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戰下的「自由中國」：台灣與烏克蘭被遺忘的反共歷史

多數台灣人開始關注烏克蘭是在尊嚴革命，甚至是全面入侵開始之後。媒體上充斥著烏克蘭遭到空襲的城市、前線奮戰的軍人和領導人在國際上的互動，這些畫面讓烏克蘭突然變得不再遙遠。少有人知道，早在將近70年前，台灣就曾短暫成為烏克蘭流亡民族主義者的政治盟友之一。

時值美蘇主導的冷戰，中華民國治理下的台灣成為美方陣營在亞洲「反共抗俄」的前線。1949年蔣中正先後訪問南韓和菲律賓，並和兩國總統提倡籌組反共聯盟1954年，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sian Peoples' Anti-Communist League）在南韓鎮海成立，將反對共產主義、推翻共產黨政權作為組織目標。台灣自此成為中華民國的反共樞紐，更是各國反共人士活躍的舞台。

1955年10月9日午後，一架民航機降落在台北松山機場。這班飛機上載著的，是來自歐洲的反共人士——雅羅斯拉夫．斯特茨科（Yaroslav Stetsko／Ярослав Стецько），他是烏克蘭裔流亡政治家，同時是反布爾什維克民族聯盟（Anti-Bolshevik Bloc of Nations, ABN）的領袖。

要了解這趟訪問的意義，必須回過頭看ABN的誕生背景。

反布爾什維克民族聯盟與「自由中國」

ABN成立於二戰煙硝剛剛散去的1946年，並在1950年將總部設在反共流亡政治重鎮慕尼黑。ABN並非烏克蘭政府的代表，也不是單一民族的組織，而是一個由冷戰初期流亡於歐洲與北美的東歐民族主義者所組成的非政府聯盟。ABN成員來自烏克蘭、波羅的海、高加索地區，也包括來自蘇聯境內的少數民族代表。其中，烏克蘭民族主義者在組織內部扮演著核心角色。

冷戰初期，來自二戰後才被併入蘇聯的西烏克蘭政治流亡者將「獨立建國」視為未竟之業。對他們而言，蘇聯代表具體存在的帝國體系，而蘇聯的共產政權正是阻斷烏克蘭民族國家誕生的主要敵人。

因此，ABN的反共論述帶有強烈反帝國的民族解放色彩，ABN也從中看見了「自由中國」與自身遭遇的共通性——烏克蘭被迫植入列寧以及史達林式的共產思想，而「共產中國」也正是在蘇聯的扶持下成型。研究東歐冷戰及ABN的烏克蘭歷史學者Grygoriy Riy指出，對ABN來說，蘇聯與中共兩者皆可被視為具有帝國主義性質的政治體系，其權力運作邏輯很大程度上與蘇聯領導層出於地位與合法性焦慮的不安全感密切相關。

ABN和「自由中國」都有共產主義這個共同敵人，斯特茨科在中華民國西班牙大使館的牽線下造訪台灣。斯特茨科剛下飛機，他就對記者表示：「如果自由世界人民拒絕與蘇俄合作，其政權最終必告崩潰。」

相機鏡頭將這趟訪問定格成一張張照片。斯特茨科站在蔣介石身旁——一位是失去中國大陸領土，卻仍以「中華民國」身分存在於國際上的元首；另一位則是烏克蘭流亡政治領袖，祖國被納入蘇聯版圖，無法獲得外交承認，也沒有主權地位。

蔣介石接見斯特茨科隔日的報紙上，斯特茨科的稱謂是「國際反共人士」；斯特茨科的發言被描繪成來自東歐反共陣線的支持，同時也透露一個沒有國家的政治人物，正在尋找一個擁有國際聲量的舞台。

根據《聯合報》在1955年10月19日的報導，斯特茨科在台北中山堂發表公開演講，廳內有兩千多名青年聚集，聆聽他描述鐵幕內的世界，有著被壓迫的民族、被消音的反抗、以及他所形容的蘇聯暴政。

斯特茨科在演講中稱台灣為「希望之島」，是所有被奴役民族的希望。即可看出斯特茨科亟欲喊話的對象，不只是針對被壓迫的亞洲人民，而是慷慨激昂地向鐵幕內的政治流亡者傳遞「你們並不孤單」的訊號。對於中華民國政府來說，斯特茨科的造訪也再次強化了「自由中國」與反共基地的角色。

斯特茨科參加國慶閱兵、拜會蔣介石，高談「自由中國」的象徵意義。在媒體敘事中，這些都是自由世界的相互聲援；但實際上，這更近似一場精打細算的利益交換。

ABN為何看中遙遠的台灣

1956年初，ABN內部刊物《ABN Correspondence》在專題封面上刊登「蔣介石總統」的專訪，標題引述蔣介石的話，呼籲「亞洲民主國家必須強化共同防衛」。

Riy指出，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而言，共產主義本身並非最核心的問題，「真正的敵人是俄羅斯帝國主義；共產主義只是俄羅斯帝國主義在二十世紀披上的政治外衣。」ABN的終極目標是要打倒俄羅斯帝國主義，也正因如此，ABN不只是單純的反共組織，而是一個試圖在國際社會中，替渴望建立國家的民族發聲的政治平台，而台灣正好滿足他們的期待。

同（1956）年，一家位於慕尼黑的烏克蘭出版社出版了斯特茨科的著作《台灣：自由與希望之島》（Taiwan: die Insel der Freiheit und der Hoffnung，電子版）。書中除了雙方的合作公報和訪台內容外，也描述了「自由中國」的政治與社會經濟發展，強調台灣在蔣介石領導下取得進步、人民生活條件也獲得改善。在書中，台灣被視為對抗共產主義的自由燈塔。

對ABN而言，與中華民國成為夥伴並非基於文化相近或政治制度相同，而是因為中華民國關鍵的國際地位。彼時台灣仍是聯合國成員，擁有正式外交關係與可見度，同時也是亞洲反共的重要樞紐。甫成立的亞洲人民反共聯盟（APACL）對於ABN來說更是一個絕佳入口，可以讓「我們是在蘇聯統治下遭到迫害的民族」這個議題，帶入美國與西方的政治視野。

在烏克蘭流亡者的視角下，台灣內政的威權統治並非關注重點；相對地，東歐民族主義運動內部的複雜歷史與爭議，台灣也未必有仔細看見。

即使如此，台灣與ABN仍建立了持續多年的互動。1957年起，ABN在台北設立代表處，並展開多語廣播，面向蘇聯遠東與東歐地區「傳遞自由聲音」。這些行動多半不具官方身分，卻真實存在於冷戰的地下網路之中。

然而，冷戰結構的瓦解，很快改寫了一切。

中華民國的失勢與烏克蘭的獨立

1971年，中華民國失去聯合國席位；1979年，美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交，中華民國的國際地位漸漸被取代和邊緣化。

與此同時，烏克蘭在1991年獨立後，流亡政治人物與台灣建立起的互動非但沒有延續下來，又因為中國率先承認烏克蘭獨立，並以「一個中國原則」作為雙邊關係的籌碼，使得台灣議題在烏克蘭長期處於高度敏感、甚至被迴避的狀態，更遑論建立正式的官方交流管道。此時台灣不再是那個能將「被壓迫民族」帶入世界視野的窗口；烏克蘭也逐漸被簡化為一個與中國關係密切的國家。

即便台、烏曾有過的交流，這在烏克蘭歷史學界也是小眾研究領域。Riy表示，ABN作為長期在海外運作的非政府組織，其活動在蘇聯時期被系統性的抹黑與威脅壓迫。除了當時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KGB）留下的資料，大部分關於ABN的檔案都是他在2018年於倫敦的檔案館中找到的內容，其中包含《台灣：自由與希望之島》一書。由此也能看出，ABN的歷史並未真正留存於烏克蘭國內的公共記憶之中。

進入2020年代的台烏關係

直到近年，台灣才又再度回到烏克蘭的視野。從COVID-19期間台灣的防疫經驗，到烏俄戰爭爆發後，台灣對烏克蘭的支持，以及國際討論中不斷將「台海危機」與「烏俄戰爭」相提並論，讓兩個國家再次被放在相似的位置上：烏克蘭位處歐洲東緣，飽受獨裁政權的入侵和殘忍暴行；台灣則位於亞洲邊緣，面臨尚未爆發、卻持續逼近的戰爭威脅。

2022年裴洛西訪台、中國對台軍演後，Riy曾撰文指出，烏克蘭應該更明確地表達對台灣的支持。他寫到：「中國領導人與俄羅斯領導人一樣，清楚了解『收回』領土的問題存在時間限制。正如烏克蘭的情形，普丁發動戰爭是為了避免其帝國敘事在未來烏克蘭形成民族認同的過程中，徹底失去對該國民眾的影響力；同樣地，習近平也明白，台灣2400萬人口愈來愈認同獨立的台灣，而非中國大陸，這與數十年前的情況早已大不相同。」

即使烏克蘭與台灣仍無實質上的外交關係，Riy認為兩者也可以在科學、文化或政治上建立交流基礎，像是在烏克蘭出版台灣的文學作品，或是去（2025）年夏天烏克蘭國會來台參訪，都是可以努力的方向。

同時，Riy也期待台灣能在烏克蘭媒體中獲得更多介紹，甚至是關於香港、維吾爾等議題，讓烏克蘭人了解台灣也在面對威脅。雖然台灣與烏克蘭有許多不同，但都站在民主自由的前線。因為獨裁者們向外擴張的野心，並不會隨著冷戰結束而消失。

回望1950年代的台、烏合作歷史，當俄羅斯的戰爭與中國的壓迫再次動搖國際秩序，如今的台灣與烏克蘭，或許更有機會把「象徵性的聲援」推進到更務實的交流，在文化出版、科技韌性、資訊戰與公共溝通上，看見讓彼此的存在、理解對方的感受與處境，也共同朝向民主自由的方向。

「現在正是烏克蘭與台灣應該彼此支持的時刻」Riy說。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