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角月影花怪談／日治台灣版「曾根崎心中」？台灣男子與日本女性的殉情與婚姻

近年以歌舞伎為主題的日本電影《國寶》引用具有戲內戲外對照效果的經典劇目《曾根崎心中》引起許多台灣觀眾的好奇。《曾根崎心中》是日本傳統戲曲的經典劇目，講述江戶時代發生於大阪，醬油屋德兵衛與遊女阿初的殉情事件。

後來劇作家近松門左衛門將這案件改寫成深刻動人的人形淨琉璃，他以文字遊戲的方式將「忠」拆解成「心中」，冠上大阪地名「曾根崎」為劇名，演出後造成轟動，從此「心中」在日文中代表殉情，並衍生出多重意義。

在這之後「遊女殉情」成了一種社會敘事典型，並賦予各種浪漫想像，在日治時期也被投射至台灣。若翻開當時的報紙，便可以看到這樣的文化框架。舉例來說，1900年《台灣日日新報》就有一則的〈心中雪解車〉。

〈心中雪解車〉內容講述日本遊女鳴戶與日治台北機械金屬商高進商會職員梅田末太郎的殉情事件，兩人私奔後於大稻埕德國領事館前的載貨列車自縊，後來由日本文人葬在三板橋，作為兩人在台灣的比翼塚：將生前無法結合的愛侶共葬一地，成全兩人在生前為能完成的遺憾。惟三板橋在戰後成為違章眷村康樂里，後來又被整理成林森康樂公園，比翼塚現已不存。

在日治時期的台灣，也發生過數起台灣人男性與日本花街女性的殉情事件，較知名的共有兩件，其一是1913年9月21日，富士見樓遊女入船與李天來服毒自盡的「富士見心中」；另一件則是隔年石田商會李黃榮與稻六樓色香發生於紗帽山的自焚案件。

其中「紗帽山心中」事件，目前已有登山作家邱求慧以〈紗帽山：臺日情侶的殉情事件〉一文做出詳細說明，也有藝術家黃孟雯以此事件為參考發想，創作出的錄像作品《旗飄揚下的她們》。

本文將順著前人的研究基礎，補足「紗帽山心中」後續未被詳述的靈異事件，並且說明尚未被廣泛討論的「富士見心中」故事經過。最後，將分析這些殉情事件，在過去殖民地統治下的社會意義。

台灣人男性與日本遊女殉情的「富士見心中」

「富士見心中」事件發生當下，日治台灣也結束了政權轉移的明治時代，進入大正時期後慢慢進入穩定統治的狀態，台、日族群間也在時間累積下慢慢有了來往。

台灣人男性常因工作或商場應酬，接觸到日本遊女或藝妓。「富士見心中」的男主角李天來，就是當時在婦人醫院工作的台灣人。李天來與愛人相遇後，發生了這件震驚花柳界的殉情事件。

故事發生在當時艋舺花街一家名為富士見本店的貸座敷，那是座木製地板上的腳步聲不絕於耳的不夜城，在駢肩雜遝的雜音漸漸被鼾聲取代的凌晨3點，娼妓笑香聽到了同住2樓2號室的入船持續呼喚她。由於兩人的空間只有一面紙門之隔，笑香便想在這深夜究竟是何事？笑香便拉開紙門（障子），沒想到看到了驚人的場面：入船倒臥在棉被上，而她的台灣情夫則是倒在一旁的走廊之上。

笑香立刻奔向入船，入船用虛弱的聲音說著，兩人剛剛吞了毒藥自盡，自己死了沒有關係，但請務必救救情夫楊有來，快點將他送到醫院去，接著就是一陣兩人如何相愛的癡話。

原來這對愛侶在一陣對未來無望的爭吵之後，決定服毒共赴黃泉。楊有來因為過度痛苦而爬向走廊，但最後仍然不支而昏去。入船則是躺在床上反覆掙扎且吐瀉不止。笑香立刻衝去樓下的帳房去找救兵，馬上在妓樓引發大騷動，立刻通報派出所。

艋舺舊街派出所的警察與醫師到達現場之後，入船催促眾人先替楊有來急救，但現場人員判定，男方已看似回天乏術，就先積極救治還有意識的入船。但入船一度拒絕治療，並且開始嘔吐，現場人員改以注射的方式為她注入解毒劑。車子來了之後，眾人將楊有來速速送往台北醫院，但急救數天後仍宣告不治。入船意識清醒後，則交由樓主看管療養。

這名殉情的男子，是住在艋舺粟倉口街（約今桂林路151巷附近）的楊乞來之弟楊有來。楊有來在婦人醫院工作，因此有不錯收入，屬於相對富裕的家庭，已結婚並育有一對兒女，生性溫和篤實，也十分受到上司喜愛。

女方入船來自內地的島根縣，入船在故鄉還有母親與一位妹妹需要扶養。談到島根的話，最有名的便是出雲大社，以及美人的出產地。而入船也不負其出生地的盛名，生得出落標緻，也是個性十分強勢的女子。

入船來台後，由於工作過度勞累，於1913年4月罹病並且入住婦人醫院接受治療。住院時期，算是入船難得清閒且自在的時間，也是在此時她遇到了楊有來。

在入船眼中，楊有來是個少見的好青年，日語流利、身材健壯，髮型也是當下流行的西式旁分頭，幾乎與日本人無異。入船深深為他的親切與俊帥的外貌打動，兩人也是在此時漸漸地產生情愫，並且開始在院內傳開。入船出院當晚，楊有來便馬上到富士見樓，指定要入船服務。

一般來說內地人娼妓若看到客席上是本島人客人，大多會嫌棄如毛蟲，而且楊有來登樓時幾乎都是自備酒菜，根本不點妓樓內的酒水。但入船對這吝嗇至極的作法，幾乎全盤接受，大家也就當她只是喜愛楊有來的外貌罷了。

後來的1個多月，楊有來幾乎來到妓樓40多回，兩人的情感也因此越來越濃厚。楊有來的妻子發現異狀後，便一直背著小孩來到妓樓說要找丈夫，後來甚至連他的哥哥楊乞來也來到富士見樓，希望他不要沉溺於溫柔鄉而放棄家庭。搞到最後，楊有來的妻子還揚言要上吊自殺，險些釀成悲劇。

富士見樓的樓主不只受到楊有來兄長的關切，連他工作的婦人醫院長官也來富士見樓勸說，希望不要再讓兩人見面。樓主十分清楚入船的個性，一旦沉溺於男人之中，便會陷入忘我的境地。眾人深知入船的性情，很有可能讓事態發展到無可挽救之地步，因而反覆監視。楊有來的家人後來也發現，他開始頻繁接觸土地買賣業者，令人擔心楊有來會為了露水姻緣做出各種不智的決定。這對愛侶周邊的人開始商討如何拆散兩人。

兩人當然感受到周邊的壓力，只好偷偷在外私會，並且以此為樂。然而，楊有來不斷受到上司的嚴厲訓斥，在多方監視與強迫下，某天被逼著去妓樓外的格子窗與入船話別。但入船隨即奔出屋外，不顧旁人，高聲呼喊著楊有來之名。

身邊的人一再阻撓兩人的戀情，楊有來也因為這段時間不斷上妓樓消費而債台高築，兩人便決定殉情。

富士見樓的娼妓們在準備開店前，正是化妝換衣最忙的時候。殉情當夜，楊有來意外來到妓樓，沒有人攔得住他，只能答應讓他待到12點。楊有來進到入船的房間之後，便命人備酒。兩人刻意多喝，高於自己所能承受的量。到了約定的時間，楊友來也沒有返家，但也沒有人強行要他離開，楊友來便一直在房中躊佇。

後來他們拿出楊友來夾帶而來的藥物，據信是日本藥物管理當局沒有被管制的毒藥——亞砷酸（砒霜溶於水後可製得亞砷酸）20公克，混入燒酒中並分成兩杯。兩人對視後一口氣喝下。然而在過程中，入船感到強烈不適，在狂亂之中吐出毒酒，因此並未立即死亡。楊有來則因為服量足夠，陷入重度昏迷。

事情從凌晨3點開始折騰了一段後，在即將破曉的大街上，不知是誰先大喊說：「殺人了！」又有人嚷嚷著：「是無理心中（強迫殉情）！」瞬間花街的人群聚，眾說紛紜，聲浪此起彼落，還有人高喊：「把人押出來！」路人也混在其中起鬨。騷動迅速擴大，簡直如同往油上點火一般，一發不可收拾。

後來，一群吵吵鬧鬧的人從城內、庵堂附近蜂擁而來，推擠喧嘩，場面一片混亂。妓樓門前，黑壓壓聚滿人群。遊女們聚集在2樓探頭觀看。警察雖然折返回院內處理，但好奇的群眾不斷湧來，只為一睹究竟。整個遊廓一帶，都陷入這場由流言點燃的騷動之中。

紗帽山台日情侶自焚事件的靈異鬼談

在「富士見心中」之後，發生在紗帽山的台日情侶自焚事件，除了因為當事人跨越族群的特殊身份之外，這樣激烈的自盡手法，也在當時引起討論。故事男主角李黃榮因流利的日語能力進入大稻埕的石田商會工作。這家公司當時承接許多台灣茶商的船隻保險工作，因而需要像李黃榮這樣可以跟台、日兩方溝通的人才。李黃榮也是因此在與各方交際公關的場合下，來到了遊廓，認識了稻六樓的色香，兩人因而產生情愫。

但後來樓主阻止兩人見面，李黃榮心一急，便盜取公款為色香贖身。事成之後，兩人為掩人耳目往北投方向逃逸，來到了紗帽山。但兩人終究認為，無論有什麼理由，盜取公款都是無法改變的犯罪行為，最後選擇自焚。

兩人身亡後，與李黃榮有業務往來的大倉組（即現今撫台街洋樓前身營造公司高石組的重要股東），其員工在他們赴死後的隔天晚上，去李黃榮家催促他遲遲未交的結算報告，卻在人去樓空的大門外，撞見了一對男女模糊的身影。當下這名大倉組的員工感受到陣陣刺骨的陰風，覺得不對後便匆匆離去，隔天才得知兩人早已離世。

不過「紗帽山心中」內容相較於《曾根崎心中》，其實更接近另一部近松門左衛門的後作《冥途的飛腳》，而《冥途的飛腳》的故事影響力其實不輸前作。知名美人畫大師鏑木清方就是看了由中村鴈次郎與中村福助主演的歌舞伎《冥途的飛腳》後深受感動，才創作出他的代表作《薄雪》（1917），以愛侶在雪地上的悲痛相擁，象徵殉兩人如薄雪般虛幻易逝的命運。

《冥途的飛腳》講述一名從事飛腳（即過去快遞業的青年）的龜屋的忠兵衛墜入愛河，為了幫即將被迫嫁給鄉下暴發戶的遊女梅川贖身，竟然盜取公款。這在當時是大罪，最後兩人終究也只能走上絕命之途。這與發生在紗帽山的台日情侶殉情事件相比，兩者同樣因為剝削性的人身買賣制度將遊女逼上絕路，但後者倒是多了一層殖民地性別互動的問題，本文也延伸探討。

「內台共婚」中為何「台灣夫、日本妻」佔絕大比例？

日治時期「內台共婚」在不同階段皆是婚姻與家庭相關法律制度建立的重要焦點，本專欄已於前文中提到，因此不再贅述。不過有趣的是，在當時台日通婚的家庭中，「台灣夫、日本妻」佔了極高比例，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發生呢？首先在日本統治台灣初期，日本男性對台灣女性的印象便是纏足，這風俗令他們敬而遠之。即使後來日本推廣「天然足」有成，但若與台灣女性通婚，高額的聘金也幾乎讓日本男性無法接受。

台灣民間傳統婚嫁習俗中的聘金制度，在作家龍瑛宗的小說〈植有木瓜樹的小鎮〉中就有深入描述。相較於女兒的幸福，不少家長其實更傾向把女兒的終身大事定義成「買賣」，藉此獲取一份高額收入。

此外，這類「台灣妻、日本夫」的婚配更有殖民統治前期，當局為了攏絡原住民部落，要求日本駐警娶原住民女性為妻的情形。但後來隨著職務調動，日警將原住民妻子拋棄的狀況屢見不鮮。霧社事件發起人莫那魯道的妹妹（Tiwas Rudo）嫁給日本警察近藤儀三郎後遭到遺棄，所以莫那魯道後來安排女兒的婚事時，堅持要將女兒嫁給族人，避免家族女性成為政治道具的憾事再度發生。

霧社事件發生後，原本鼓勵通婚的日本當局開始嚴禁日本男性與原住民女性來往，這時代背景在統治後期，也被日本作家真杉靜枝引用至短篇小說〈蕃女理勇〉（蕃女リオン）作為題材。〈蕃女理勇〉的文本影射了莎韻之鐘的故事，講述厭倦文明社會的日本文藝青年躲入台灣山區放逐自我，與原住民少女來往後進而熱戀的故事。但在〈蕃女理勇〉的結局當中，死亡的不是理勇，而是曾被警察警告與原住民女性交往將招致慘痛代價的日本青年。

相較於「台灣妻、日本夫」的組合，「台灣夫、日本妻」的比例就相對佔多數，也有較多圓滿的例子。其中最常見的狀況是遠赴日本唸書打拚的台灣男子，在當地結識對象進而交往結婚。有一說法是這些男性因為家族有一定財力，自身的學識素質也高，才有前往日本留學，比較能受日本內地女性青睞。

本文提到的台灣男性楊有來與李黃榮，相信也屬於具有良好學識的台灣男性，才能進入在台日本人的工作與商務圈中，進而在那花花世界中結成露水姻緣。不過微妙的是，這樣的台灣男性似乎也在當時的日文媒體中因這殉情事件成了獵奇的對象。楊有來急救無效，過世時的新聞標題便斗大寫著〈大正風流男離世〉（大正の色男死す），描述在殖民地族群差異下，這「優異」、「大正一代」、「風流的」台灣男子如何擄獲日本女性的芳心。

另外，相較於殖民地社會保守且台日族群帶有微妙對立意識的氣氛下，日本本土女性思想較開明且追求自由戀愛的風氣較盛，相對比較願意與具相同知識與經濟水準的台灣男性共結連理。

舉例來說，畫家何德來就是在留學東京期間，遇上關東大地震，因為參與救災工作結識自己的岳父，進而被牽線與妻子木邑秀子結婚。戰後何德來留在日本畫壇發展，兩人的幸福婚姻可說是日治台灣畫壇的一段佳話。

早期赴法深造的台南畫家劉啟祥，也在赴日期間與日本女性笹本雪子結婚，戰後回台一家定居柳營，台日混血的長男劉耿一也是當今活躍的知名畫家。日籍作家庄司總一的代表作，小說《陳夫人》就是描述一名嫁入台南地方望族的日本女性安子，所面對的各種文化衝擊與矛盾。

雖然「台男日女」在過去「內台共婚」狀況中，具有較多實例，也不乏幸福終老的夫婦，但若回到本文主題——花街遊女的殉情故事，雖然是日本經典的浪漫愛框架，跨越種族的戀愛故事也令人感到新鮮，但本質仍為悲劇的故事情節，更搓揉著些許的怪談風情與奇聞異色。這類交錯著古典戲曲文本與殖民歷史經驗的故事，迄今也默默地在歷史的角落中，帶給讀者既浪漫又感慨的想像。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