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鋼索上的譯者:領袖說話的藝術?口譯員眼中的美英蘇三巨頭

2023/05/08 轉角選書

圖為德黑蘭會議,史達林、羅斯福與邱吉爾三巨頭,及美英蘇三國軍方高層合影。1943...
圖為德黑蘭會議,史達林、羅斯福與邱吉爾三巨頭,及美英蘇三國軍方高層合影。1943年11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三位領導人的翻譯——波倫、柏西和帕弗洛夫在此左右國際戰火的會議上,恪守責任,盡力使口譯工作盡善盡美。 圖/維基共享 

▌本文為《鋼索上的譯者:翻譯如何引發戰火、維繫和平、促進外交或撕裂國際社會?口、筆譯者翻轉歷史、牽動國際大局的關鍵譯事》(臉譜,2023)書摘

希特勒墨索里尼在口譯協助下謀策擘畫,希望給予「垂死的民主國家」「致命一擊」,而同盟國領袖也商討有什麼辦法可以阻止德義兩國。一九四三年十一月,美英蘇三巨頭各自帶著口譯員齊聚德黑蘭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口譯是資深外交官查爾斯.波倫(Charles Bohlen),他也為總統提供政策及其他方面的建議,例如曾建議總統將講話內容切分成兩到三分鐘的段落,方便聽眾集中注意力。

波倫在著作中自述,羅斯福總統「是非常棒的講者……很體諒口譯的辛勞。」英國首相溫斯頓.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的口譯員亞瑟.柏西(Arthur Birse)對雇主的評價也很高,稱許首相的發言「總是很清楚且切中要點」。然而也有些時候,邱吉爾等不及柏西寫完筆記就急著問:「他在說什麼?」但自己發言時又「偏好一口氣講完,不希望被口譯打斷」。

邱吉爾這一點就不如蘇聯領袖史達林;根據波倫的印象,史達林「很為他的口譯員著想……對於發言時間長短掌控得很精準」。而在柏西的回憶中,史達林「表述想法時講得很慢、很簡單。」史達林的口譯員弗拉基米爾.帕弗洛夫(Vladimir Pavlov)並未撰寫回憶錄,我們無從得知他為蘇聯獨裁者工作的感想。

「不管發生什麼事,他都處變不驚,從容以對,」柏西如此描述帕弗洛夫,「就連史達林偶爾對他疾言厲色,在我看來並不合理……他看起來還是冷靜自若。」這幾位口譯員共事數年之久,逐漸能夠合作無間:其中一人想不出某個詞語的譯法時,其他人會提供建議,偶爾也會對彼此的譯法提出疑問。

「帕弗洛夫在場讓我更有信心,」柏西回憶道,「我希望自己也能讓他有同樣的感受。」在德黑蘭曾有一回令柏西印象深刻,當時史達林正在宴會中發言,一名侍者要送上名為「波斯燈台」的冰淇淋甜點,不慎失手打翻,弄髒了帕弗洛夫的制服。「他面不改色,毫不猶豫繼續翻譯完很長又很難的段落。」

帕弗洛夫為史達林、邱吉爾翻譯一則笑話。 圖/帝國戰爭博物館 
帕弗洛夫為史達林、邱吉爾翻譯一則笑話。 圖/帝國戰爭博物館 

在外交實務上,口譯員通常負責從自己的母語譯成其他第二語言,這樣相較更容易,因為他們會比較習慣常配合客戶的講話方式和風格。柏西和波倫都很欣賞史達林「談吐流暢,用字遣詞簡潔明快」,稱許他的俄文「簡約精準毫不冗贅」,但對他的喬治亞(Georgian)口音評價就沒有那麼高了。波倫聽不太出來史達林的口音,但柏西一開始覺得很困擾:「就像聽到偏遠蘇格蘭高地本地人講英文。」英國人柏西出身雙語家庭(其父是移居俄國的蘇格蘭人,講英文一直帶有丹地口音),對地方口音十分敏感。

柏西曾有一次替美國國務卿科德爾.赫爾(Cordell Hull)口譯,他形容赫爾「聲音低沉,帶著我不熟悉的美國南方口音」。他很難聽懂赫爾在講什麼,只能不斷用猜的或請赫爾重講一次。「我只能聽到什麼就盡量照字面直譯。」他寫道。他覺得自己表現很差,但似乎沒有人在意,所以他「振作起來繼續磕磕絆絆地翻譯」。

波倫和柏西也參與了歷史上另一場重大會談:史達林於一九四五年二月邀集英美兩國召開的雅爾達會議(Yalta Conference)。兩人的回憶錄都提到,他們評判要翻譯的談話內容,主要看條理是否清晰,邏輯是否清楚。例如邱吉爾有時候會太過激動:波倫描述「他會先講一句話起頭,重複一遍,有時重複兩、三遍,然後腦海中才浮現他要的畫面。」接著就會是一段精采非凡的演說。

至於柏西,即使他很習慣雇主那些「從靈魂深處迸發的鮮活字詞」,也記述了某次史達林在作東的晚宴上「和邱吉爾兩人意氣風發、高談闊論,我和帕弗洛夫為了在各自的語言中找到適合的譯法簡直絞盡腦汁。」柏西認為口譯講究「流暢、快速和最重要的正確度」,他發現特別不好處理的語句包括修辭性問句如「辛苦勞動的人會看到他的家嗎?」,以及空洞瞎扯如「我提議舉杯敬和平勝利的燦爛陽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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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除了前線之外,國際巨頭會議同樣也是左右全球局勢、關係著和平是否盡速到來的「戰場」。圖為同盟國發動反攻的諾曼第登陸。 圖/帝國戰爭博物館 

1942年的第二次莫斯科會議,左起:柏西、邱吉爾、美國特使哈里曼、史達林、蘇聯外...
1942年的第二次莫斯科會議,左起:柏西、邱吉爾、美國特使哈里曼、史達林、蘇聯外交部長莫洛托夫。 圖/維基共享

三巨頭享用珍饈佳肴的同時雄辯滔滔、語驚四座,他們的翻譯助理卻忙得連點心都沒空嚐一口。我訪問過的外交口譯人員幾乎全都提到餓肚子這個職業災害,但是沒有人像多爾曼在回憶錄裡說得言簡意賅:「睿智的口譯要嘛事前先吃一點,要嘛事後大吃一頓。」不過偶爾也會有能大快朵頤的人,注意到那些嘴巴得忙著翻譯、顧不得進食的人的難處。

在同一場晚宴上,史達林舉起酒杯:

「今天晚上,還有其他的場合,我們三國領袖齊聚一堂。我們談話,我們吃喝,我們度過愉快的時光。但同時,我們的口譯必須工作,他們做的事並不輕鬆。他們沒空吃,也沒空喝。我們依賴他們將想法傳達給彼此。我提議敬我們的口譯一杯。」

史達林分別和羅斯福和邱吉爾碰杯之後,邱吉爾也開口酬答:「全世界的口譯,聯合起來!除了聽眾,你們沒什麼可失去的!」至少這是柏西印象中的版本;波倫則聲稱那是他「在好幾杯伏特加下肚之後斗膽」想了這句詼諧妙答。無論這句話是誰說的,這兩段話最棒的地方在於很好翻譯,就算喝了幾杯酒也沒問題。至於其他的談話內容,口譯員想必是靠著這句俄文諺語過關:

「苦練的本領技藝,喝再多酒也不會忘記。」

參加高峰會的另一種職業災害──或額外福利,視情況而定──是會碰到很多攝影記者。活動留影中可以看到很多口譯員自豪地擺姿勢與會議講者合照,但本章中幾位主人公似乎抱持不同的態度。多爾曼的回憶錄收錄了不少幀工作照,照片中的他制服筆挺、儀表堂堂,施密特的著作二○一六年版收錄的照片裡則幾乎找不到他本人,有他出現的極少張照片所附圖說則特別描述他「如常進行口譯」。

二戰烽火下,為國際會議進行翻譯的口譯員,在字斟句酌之間聯動國際外交,宛如走在鋼索...
二戰烽火下,為國際會議進行翻譯的口譯員,在字斟句酌之間聯動國際外交,宛如走在鋼索上。圖為二戰期間,英國皇家空軍使用數量最多的Hawker Hurricane戰機。 圖/帝國戰爭博物館 

波茨坦會議上,波倫站在史達林和杜魯門身後。 圖/維基共享 
波茨坦會議上,波倫站在史達林和杜魯門身後。 圖/維基共享 

柏西和波倫都沒有什麼理由逃避拍照留影。至於低調的帕弗洛夫則常在相機鏡頭出現時退到一邊,無論是基於什麼原因,但很可能與極權主義無關。他從政府高位退休之後在出版界工作,根據一些紀錄,他終生都是史達林的忠誠擁護者。在史達林統治下喪生的蘇聯百姓人數超過戰爭時送命的人數,或許他對口譯員來說是個好講者,但是沒有人(或許包括帕弗洛夫)會被他的言行舉止蒙騙。「在我面前的是一名徹頭徹尾的獨裁者,這個念頭始終在我腦中揮之不去,」柏西在著作中如此總結,「我很慶幸自己不是為他工作。」

替獨裁者翻譯和替其他人翻譯沒有太大的不同,口譯員個人對講者的看法不應影響工作。

比起語言學上的歧見,政治上的歧見可能比較容易消除,而就如所有口譯員都能證實的,個性不討人喜歡的人未必會是惡魔「奧客」。客氣博學的控制狂,尤其是略懂目標語言的人,可能跟滿口粗話、不學無術的人一樣危險。

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這樣的人如何將多重詞義變成真正的地雷區。我曾有一次不得不找字典來翻給口譯案的案主看,向他證明確實有「feckless」這個字,而且和「irresponsible」一樣都表示「不負責任」。而且現在碰到有人話講到一半停住,我已經不會皺眉頭了──通常他們這時打算要說「她真的就叫我死出去」之類的話,所以想向我示警:「聽著,我不知道這句你要怎麼翻譯」,好像以為髒話是翻譯工作裡多難對付的部分。

1943年德黑蘭會議油畫,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三巨頭及三國軍方高層均出席。左二...
1943年德黑蘭會議油畫,史達林、羅斯福、邱吉爾三巨頭及三國軍方高層均出席。左二站立者為史達林的翻譯帕弗洛夫。 圖/State Tretyakov Gallery 

雅爾達會議上,帕弗洛夫(最左)在史達林身後。 圖/俄羅斯總統圖書館 
雅爾達會議上,帕弗洛夫(最左)在史達林身後。 圖/俄羅斯總統圖書館 

如果問口譯員什麼是最糟糕的講者特質,很多人都會提到愛插嘴。性急的客戶會一聽到熟悉的語句就打斷口譯,過了一會兒又要口譯員幫忙解釋。

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在關於一九六一年納粹戰犯阿道夫.艾希曼(Adolf Eichmann)審判的記述中,就描述了一名不耐煩的講者,而這個案例也讓她進而省思「邪惡的平庸性」。讓通譯工作變困難的並不是被告。「蘭道法官(Judge Landau)往往等不及翻譯完畢,就說出自己的答案,」鄂蘭描述道,「而且屢屢打岔,糾正翻譯,顯然相當樂於在嚴肅審判過程中保有一點娛樂活動。」

從第一手敘述可窺知,為獨裁者翻譯的情況類似,而且更加不妙。我們探討的幾位口譯員或許隨侍在老闆身側,或許與他們保持距離,但有時口譯員說話卻直接遭到忽略,而結果有好有壞。

就連施密特博士雖然擅長維護口譯的發言權,有時候還是一句話也插不進去。他曾回憶一場英國高官霍瑞斯.威爾森(Horace Wilson)與希特勒的會面,威爾森帶來一封張伯倫蘇台德危機寫給希特勒的書信,信中用詞嚴厲。施密特努力想要翻譯,但是所有人同時開口發言,所以即使曾有微渺希望可以讓蘇台德免遭併吞,也白白失去機會。「類似情況很少發生,但這一次,」他寫道,「我試圖在希特勒面前堅持我的口譯員本分卻失敗了。」

最左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末代總理貝當(Philippe Pétain),左二為希...
最左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的末代總理貝當(Philippe Pétain),左二為希特勒的翻譯施密特,右二為希特勒,最右為納粹德國外交部長里賓特洛甫。 圖/維基共享 


《鋼索上的譯者:翻譯如何引發戰火、維繫和平、促進外交或撕裂國際社會?口、筆譯者翻轉歷史、牽動國際大局的關鍵譯事》

作者: 安娜.艾斯蘭揚

譯者: 王翎

出版社:臉譜出版

出版日期:2023/04/29

內容簡介:若非檯面下一支又一支筆譯和口譯大軍,外交事務很少能進行得一帆風順。在異文化接觸前緣,要避免衝突,就得仰賴多語專家譯介想法與意見,搭起溝通的橋樑。歷來全球各地的翻譯工作者努力擴散話語、維護和平,偶爾也難免闖下大禍。這牽一髮而動全身的角色大多不太起眼,甚少受到重視。本書作者暨資深口、筆譯者安娜.艾斯蘭揚,要帶領讀者一窺往往藏於幕後、低調運行的「譯世界」,也看翻譯工作是如何影響全人類與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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