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絕被統治的人群？贊米亞居民對「國家」的抵抗與《不受統治的藝術》

編按：本文為台大人類學博物館館長林開世為《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2025，衛城出版）一書所撰寫的專文導讀，原標題為〈邊陲不再是邊緣，國家不再是中心：贊米亞出土的故事〉。

斯科特與《不受統治的藝術》

形容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1936至2024年）是一位知名的美國政治學家與人類學家，就好像是說老虎是貓科動物一樣，難以標示他在眾多學科與跨領域的影響力。

以無政府主義者自居，他的學術生涯不只是在社會科學諸多領域，更是在政治思潮與社會運動中留下不可抹滅的貢獻。他從1976年以來就是耶魯大學政治學系的史達林講座教授，並共同開創了有名的「耶魯大學農業研究計畫 」（Program in Agrarian Studies），集結來自世界各地的學者與學生。以跨學科與跨國界的視野，研究全球各地的農民社會。

他生於1936年新紐澤西州，學術訓練本科是政治學，在耶魯大學的博士論文主要是透過訪談馬來西亞的官僚與閱讀圖書文獻，來探討馬來西亞的政治意識形態。取得學位後，1967年他受聘於威斯康辛大學麥迪遜分校，專長是東南亞區域的貪污與派系政治。

但是1978年在耶魯大學取得終生職教授後，他出人意料地出發到馬來半島西北方吉打省（Kedah）的村落，進行14個月的田野工作，成果就是那本高度爭議、典範轉移的名著：《弱者的武器》（1980），透過檢討批判葛蘭西的霸權（hegemony）概念，將政治學對國家結構的分析與人類學對日常文化實踐的洞察相結合，討論馬來農民的日常生活的抵抗形式。

接下來，在1985年《支配與抵抗的藝術》一書中，他更進一步將這種抵抗的形式理論化，應用到其他非東南亞社會與更多的權力場域。這使得他的作品影響力擴展到政治學之外的人類學、社會學、歷史學、文化研究等等學科。

他的研究核心關懷始終圍繞著人類社會內部如何組織與自我組織，主體如何抵抗統治，以及無政府狀態如何可能等議題。他的視角獨特，作品中展現出傑出的創造力、好奇心和開放性，我們幾乎可以說他一個人率先開啟了社會科學在1980年代開始的「抵抗研究」潮流，至今未衰。

《不受統治的藝術》於2009年出版，是斯科特學術著作中的一個重要里程碑。這本書與他1998年另一本極具影響力的著作《國家的視角》（Seeing Like a State）形成明顯對比。如果說《國家的視角》揭示了國家如何試圖通過「高度現代主義」（High Modernism）意識形態將市民社會變得「可讀化」（legible），並進行自上而下的規劃，最終導致災難性失敗；那麼《不被統治的藝術》則是將視角轉向那些希望繼續保持「不被可讀化」的社群。斯科特本人將後者描述為「國家建構的反面」，一段「刻意且被動的無國家狀態的歷史」。

這兩部作品可說是一個無政府主義宣言的兩面，合起來構成了一個關於國家及邊界、以及統治與抵抗的辯證關係。透過描繪國家建構與無國家狀態之間持續的互動與共生，斯科特想要去闡明「國家」並非人類社會發展的唯一或必然歸宿，而是權力與抵抗不斷拉鋸的場域。

這種分析方法可視為是斯科特對「現代主義」的批判，如果說《國家的視角》揭示了高度現代主義在國家層面如何遭遇失敗，那麼《不受統治的藝術》則展示了邊緣社群如何透過各種脫逃、抵制與虛以委蛇的策略來抵抗國家。

《不受統治的藝術》副標題特別指出這是一本「無政府主義歷史」（anarchist history），因為它透過針對一段晦暗隱密的區域歷史，深入探討人類為何會「刻意且主動地保持無國家狀態」。這本書挑戰了傳統的「文明」敘事，即認為無國家狀態是落後或未開化的表現。相反，斯科特認為，在許多情況下，無國家狀態是一種積極的選擇，是為了逃避國家帶來的奴役、徵兵、稅收、徭役、流行病和戰爭等壓迫。這種觀點顛覆了長期以來對「文明」與「野蠻」的二元對立理解，為重新審視人類社會的發展路徑提供了獨特視角。

「贊米亞」（Zomia），充滿意義的隱喻

本書討論的核心地理空間贊米亞，是斯科特從威廉．申德爾（Willem van Schendel）2002年作品中借來的概念，贊米亞指的是一個橫跨東南亞大陸的廣闊山區，面積約為250萬平方公里，大小相當於歐洲。該區域海拔通常在300米以上，從越南中部高地延伸至印度東北部，涵蓋越南、柬埔寨、寮國、泰國、緬甸部分地區，以及四個中國省分。

贊米亞居住著約一億人口，他們屬於「民族和語言多樣性令人眼花繚亂」的少數民族群體。例如：阿佧族（Akha）、赫蒙族（Hmong）、克倫族（Karen）、拉祜族（Lahu）、綿族（Mien）和佤族（Wa）等。

斯科特提出，在過去兩千年中，贊米亞各個群體之所以居住於此，是因為他們一直在逃避周圍有組織的國家社會所施加的種種壓迫。他將贊米亞描述為一個「破碎區」（shatter zone）或「避難區」（zone of refuge），強調這些高地社群並非「原始」或「落後」的殘餘，而是主動選擇逃離低地國家的結果。

斯科特對贊米亞的定位超越了單純的地理描述，將其提升為一個「政治建構」（political construct）和「國家效應」（state effect）。本書的前半段，他從兩個主要面向去重構贊米亞存在於漫長歷史中的兩個基本條件。第一個是地理環境，第二個是人口特性。對斯科特來說，本區的地形特徵並非被動提供避難所，而是與高地社群的生存策略（如分散居住、游牧農業）相互作用，共同構成了一種主動抵抗國家統治的動態系統。地理條件限制了國家權力擴張，社群則利用這些限制來維護自主性。

為了進一步闡釋這種動態，斯科特引入了「地形的摩擦」（friction of terrain）的概念，用來描述低地國家在掌控山區社會和物理景觀時所面臨的相對難度。這種「摩擦」不僅源於自然地理障礙（如季節性季風使國家行動受阻），更重要的是，它被高地社群「刻意設計」和加強，以增加國家的「不可讀性」和資源獲取的難度。因此，高地不僅是地圖上的一個位置，更是相對於國家權力的一種「立場」。

除了地理因素，本區長期以來人口密度相對的低（可能只有前現代中國或印度的6分之1），使得緬甸和其他東南亞大陸國家的政治經濟側重於確保人力，而不是土地或商業財富。由於依賴人力資源，使得每個王國都會有某些傾向：

一、大力鼓勵水稻種植，排斥旱地和游耕作物，因為水稻單位土地的獨特生產力，使國家能夠最大限度地增加居住在特定領土內的臣民數量。緬甸、暹羅、高棉和越南的首都，通常位於水稻種植最集中的低地區域，因此人口也最集中。

二、試圖透過詳細的記錄和阻止人口流往較難監控的地區，來確保勞役和稅收。雖然起初這些系統有一定效力，但從長遠來看，它們往往會瓦解，因為國家缺乏足夠的地方訊息，而且政治競爭導致了過度且不夠靈活的需求。在軍事危機時期，王室權威的動搖更會導致無可抵擋的人力流失。

三、為了防止此類災難性的損失與填補持續流失的人力，這些國家除了鼓勵來自遠方的自願移民，更透過獵取奴隸和囚犯以重新安置，藉此擴大人力資源。然而，斯科特最終認為，沒有哪個王國不是通過奴隸掠奪而繁榮起來的。因此，東南亞水稻國家像是一個向心的人口機器，但同時也是「脆弱而短暫的事物」，不斷在人力分散和集中之間波動。

這種特殊的政治經濟情境的另一面向，則是由於國家的壓迫和戰爭，加上人口稠密的低地區域周期性饑荒和流行病，又會持續地將臣民從帝國核心地帶驅趕到山區。這樣的拉扯之間，東南亞山區內陸變成了廣闊的「破碎地帶」，一個逃亡的區域，一個逃離平地國家之人的庇護所和藏匿地。

與此同時，在贊米亞東北方，明清帝國一方面將過剩的人口移往邊疆，另一方面帝國勢力的擴張又造成那些想要脫離國家控制的人群，往東南亞高地殖民。因此，贊米亞人口組成，是由於南方和東北方同時出現壓力所形成的。

高地上出現的暴力驅逐與大規模移民，兩者從表面上看是矛盾的，然而，在社會和心理意義上說，這些過程可完全互補。山區人口不斷失去成員，同化新來者，接著分裂、融合、遷移，拋棄熟悉的民族標籤，並採用新的身分，形成一種獨特的社會型態，更讓被驅逐者和移民共同在贊米亞各地懷疑各種低地國家舉措。

然而，選擇遠離低地的危險並不表示此區是孤立的。高地和山谷之間仍然進行互利貿易，低地相對繁複的文化還是高度吸引著高地。在低地區域相對平靜和繁榮的時期，還是有高地族群被山谷財富和文化光彩所吸引，主動離開山區。那些留下的人則謹慎地與低地聯繫，以最大限度提高他們的自主權，並盡可能減少山谷干預。

本書的下半段，斯科特進一步詳細闡述了高地民族為了規避國家所形成的各種策略。

首先，農業實踐上，贊米亞社群選擇與低地灌溉水稻種植截然不同的農業模式，例如刀耕火種（swidden agriculture）和塊根作物（如馬鈴薯、木薯）的種植。

這些農業模式具有高度的「不可讀性」和財政上不確定性。分散的田地、多樣的作物和錯開的收穫時間，使得國家難以監測、控制和徵稅，從而增加了「摩擦」，阻礙了資源萃取。與定居的稻作農業不同，刀耕火種和塊根作物種植增強了社群流動性，使人們能夠在面對國家壓迫時迅速遷移，避免被國家「固定」和「可讀化」。

其次，在政治形式上採取一種徹底分散、平等的社會秩序，使得掠奪性國家，無法藉由招募當地酋長和頭人來輕易地控制這種秩序。雖然會有一些雄心勃勃的克欽族酋長，試圖在山區建立模仿附近撣族政權的分層、類似國家的結構。但是，從長遠來看，當臣民不願為酋長提供徭役，或酋長面臨不願接受社會從屬的臣民暗殺、叛亂和逃亡，這些計劃總是崩潰。

身分認同上，他們採取彈性族群身分與流動認同。雖然統治者為了方便統治會將人口劃分為「部落」，但高地人民反而利用這種虛構的民族身分來達到自己的目的，甚至採取「國家模仿」（state mimicry）或「宇宙論虛張聲勢」（cosmological bluster）的方式，表面上順從，實則顛覆。

文化上，該地區人民持續選擇口語文化並抗拒文字。斯科特認為高地社群缺乏複雜的書寫傳統，並非因為「文明缺陷」，而是一種「策略性拒絕」（strategic rejection）或「主動放棄」（active abandonment）。文字和固著性的文本是國家統治的基石，使人口和資源變得「可讀」和「可控」。藉由維持口語文化，贊米亞社群能夠隨時重塑其歷史和身分，避免被國家記錄和固定，從而降低了被國家監控和剝削的風險。

最後，先知領袖與千禧年運動在本區頻繁地出現，也被視為贊米亞社群避免被國家整合和防止國家從內部興起的策略之一。這些運動往往提供了一種超越現有秩序的願景，激發了社群的凝聚力和抵抗意志，使他們能夠在面對外部壓力時保持獨立。

貢獻與批評

這本書主要成就在於透過對東南亞內陸高地族群與低地國家和社會之間動態的關係，將原本被忽視的地區帶入歷史主流論述中。

斯科特成功勾勒出逃離與吸引這兩種相互交織的力量，如何影響著低地和高地，導致了人、物、文化觀念持續流動，以及高地社會不斷重組轉變。就像他早先著作中揭示出馬來農民那種隱密的尊嚴與抵抗，在本書對這些動態過程的描述中，斯科特將贊米亞的族群從靜態、原始主義、本質主義和孤立的假設中掙脫出來，賦予了他們聲音、自主性和理性。

這絕對不是件容易的工作，要替沒有歷史與逃避監看的人群書寫歷史，需要研究者從國家文明的大量文獻中，找到空隙與殘片，更多時候仰賴的往往是要從第二手，甚至第三手的敘事中去萃取出蛛絲馬跡。斯科特展現了無比的想像力與洞察力，為未來要討論國家形成與帝國秩序的學者，提供了一個無法忽視的視野。

然而這樣一本大膽又理論性的作品，無可避免的會遭遇來自各方的批評。人類學、政治學、地理學、歷史學、國際關係、軍事學、東南亞研究等等不同學科的學者，都各自從不同的角度與知識基礎，提出了許多重要的質疑與反省，在此不可能將他們一一列出，只能提出一些我認為比較關鍵性的問題，來提供讀者留意。

首先，贊米亞的概念被許多學者批評是一個過分理想化、浪漫化的概念，斯科特描繪的那些普遍平等主義的社群，其實是到處可見到反證， 讓．米肖（Jean Michaud）（2017）指出緬甸的撣族（Shan）、越南的岱族（Tay）和儂族（Nung）、中國廣西的壯族等，幾個世紀以來都擁有等級森嚴或封建社會，高地民族的社會結構並非單一的平等主義。

然而，更嚴重的是，這種遠距離的浪漫主義傾向，複製了殖民主義的二元結構，反而會讓高地族群的複雜性被掩蓋，犧牲了更多樣的聲音，有東方主義化的嫌疑。

第二，斯科特在本書的主要觀點是建立在國家形成與國家效應的框架之上，因此他的描述與推論，圍繞著這個區域的國家形成的性質與高地社群如何規避國家的議題。然而這個區域的歷史，並不只是國家力量在主導一切，跨區域的貿易網絡，親屬與家族的婚姻形式，寶物與神聖物品的流通，甚至農業生產模式的選擇，都不同於政治治理邏輯，它們對政治聯盟與權力消長的重要性，無法被化約為向心力與離心力的二元互動。

換句話說，本書可能並沒有賦予高地的人群足夠的自主性，他們的生產方式、政治經濟與文化價值，並無法被化約為高地與低地互動下的國家效應。

第三，本書的證據存在著許多缺陷，斯科特對1850年之前的東南亞文獻掌握的並不完整，也對主要的個案，也就是緬甸的史學著作的解讀常有不足之處。這會導致他時常偏頗使用史料來支持他的主要論點。

例如，維克多．李伯曼（Victor Lieberman）（2020）就指出，他過分強調如何控制人力是東南亞國家最重要的政治經濟目標，使得他往往忽略貿易與海上的網絡也常扮演關鍵角色，也沒有進一步去思考人力控制本身牽涉到的生態環境、財政資源、工藝技術與軍事知識眾多因素，低地國家的政治行動不是單面向的以人口為主要考量。

第四，斯科特在本書的結尾唐突的提到，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隨著低地居民進入高地地區，以及技術和交通發展，民族國家已經「吞併」了高地族群，贊米亞概念的分析價值也隨之消失。

這個悲觀的宣稱，讓這個概念的意義一下掉入了一個難以確認的世界，讓人們懷疑這本書是否真的只是一個浪漫懷舊的投射。斯科特似乎想要保存贊米亞具有「抗拒國家」的純潔性，不得不將它與當代有關東南亞高地的各種販毒、犯罪、屠殺等負面論述區隔開來，這樣的操作更是坐實了前面的那些選擇性浪漫化他者的指控。

在本書前言的回應中，斯科特對來自各方的批評，採取的是他一貫的慷慨大方接受，但避重就輕的回應。他不願被那些史實資料的正確與否，或某些特定詮釋是否精準等細節問題綑綁，強調本書本來的目的就是要引起爭論，刺激更多更細膩的學術研究。但他的確輕描淡寫的指出了本書中的某些行文，可能容易會造成讀者的誤解；以及他作為一個族群建構論者，並沒有因而否定原住民族追求認同的意義。

然而，他也持續在關注贊米亞這個概念繼續發展的可能性，指出東南亞海島上的水上遊民，似乎也具備了高地邊區族群的特性。並鼓勵更多人投入相關研究。事實上，正如他所觀察到的可能性，現在也有越來越多研究不同地區與不同歷史脈絡的學者，將贊米亞的分析概念應用到他們的研究材料中，讓邊緣群體的抵抗主體，得以在更多的地方被發掘出來。這本書所豎起的理論典範，正持續被不同領域的學者挪用與開展。

《不受統治的藝術》一書，無疑是近幾十年來社會科學領域最具影響力和爭議性的著作之一。它成功地將東南亞高地族群從學術邊緣拉回中心，並通過賦予他們積極規避國家控制的能動性，挑戰了長期以來關於國家形成、文明進步和民族認同的傳統敘事。它的價值不只是在於經驗材料的準確與否，更重要的是在於其概念的穿透力和啟發性，讓我們可以透過新的視野，豐富化我們對世界的理解。

《不受統治的藝術：東南亞高地無政府主義的歷史》

作者：詹姆斯．斯科特（James C. Scott）

譯者：許雅淑

出版社：衛城書版

出版日期：2025/7/2

內容簡介：

「贊米亞」（Zomia），是一片海拔300米以上，橫跨6國的高地山區。這裡的少數民族長期分散、流動，且仍然保留著游耕、口述傳統與古老宗教信仰。本書融合了民族誌、歷史學、政治學與地理學，作者斯科特試圖挑戰我們對「統治」、「文明」、「發展」與「現代性」所有理所當然的預設，當國家機器無所不在，他提醒我們：不被統治，可能是一種最深層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