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反智傳統：從1950年代至今，保守民粹為何仇恨知識分子？
雖然本書主要處理美國早期的歷史，但是當時勾起寫作念頭的卻是一九五○年代的政界及知識界情況。那時期，我們全國陷於交相指控、互相為敵的難過氛圍與言論駁火，而一個以往很少聽過的名詞「反智」（anti-intellectualism）竟也進入當時的論戰語彙中。
▌本文為《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八旗，2025）書摘
以往，人們不尊重智識的態度固然讓美國的知識分子為之心痛或氣餒，但這次所有知識圈外的人幾乎立場一致，這是前所未見的，彷彿舉國正展開一場批評知識界的運動。
這主要是因為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的影響：它誘發民眾的恐懼，認為知識界慣有的放言高論作風，是有害於這個國家的。當然，知識分子並不是麥卡錫參議員一波波猛烈攻訐的唯一對象——他其實要掀起更大的風暴。可是知識分子無疑身處火線上，而且當他們受尖銳攻擊後，麥卡錫的追隨者就雀躍不已。
▌知識分子的危機
麥卡錫每對知識分子出擊一次，一群較不知名的「鷹犬」就在全國各處群起仿效，攻擊散處各角落的知識分子。於是，就在麥卡錫漫天蓋地的指控彈幕所布下的糊塗無知、狂野惡毒氛圍中，終於在一九五二年的總統選舉敵對陣營間，一種鮮明的優雅智能與粗俗主義之對比，戲劇性地達於極致。
史帝文生（Adlai Stevenson）是具有不凡心智與格調的政治人物，在近代歷史上他對知識分子的吸引力遠超過任何人或事。另一邊則是保守與傳統的艾森豪將軍，他不善言詞，被個性狡詐無人喜歡的副手尼克森所操控，甚至艾森豪整個競選的主軸，都是由這位副手與共和黨內麥卡錫派的人所設定。
然而無論是知識分子本身或是對他們不滿的人，都將艾森豪那次決定性的總統大選勝利，看成是全美國對於知識分子的不滿所致。而當期的《時代雜誌》（Time）竟也體察風向地表達了這樣的看法；它認為，艾森豪的勝利，「揭露出一個眾人早就懷疑的事實：美國的知識分子與民眾間一直存在著一個既深又不健康的鴻溝。」鑽研當代美國政治的歷史學者施萊辛格（Arthur Schlesinger, Jr.），對大選結果做出辛辣的抗議，他說：「美國知識分子現在的處境，在一個世代前是無法想像的。」
民主黨統治了二十年，在此期間知識分子受到尊重與了解，但現在企業與商人掌權了，因此「伴隨而來的是粗俗化，這是商業掛帥現象下必然的後果。」
此時知識分子被視為「蛋頭學者」與怪物，主政的政黨不了解也無意重用他們，他們還會被大眾看成是任何前朝政策的代罪羔羊：從高所得稅甚至到珍珠港事件。施萊辛格說：
當新政權上任後這一切似乎都被合理化。用史帝文生的話說，當「新政」主張者（the New Dealers）被車商（the Car Dealers）替代後，知識分子與他們所崇尚的價值正式地被揚棄——其實早在民主黨尚執政的杜魯門時期，他們就已被時時出入法庭、精於盤算卻缺乏宏觀眼界的律師們掩蓋住光芒了。
政權輪替後，全國充斥著一些令人無語的傳聞或言論，例如國防部長威爾遜（Charles E. Wilson）宣稱國防部不應投入鉅額經費做那些過於純科學性的研究；肩負領導全國重任的艾森豪總統，作為充實他腦海的日常讀物竟是西部小說，以及他把知識分子定義為「多話且虛矯的人」這類的閒話。但是也恰好在艾森豪政權期間，全國的政治氛圍發生轉折：由於國家本就已由共和黨總統當政，高舉反共大旗的麥卡錫風暴，最後也只能筋疲力竭收場；這位威斯康辛州參議員畢竟樹敵太多因此陷於孤立，到頭來亦備受譴責而終究吃癟了。
最後，一九五七年蘇聯發射人造衛星史普尼克號成功，激發了美國大眾重新思考國家的定位與走向，但其實以往他們偶爾就會如此做的。史普尼克號事件對美國的自尊心是不小的打擊：大家於是開始思考「反智」在教育體系與整個生活中所帶來的後果。突然間，大家覺得整個社會若大事「反智」不只是一件難堪的事，更威脅到了整體生存。
這些年來，整個國家只注意最能代表知識分子的老師們是否對國家忠誠，現在終於開始想到他們的薪資是否太低了？ 過去幾年科學家們一直反映，過度強調國安與對研究人員反覆做忠誠查核會影響科學研究的士氣，現在也有人願意聽進去了。以往有一小群有識之士不斷大聲疾呼美國的教育太鬆散、沒有競爭力，現在獲得了電視、雜誌、企業、科學家、政治人物、軍方將領與大學校長們一致的重視，全國開始熱烈反省此問題。當然，這些並不會立即讓那些監視告密者絕跡，或是使社會中的「反智」心態消失。
而即使在受到蘇聯發射衛星一事刺激最深的教育領域，大眾關懷的焦點仍是在能否培養出更多衛星人才，而非鼓舞與創造智識本身，有些人甚至說出了「科學天才兒童是冷戰時期國家的寶貴資源」這樣的話。可是整體的氣氛還是改變了。在一九五二年時只有知識分子被此「反智」風潮困擾，但到了一九五八年時大部分會思考的人都同意這樣的情況很嚴重、甚至是國家的危機。
今天我們已經能夠平心靜氣地回顧一九五○年代時這個國家的政治文化了。如果當時在麥卡錫主義或艾森豪政府下，社會中曾流露出知識分子的輓歌這樣的氛圍，今天已非如此。
現在華盛頓的權貴們已經又恢復了對哈佛教授或那些一流學者們的熱忱之情。依靠知識與智識是否會影響仕途或是施政？ 如果過去任何政治領袖曾有此疑慮，現今在新總統甘迺迪主政下這種想法已絕跡，因為他很明顯地愛好新觀念與尊敬知識分子，且在官方場合刻意凸顯這種心態，喜歡與睿智者交談作伴；而最重要的是，他開始執政後就不斷地網羅知識菁英這類的人才。
另一方面，大家必會好奇，菁英一定能夠改變很多事情嗎？ 如果先前我們曾過度地相信此可能性，隨著時間變化，現在這種極端想法已經消退。如今知識分子甚至可以坦然討論「反智」一事，而不會陷於黨同伐異的意氣之爭或是流於自怨自艾了。
▌反智的定義
一九五○年代的政治氛圍與教育圈的紛擾，使得「反智」成為美國人認知自身文化時最顯明的標誌，它也驟然變成了我們習用但卻無明確定義的日常語彙，用來指涉若干負面的現象。有些突然察覺到這個「反智」現象的知識分子，經常會認為它是存在於生活中各處的一股新力量，而且還可能會變成排山倒海的潮流（美國知識分子太常錯估歷史；且因為近代人慣於在末世情懷的陰影下看世界，所以知識分子會把小小的社會變遷看成是歷史浪潮的來臨）。但對於研究美國歷史的人來說，一九五○年代出現的「反智」現象並不新鮮，而應是有點熟悉。
「反智」並非一九五○年代始出現於這個國家。美國的「反智」傳統，比這個國家的歷史還悠久，且有其背景。若我們考察這背景，就會發現其實知識分子的形象並沒有持續衰退或是陡降的現象，而是起起伏伏。同時，對知識分子的厭惡並非來自於他們地位的下降，反而是因為他們太耀眼。可惜我們對此並未有系統地了解，而且歷來對此主題沒有深入有據的研究。
固然有很多關於美國知識分子與這個國家間扞格不合的報導，但這些文獻多是從知識分子的角度撰寫，而非從大眾如何看待知識分子的立場出發。
何謂「反智」？ 它從來沒被清楚定義過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就是它的模糊正好可以在辯論中用作標語時更方便。但無論如何，它確實並不容易定義。若以概念來論，「反智」其實不是一個單一的概念，而是由一組相關的概念所組成。若將它視為一種態度，則它並非純粹的「反」而是「愛恨交織」的——假如有人會全然地不喜歡智性或知識分子，應是少見。
如果可以把它視為一個歷史主題，則它沒有一個單一發展軸線，而是由不同來源所構成、忽起忽滅的一股力量。至今我們社會並沒有給它一個狹窄嚴謹的定義，是因為這樣做很不合適。如果強行找出一個邏輯上合理的定義，則在歷史研究上會落於獨斷，因為等於在一組特質上只選定某一個來代表。而也就是「反智」概念這個複雜的特性，讓我們益發感到興趣─它包含了許多態度與觀念在歷史中的結合匯聚。
貫穿「反智」所蘊含的各種態度與觀念的，是對智性生活及其代表者所存有的怨懟與懷疑，並且極力貶低這種生活的價值。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嘗試定義「反智」，或許這就是最可能的答案。
如以此為準，則我們不能用研究一個人、一個組織或社會運動史的方式來寫關於「反智」的歷史。我們若是著重於美國任何思想發生的情境與氛圍的話，就必須運用一些想像，以期設計與重建思想當初發生的情境，或是捕捉那種氛圍。
在對何謂「反智」舉例之前，我們或許可以先說說什麼不屬於我們要討論的「反智」。例如，學術圈內的紛爭內訌就是一例。就像其他社會一般，美國的知識分子常對他們扮演的角色感覺不安；他們習於自我懷疑、甚至自我憎恨，有時還會對整個知識社群嚴厲抨擊。這種內部的批判很有啟發性也很有趣，但不是我們焦點所在。
另一方面，某個知識分子對其他知識分子的無禮攻訐或肆意批評也不是我們要討論的。對於美國學院內的教授們，曼肯（H.L. Mencken）大概是發出最多揶揄的人，而將其他媒體名人寫入小說加以毒辣諷刺的，也莫甚於瑪麗．麥卡錫（Mary MacCarthy）。但我們並不會將曼肯等同於一貫敵視學院教授的政治評論家巴克萊（William F. Buckley），更不會將瑪麗．麥卡錫等同於那位同姓名的麥卡錫參議員。
畢竟，批評其他知識分子這件事本身就是知識分子的重要職責之一，而且通常批評者都會很勇於表達。我們雖無法確定其動機，但是希望他的批評會充滿仁慈、優雅的風格且論事精確。由於知識分子本質上必須多元與懷抱自主性立場，所以社會只好承受他們經常互相「吵架」的風險。
最後， 很重要的一點是不要將「反智主義」 與哲學上的「反理性主義」（antirationalism）混淆，否則將有無可救藥的誤解出現。如尼采，索瑞爾（Sorel）、柏格森（Bergson）、愛默生、惠特曼（Walt Whitman）與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或是像布萊克（William Blake）、勞倫斯（D.H. Lawrence）與海明威這些作家，他們的觀念可稱為是「反理性主義」的，但他們卻不是我們在社會或是政治意義上使用此「反智」一詞時所指涉的人。
當然，在「反智主義」運動中這些「反理性主義」的思想家會被提及（光是愛默生一人就提供了他們很多可引述的言論），而只有在此時，也僅極小程度上會與我現在所說的相關。在本書中，我主要關心的是那些社會上的態度、政治上的行為、中下階層人士對知識分子的看法，只有偶爾才會觸及一些屬於哲學上對智性的立場或理論。其中最引起我興趣的那些「社會態度」，是當其產生社會影響力時，會嚴重地阻礙知識與文化發展者。故從近來歷史中找到的若干例子，就適足以說明「反智」的定義了。
《美國的反智傳統：宗教、民主、商業與教育如何形塑美國人對知識的態度？》
作者：理查．霍夫士達特（Richard Hofstadter）
譯者：陳思賢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4/01/02
內容簡介：活躍於二十世紀中葉的霍夫士達特是少數最早注意到美國文化中的「反智」現象的學者之一。作為哥倫比亞大學美國史教授，他深深感受到美國人對純粹的學術，諸如深厚的人文學養、抽象的理性思辨的漠視與敵視。他於是在1963年出版了這本結合了思想史、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美國的反智傳統》，一面嚴加批判民粹、保守、極右的反智思維，同時也對反智做了有系統與歷史深度的爬梳。本書認為，反智不只是一時的民粹現象，也未必是理盲躁動，它反映了美國人在特殊歷史與文化背景中形成的傳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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