要成員，可以直接向時任IRA領導者麥金尼斯（Martin McGuinness；1950-2017；後成為北愛副部長）匯報。斯卡帕迪奇主要任務，是揪出倫敦方面派來的間諜，並訊問調查。然而，根據後續調查指出，北愛衝突時期的斯卡帕迪奇，事實上是一位雙面間諜，他同時效忠於倫敦與IRA。於此，該紀錄片指出，斯卡帕迪奇必須為了18位IRA成員的死亡負責。而當時，斯卡帕迪奇之所以可以逃過一劫，乃是得力於英國高階軍官提供的不在場證明。

斯卡帕迪奇的故事，掀出北愛的政治衝突絕非僅止於街頭的血腥對抗。這項消息凸顯出北愛境內長久以來，如被緊鎖喉頭的政治緊張感。只要走過那30年的人民，似乎便難以超越那段時空的束縛。

無疑，關於平撫傷痛最重要的「真相調查」工作，在北愛和平之路即將進入第20年的此刻，仍有漫漫長路可走。然而，眼見脫歐而觸動的北愛問題，是否會為北愛政治帶來新一層的變數或威脅，無疑對北愛爾蘭人民的「轉型正義」來說憑添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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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乾你的淚水，持續在我們的內心鑿挖戰壕」

政治始終牽動正義浮現的可能。在真相撥雲見日的那日到來之前，北愛集體精神生活的濫觴仍難以釐清。如同那些自殺而亡的北愛人民，他們的身後徒留疑問；只是傷痕會持續往後代延伸。

可預期的是，英國即將於6月8日舉行的大選，極有可能牽動北愛與倫敦方面的關係。如本文開頭所述，工黨黨魁柯賓遭逢來自民眾的質疑。在北愛的故事裡，除了遭遇謀殺的平民之外，我們似乎難以尋得絕對的受害者；而在層層疊疊的政治鬥爭劇碼中，如果未能更近一步貼近當時的「真相」，關於受害話語權的爭奪，將持續成為北愛爾蘭與倫敦之間維繫和平對話的困難之處。

確實，北愛的和平仍舊脆弱。如知名愛爾蘭樂團U2的〈星期日血腥星期日〉仍在島嶼的北面傳唱著：在那樣的年代之後，沒有誰是贏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