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運，我終於擠上中國「加鋪」大巴

2016/02/04 阿潑

中國導演范立欣的《歸途列車》背景設在2008年初廣州的春運情景。圖／《歸途列車... — 中國導演范立欣的《歸途列車》背景設在2008年初廣州的春運情景。圖／《歸途列車》劇照

八零年代末期，中國打開大門，宣布走向改革開放路線，在鄧小平一聲令下，鄰近香港的深圳成為第一個經濟特區，廣東進而成為世界工廠。原本都是農田的深圳，蓋起了一間間廠房，拓寬了一條條道路，長出了一棟棟高樓。中國各農村的人們為了掙錢，來到這裡追求夢想。這個清初因海禁政策及遷界令沒落之地，在近四百年後，成為中國第一大移民城市，有九成九人口都是異鄉客，包含台灣人。

儘管地處在國境之南，遠離政治經濟中心城市，但在深圳的生活卻不是太容易，地價和物價和上海、北京有得比，來這裡生活的外地人，都不免抱怨。

一位往返接送客經理階級和國外客人的工廠司機，帶著明顯北方口音，他說自己打河南來的，改革開放沒多久便來此地發展。如同深圳多數的異鄉客，他打拚了快一輩子仍無法在這裡買上一棟房子，「儘管故鄉貧窮不好過日子，但攢下來的錢也只買得起老家那邊一棟房。」他也曾放棄這裡的拼搏回鄉，但最後還是重回這個無法購屋定居的競爭環境裡，「這裡終究是能過上好日子的天堂」。

司機一邊驕傲深圳是大陸數一數二的綠化城市，一邊抱怨即將舉辦的國際活動將整座城市翻來翻去，糟蹋了原有的美麗，同時又比了比即將建成的動車軌道，為將來交通便利興奮著，儼然就是這個城市裡的「老房客」了。我還沒搞清楚他對這座城市愛恨濃度，他又急著向我介紹深圳市政府造型設計以其背後的鄧小平像：「鄧小平真了不起啊，沒有他，就沒有現在的深圳。」

市政府所在的深南大道上到處都是人，遊客們擠湊在鄧小平巨幅畫像前留影。畫像上頭寫著：「堅持黨的基本路線一百年不動搖」。

這個矮小的中國領導人在八零年代末，邊指揮著南方門戶大開，邊和英國協商香港回歸問題——他保證香港「五十年不變」。

像一盤賭局，他下了半世紀乃至於一整個世紀的豪賭，賭改革開放百年不變，賭香港五十年不變。他拿半世紀鋼鐵中國來梭哈，還接了共產黨痛恨的殖民資本主義香港為局。

「鄧小平真了不起啊，沒有他，就沒有現在的深圳。」深圳的一位計程車司機說道。圖／... — 「鄧小平真了不起啊，沒有他，就沒有現在的深圳。」深圳的一位計程車司機說道。圖／路透社

南巡的鄧小平，在中國近代史上烙下巨大的影子，烙成南方巨幅畫像上的那個「神」。

但不是所有人都膜拜神。

一個帶著廣東口音的出租車司機，叨唸著現在的政府，叨唸著鄧小平當年在南方大膽開放，卻在他的家鄉河南卻實行不合理的稅賦政策，「對農民不好啊。」農民被逼著離開農地來到城市打拼，一如他拋棄農地離開故鄉，來到這個經濟的前哨站都快二十年了，說得一口流利的廣東話，連口音都染上了，「我都快忘了自己的根」。

夜裡下起雨，出租車司機的嘮叨和雨聲節奏和在一起，難以聽清楚，他轉頭又說，「我看你們是外地人，所以才載你們。」他討厭當地人，認為他們有錢了，於是有了高姿態，他比著林立的高樓說：「這些都是有錢人住的地方，但都是外地人蓋起來的。」

中國的城市，多半由這些外地來的工人建造的，他們築起了高樓，打造了今日所謂崛起的中國。在中國，你不免會和他們相遇，他們過往的名字，就叫做農民工。是一群離開家鄉卻沒有城市戶口的族群，每到團圓的日子，他們就要大舉歸鄉，大批大批螞蝗一般，收假了，再紛飛離巢。在中國，這幾乎是一年一度的「盛況」。

中國有1.3億外出務工者。他們只在每年的春節返鄉。這是世界上最大的流動人口。

移民加拿大的中國導演范立欣在作品《歸途列車》中打出這個句子。這部作品的背景是2008年初廣州火車站擁擠的人群。

年節前的中國大眾交通，一直被視為是災難。佔據中國總人口十分之一的外出打工者，一年只有這麼一次回鄉團圓機會，無論如何都得擠上各種交通工具。彷彿難民潮般的情景，一年又一年在這個理當歡騰的假期中上演著。這個歸鄉潮，被外國媒體視為「地球上最大數量的移動」。

民工是一群離開家鄉卻沒有城市戶口的族群，每到團圓的日子，他們就要大舉歸鄉，大批大... — 民工是一群離開家鄉卻沒有城市戶口的族群，每到團圓的日子，他們就要大舉歸鄉，大批大批螞蝗一般，收假了，再紛飛離巢。圖／路透社

而2008那年，中國發生雪災，滯留4天的人海滿出了廣州火車站外。《歸途列車》的主角老張夫妻，已三年沒返鄉，無論怎麼困難都得擠上一個位子，回家看看孩子。他們在火車站裡張望著回家，在車上湊擠著，終於回到家鄉，但長久不見、已無法瞭解的孩子嚷著不要父母供給學費，他不要讀書，要出去打工。

老張的故事是那些「世界工廠」敘事中的真實血肉，影片裡其他工人亦然。其中一位工人，坐在堆滿牛仔褲的地上修剪著產品，他說這些都是要出口的，而後比畫出一個大水桶：「中國人兩個都穿得進去這種肥婆褲。美國人又肥又大。」在世界經濟製造的尾端，這些工人是無法理解自己做出來的產品，甚至連享受他們都是奢侈。那種繁榮富裕的生活，有些不真實。

而對我們這些被無處不在的「中國製」包圍的遠方消費者，《歸途列車》裡的影像有著無法想像的真實。

我們要怎麼想像60萬人滯留車站廣場等著上車的樣子？我們更無法想像自己被鐵柵欄框住在一圈又一圈的格子裡，就像牲畜一般，隔幾個小時才能動一次。他們離不開，因為就是想回家。

我想像著台灣狹小的月台站滿人的畫面，想像著老愛誤點的台鐵火車開進月台，而車裡滿是人的樣子。但再怎麼擁擠掙扎誤點，台灣頭到台灣尾也就五六個小時。

范立欣作品《歸途列車》

2011年初，我揣著一顆讓中國友人們搖頭的憨膽，打了一個在春節期間搭火車的賭，計畫在過年期間從北京往東北移動。

朋友們都有北京戶口，並不時興在此時走動，但我這異鄉人在空盪的北京悶得慌，像是湊熱鬧，硬是想擠上火車瞧瞧。他們想了想，不阻止我了：「過年那段時間，大家都在家，估計除夕之後，火車就沒什麼人搭了。」

然而，如果我的中國朋友們都這麼想，難道其他人不會也動一樣的腦筋？

我抵達東北第一件事便是奔向售票口買回程車票時，那天已大年初二，卻「一票難求」。火車站前天天都排滿人，座座也都滿。連價格比平時昂貴許多的飛機票都售罄。

我不是不曉得一開始就該購買「來回票」，保證我回得了北京。只是我在北京買票時，站務員對我擺擺手說，北京買不了東北出發的票，「因為北京和東北是不同鐵路系統。」我張大嘴巴楞住，反問：「總可以是同個電腦系統吧」，但對方仍堅決表示不可能在北京訂回程票，在旁的中國友人都愕然，連他也不知道這件事。

「在中國，搭火車就是很麻煩。」一位作家老師聽了我的抱怨，淡淡地說。

當我在延吉買不到火車票正發愁時，當地人比了比車站前停駐廣場的大巴士提醒我：「你可以試試搭大巴。」我衡量自己無法忍受在火車上站足24個小時（延吉往北京火車車程），於是決定賭上運氣買長途巴士票。

車站前，大巴士整整齊齊地停了一排，卻空無一人。只有雨刷夾著的名片，印著訂位電話。

回到旅館後，我撥了通電話探詢，一個持著北方人粗率語氣的女聲隔著話筒大嚷著沒票了，但可考慮加鋪，我還沒來得細問，他只叫我隔天早上九點到火車站前廣場問就可以了。連一秒的溫柔都沒有，電話便掛上。

「火車站前廣場？」我搜尋腦中記憶，沒有任何售票處的印象。

隔日，我準時到了車站前廣場，嶄新的巴士前頭終於站了個人，他和一位顯然也是要買票的大叔說話。從對話中，我知道了這個人是司機，但不是這一天開車的司機，自然也不負責賣票。不久，另一位女士來到，似乎是車掌，但他也不是這天執勤的車掌，不負責賣票。兩個人咕噥了一陣，我才知負責賣票的那個人遲到了。

一輛四輪傳動車以霸氣的姿態駛來，停妥在廣場正中央。直到一群人湧上，擠蹭在他的車門旁，七嘴八舌地問東問西，我才知道開車者才是那個賣票的人，但他不打算下車。他們隔著車門，從車窗交換錢和手寫的車票。

恐怕除了我以外，沒有人覺得奇怪。

這種長程巴士是臥鋪車，往返價格因供需而定，過年期間返回城市的價格相當昂貴，是平時的兩倍，從城市返鄉的則較便宜；過年前票價相反。和火車不同，儘管已經無座，仍可繼續賣票，但不是「加車」而是「加鋪」，也就是在走道間放個舖子，將旅客「塞」進去。

我像是沒得考慮一般掙扎著，回到車站詢問有無分段到達北京的票，再次得到讓人失望的答案後，只好摸摸鼻子，湊到車窗邊買了巴士的加舖座位。因為火車實在太久太慢了。

一個朋友知道我買了「加鋪」後說：「也好，讓你見識中國人醜陋的一面，小心性騷擾。」

這讓我心沉了。

台灣社會放大所謂「陸客」的粗俗，「中國人」也時常是負面的印記，但在中國，直言嗆語... — 台灣社會放大所謂「陸客」的粗俗，「中國人」也時常是負面的印記，但在中國，直言嗆語也許不是不禮貌而是沒心眼，有時候掙擠也是為了生存。圖／路透社

延吉到北京的長途巴士有三排鋪位，每一排都有上下舖，走道很窄，勉強能走人，臥鋪還算舒服。過去在中國西南旅行多靠這類長途巴士移動，在雲南時，時常遇到農民拿著蔬菜水果各種行李上車，衣著簡陋，略帶氣味，巴士也不是太乾淨。不過，畢竟是旅行，對我們這些背包客來說，還算是種「田園風味」。

但正因為這個經驗，我有睡在走道上和雞鴨蔬果為鄰並且一路呼吸著他人臭襪子的心理準備，加上朋友的恐嚇，更是「雪上加霜」，我擔心得抖了起來。

在我抱持最壞的準備，鑽進這輛往北京的大巴後，不免鬆了一口氣，有種「賺到」的感覺。

首先，除了隨身包包，乘客的行李幾乎都沒有上車，顯得較空曠；其次，上車前必須要脫鞋，走道因而是乾淨的；最後，這輛車的乘客平均年齡低，輕裝簡便，大多都是返回城市打工的年輕人，也有要出國工作的中年人。從車上乘客講電話的內容中可知，他們必須提早返回工作崗位，最遠到達廈門，甚至還有到日本的。

我恍然大悟，是啊，離鄉背井到城市工作的大多是年輕的勞動力，這輛巴士上都是「打工者」。

中共執政後，實施限制城鄉人口流動的「戶籍制」。但改革開放後，城市因需要許多勞力，而開放農村人口往城市移動，城市也容許他們「暫居」。城市和鄉村之間不只是一條分隔線，還是一張階級的鐵絲網，只有少數富人菁英可取得城市戶口，其他農村人口則以勞動力的姿態流動。

他們有個稱號叫「農民工」，不論在城市生活多久，沒有城市戶口的他們，仍然是農民的身分。他們在這裡，只是「打工」。

我來到中國後，才曉得「打工」在這裡有著不同的意義。在我的國家，這兩個字輕飄飄的，不具重量，通常指的是多份收入的「零工」。但對中國人來說，卻是離家。

外國媒體^註1將這「數千萬背井離鄉且多數是拋下家庭，去高速發展的沿海城市打工的中國工人」視為是穩定經濟的功臣，是「崛起中國」的催動者。中國所有亮眼的經濟成績都是他們「打」來的。而他們在世界面前是沒有面孔的。

中國的城市，多半由這些外地來的工人建造的，他們築起了高樓，打造了今日所謂崛起的中... — 中國的城市，多半由這些外地來的工人建造的，他們築起了高樓，打造了今日所謂崛起的中國。中國所有亮眼的經濟成績都是他們「打」來的。而他們在世界面前是沒有面孔的。圖／路透社

「農民工」不論在城市生活多久，沒有城市戶口的他們，仍然是農民的身分。他們在這裡，... — 「農民工」不論在城市生活多久，沒有城市戶口的他們，仍然是農民的身分。他們在這裡，只是「打工」。圖／路透社

這輛裝載著出門打天下的巴士外頭寫著「限36人」。我算了算，裡頭有32個鋪位，而側門加裝了一個鋪位，共33個鋪位，加上兩個輪流駕駛的司機（休息的司機佔了一個鋪位）和一個車掌，也就36個人了。車後頭裝放行李和棉被枕頭的箱櫃，也被賣出去，共有三個人擠在裡面，加上走道加鋪的9個人，這輛車共有48人在內，扣掉工作人員，共有45個乘客。這45個人還要從北京四散到全國各地以及海外。

「每年這個時候，就是中國人大移動的時候。」在高速公路休息站內，我邊吃著昂貴的公路自助餐，邊和家在長白山上的小陳聊天。

小陳家是做林務的，但他選擇離家到天津從事鋼鐵加工，薪資普通，住在宿舍裡，一年就回家這麼一次。為趕上早上十點半啟程的大巴，他得五點起床，花上三個半小時車程來延吉搭車到北京，而後再挨一個晚上，搭車到天津──因為延吉沒有到天津的長途巴士，而火車也已經客滿了。儘管在地圖上看來，天津離延吉近多了，但算一算他的車程，還得要一天半才能回到打工之地。

鄰座的朝鮮族女孩則是要到廈門，他嚷嚷著火車票、機票都買不到，只好搭巴士到北京，再搭飛機到廈門，「好辛苦，以後我不要回家過年了，改成夏天回家好了。」車子才剛上高速公路，他就接到了老闆打來的電話，電話那頭老闆叨唸為何不訂來回機票，搞得車程這麼長這麼費事。

掛上電話後，女孩對躺在上舖的妹妹吐吐舌頭說：「還好我們已經出門了，要是沒有出門，他一定罵我們。他只是關心我們能不能早點到。」他又說，還好跟老闆抱怨巴士要搭二十四個小時，讓他稍微心軟了一點。

在朝鮮族女孩旁邊一個年紀略長的男士，則是到了北京後，趕往機場到日本打工。就跟我在東北認識的許多朋友一般，這裡的勞動力都往周圍國家擴散。

「農村待不下去啊，才幾分地，能讓五個人種嗎？現在都靠機械種田了，根本不需要這麼多人力。」聽到我從台灣來，小陳先是好奇國民黨和民進黨是不是整天都在打架，而後詢問台灣的就業率，並關心公務員好不好考上。我搖頭說都不好，小陳嘆了口氣說自己想考公務員，但大陸人太多了，太競爭了，大家只能在外面打工掙口飯吃，「有時候，離開就回不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