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喬蘭雅

（上篇：《季茱莉：我是一顆法式奶黃包》）

來台灣七年，跟不同的室友分租科技大樓附近的頂樓加蓋，除了七年來從沒換過房子，每天固定的行程就是早上起床梳洗後，坐在和平東路上的巨林美而美吃台式鮪魚三明治佐起司蛋；早餐後，右轉走上復興南路，鑽進台大校區，進到一整天跟博論搏鬥的研究室。

茱莉（Julie Couderc）指指著名的118巷，嘴裡唸著學校附近的物價變好高、咖啡廳一家接一家的換，咖啡單價都不便宜，不過台灣人好像都很捧場，咖啡廳的密集度比歐洲還高，而且客人一坐就是一整天。

不是所有的西方人士都像外界刻板印象認知的，好像不管怎樣在台灣都頗「吃香」。除了頭兩年拿到獎學金，接下來五年茱莉四處打工，在餐廳當服務生、接研究案，也當法文家教，甚至還參一腳當過演員。錢，成了茱莉在台灣的一個重要的生活體驗，這大概也是為什麼在打工以外的日常，行程幾乎就是「家→美而美→研究室」，如此簡單吧。

但她想要抱怨的，倒也不是低薪或是物價攀升這種普遍台灣人已很有共鳴的無奈。

不管是去哪裡打工，雇主都不會在一開始明確告知工資多少，這種勞資雙方權利義務的界線，在一開始就是被模糊曖昧地處理。

茱莉在今年中回了一趟法國，一待就是四個月。來台六年第一次離開台灣這麼久，茱莉才赫然發現自己早就「台灣化」了，回到法國反而有種不習慣的感覺。

但這種對台灣感到習慣的感受，也不是全面性的。當聊到申請獎學金的時候，茱莉對台灣的抗議就像乳糖不耐開始躁動翻滾（題外話，茱莉對美而美的奶茶到沒什麼特別的興趣）。

來了七年，也只能申請到兩年的獎學金，儘管申請有評鑑標準放在那，但留學生在台灣無依無靠，沒有什麼特殊關係能在生活跟求學上被人拉一把——少了「關係」的人就算再符合標準也只能望塵莫及。這些評鑑的存在，有如做足了表面工夫，底下卻像粽子串，一拉，拉出一條牽著一條的「關係」。茱莉用了一個很令人玩味的說法描述了「申請獎學金撞牆」的感觸：

對少數民族、族群問題與發展興趣濃厚的茱莉，待在中國的那兩年跑遍多個省份做田野，也大膽地挑戰了中共的界線，鑽研東突、圖博文化跟達賴喇嘛，當被問到怕不怕因為太敏感而進不去中國，茱莉只是豪邁的說：「反正目前也沒有要再去中國。中國很大，機會很多，但世界更大！」

畢竟是社科學出身的，每天與文字為伍，打工的方式因此多了「寫作」的選項。茱莉其實最想寫的東西，是她自己專攻的研究領域，只是她也很體貼，想到或許台灣讀者會希望看到更多法國的訊息、想知道法國人的觀點，所以儘管自己實在對足球無感，幾個月前被我們邀稿寫歐洲盃碰到法國大罷工的狀況時，她還是硬著頭皮接下了。

文字工作其實很血淚，更不用說每次來稿都是中文。但我們以為反正博士論文也是要用中文寫，應該只是多辛苦一點點，沒想到茱莉卻說，博士論文都是用英文寫的。當我們還在想說，大概就像現在國外很多研究所，不管當地使用的語言為何，都開放使用全世界算是通用的英文就讀時，茱莉的解釋卻出乎意料：

這麼說感覺頗無情跟殘酷的，也免不了想讓人抗議用中文寫就沒價值了嗎？中文錯了嗎？卻仍是個無奈。但講到語言，茱莉腦袋又冒出了很多問號：

言談之中，可以感覺得出茱莉很想強調自己是會中文的，不管是日常生活、研究所研討會、論文或是在轉角的稿子，都是她紮紮實實融入台灣當地生活的證明。當初為了把論文從中文轉成英文，花費好些許時間，明明英語也就不是母語，但為了不同的目的跟需求，七年來在三個語言之間不停切換。

如果原本用中文寫的論文拿出去卻無法證明什麼，又拿不到獎學金，這求學過程會不會太悲催了？至少現在還有個能帶回去法國的論文吧（？！）所以聊了這麼久，我們也想知道博士班畢業後，茱莉到底要做什麼？

茱莉也沒有很清楚的答案。但她倒是蠻肯定自己應該不會回法國，最後，我們乾脆幫她想了一個工作機會，那就是去開一間美而美吧！

• facebook

法國人；愛吃美而美。法國蒙彼利埃第一大學法律系和第三大學外國語文系學士、文化學研究所華人世界組碩士，現為國立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專長領域為政治、文化和少數族群。譯著：《北圻回憶錄：清法戰爭與福爾摩沙》。

▎點入，看更多季茱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