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劇中的戰爭側寫：女性視角的太平洋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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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的故事」只發生在戰場上嗎？

大東亞戰爭結束已超過70年，但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卻總在「反省」中與過去苦苦糾纏。有一說認為，現代的日本人早已遺忘了戰爭；但戰爭相關的電影、論述、甚至爭議卻也不曾間斷。

面對過往日本的「戰爭責任」，誰是誰非，不能僅止於咎責軍政府、或是參與作戰的人們，一個強大法西斯政權要能成立，更得仰賴社會氣氛的支持，而在大眾文化中的描寫中，這方面的描寫經常從戰間女性的視角出發。

承襲著《阿信》以來日本女性刻苦耐勞的形象基礎，近年影劇中的女性角色的戰時描寫也逐漸地走向多元，在前線以後，這些是戰爭的「支持者」、「旁觀者」的角色立場，加上性別視角的交錯，新一代的日本影劇也因此編織出更立體的戰爭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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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謝款待》X《花子與安妮》：晨間劇與戰爭之苦

NHK於2013及2014年推出兩部人氣作品《多謝款待》以及《花子與安妮》，劇情背景都帶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多謝款待》的故事環繞著隨飲食而來的人生哲學，面對戰爭首先是糧食的短缺，原先追求吃飽與幸福的人生頓時巨變。劇中也不避諱地描寫了當時民間對戰爭的支持，如愛國婦女會在戰間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在親友被徵召入伍時兩難的抉擇，強顏歡笑地歡送士兵離去。同時也琢磨了大眾如何相信政府的宣傳之辭，相信「空襲其實並不如想像中可怕」這種荒誕之言。

本劇場景幾乎落在大阪，並以空襲、戰後市區的慘狀、黑市盛行以及美軍佔領等畫面，描繪出戰爭之慟。不如耳熟能詳的《阿信》或者《螢火蟲之墓》般用力地描寫日本境內慘痛的戰爭之「苦」，《多謝款待》反而以相當溫柔的手法展現對戰爭的控訴，試圖保留著希望以及幽默感去面對戰時及戰後艱難的生活，以及該如何「生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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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謝款待》中有一段有戰間廣播的劇情，廣播員都被要求複製並傳遞軍國主義的詞彙給予大眾。而在下一部晨間劇《花子與安妮》中，廣播員的角色則變成了主軸。

戰時的大眾媒介成為了軍國主義時強大的後盾。戰後日本的影評權威佐藤忠男就曾說過：

佐藤的指控，也正好被《花子與安妮》所回應：劇中女主角村岡花子身為播報員卻不願意在兒童節目播報戰爭的新聞，而於其他的受過教育的女性都期待能以戰地記者的身份前往戰場為國奉獻的對比之下，自然被視為可疑份子以及「不愛國者」，遭受民間的指責。片中也描寫了其他播報員或者是軍方人員不顧媒體應秉持的中立性質，利用激昂的語氣去塑造戰爭前線的氛圍的行為，也被專業媒體工作者所批評。此外，當時軍國主義下盛行思想控制，尤其對左翼勢力肅清的行為，也在劇中有所呈現。

晨間劇的走向一向是溫馨、催淚的風格，在這兩部劇中的戰爭儘管帶有反戰訊息，卻如同日本往常的敘事，描寫戰爭慘痛的代價，但日本「為什麼」發動戰爭而不作討論；然而《多謝款待》以及《花子與安妮》卻也呈現出戰爭或許不只是軍方的責任，而是當時全民都一股腦地相信政府，民間的閒言閒語也讓不支持戰爭的人受到極大的壓力，張口閉口喊著「為了國家」（お国のために），為了這句口號什麼事竟都做得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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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小屋的回憶》：個人還是時代的錯誤？

嚴格來說，山田洋次的這部電影並非一部戰爭電影，而比較像是一部戰間的愛情故事。

故事從一位富家的女中多喜的視角，敘說一段家族畸戀。電影中展現了當時東京中上層階級的消費與娛樂生活，以及圍繞著當時人們社交生活中的「戰爭」話題。

儘管《東京小屋的回憶》片中僅出現了愛國軍團的宣傳、還有那句在《多謝款待》中也出現過的軍國主義台詞：「奢侈是敵人」（贅沢は敵だ）。但《東京小屋》卻也直白地陳述了戰時人們的想法：聽到南京攻陷時大舉慶祝，人人搶著去百貨公司搶好東西，吃著慶祝勝利的豬排飯，喝酒慶祝皇軍前線告捷，主角服務的家庭主人還說：「這樣就能賣玩具給支那的孩子們了，是多大的市場啊！」

相比於戰事初期舉國的意氣風發，《東京小屋的回憶》除了短暫的空襲畫面之外，戰場上以及戰爭如何造成日本殘敗不堪的情境，皆以敘事與對話帶過，以長鏡頭的風景畫面取代之。敘事中也有不少別出心裁的細節，比如以倒敘的手法來呈現當今年輕人對戰爭的理解以及多喜身為一個女中當時所看到的景象之衝突。

《東京小屋的回憶》的劇情架構其實與另一部耳熟能詳的名作、英國小說家伊恩．麥克伊旺的《贖罪》相當類似；片中的女主角也因為私人情感而阻礙了一段亂世戀曲，終身也為此抱著悔恨與自責。然而《小屋》一片卻更加著重於時代背景的側寫，尤其最後一幕，當時女主角所帶大的小男孩如今已經成為看不見的老人，被年輕的一對戀人推著輪椅在海邊散步時這麼說道：

老人接著繼續：

老人接連說了這兩句話，對比了同樣是「錯誤」，對於多喜這樣平凡、生活在底層的人們，再沈重的戰爭責任之包袱不是她能夠扛得動的。

劇中的多喜一輩子最難放下的仍然是當年對於女主人的背叛，而她身為戰間的民眾，對於戰爭的記憶卻與戰後世代的認知大相逕庭，卻也展現的更是時代下愛莫能助的無奈與悲哀。

▎《紅十字》：將「他者」寫進劇本

戰後70周年紀念TBS推出了長劇《紅十字：女人們的入伍通知單》。儘管海內外的討論都不多，但作為戰爭影劇卻是一部與眾不同的作品。

相較於以往經常以太平洋戰爭或日本本土做為場景的作品，《紅十字》少見地選擇了滿州國、中日戰爭為背景主題；女主角希代小時候見到一位護士治療了母親，長大後她實現成為護士的夢想，並且光榮地收到「女人的徵召令」——前往滿州紅十字替受傷的士兵治療。然而帶著理想前往戰場的希代，面對的卻是關東軍的殘暴以及人道主義的崩壞，最後卻還是決定留在滿州繼續紅十字會人道主義的理想，直到韓戰休戰為止才返回日本。

值得一提的事，雖然《紅十字》標榜著是「戰爭特輯」，但劇情並沒有隨著日本投降而結束，反而繼續延伸到戰後蘇聯對戰敗國日本的壓迫，包括對戰敗國婦女的凌辱，以及日本醫療團隊如何與共產黨合作求保命，甚至最後還將戰場延伸到韓戰；這樣的安排似乎也暗示著，日本觀眾所理解的「戰爭」並未在1945年「結束」。

同時，《紅十字》也試圖轉換日本以往對於中國的認知，例如多方描寫中國人與日本人的友好、關東軍的惡毒，包括女主角說：「希望我的兒子能成為中日友好的橋樑」，隨後的劇情如希代被中國佃農救了一命、兒子被日本人出賣、被中國人家收養，這些劇情都與日本長期以來反共反中的態度相當不同。

雖然劇情的安排上有些刻意與鬆散，對中國共產黨的描寫也有可議之處，但這部劇力圖呈現的除了是中日友好的可能性之外，更刻畫了女性、以及人道主義在世道中如何秉持初衷，也展現了軍隊中醫療角色所遇到的困境，是一部相當具有挑戰性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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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慾虫》：戰場上歸來的可憐蟲

改編自江戶川亂步的小說《芋蟲》的《慾虫》，充分展現了導演對於日本愛國主義、軍國政府的控訴與嘲諷。電影的故事相當簡單：一位為國出征的軍人久藏在失去四肢、言語能力以及臉部受到燒傷後被送回了家，妻子茂子原先無法接受想要尋死，但丈夫被軍人稱為「軍神」，愛國婦女團與周圍民眾紛紛給予致敬與物資，茂子只好努力在外扮演著軍人之妻的角色。

但「軍神」久藏在生活中卻淪為牲畜一般，只剩下吃、睡的本能以及旺盛的性慾；而茂子一面滿足丈夫的需求，也一面利用權力關係的錯置扭轉了自己的尊嚴。在戰爭中犯下凌辱中國婦女之惡行的久藏，仍然逃不出罪惡感的夢魘，直到他被厭惡自己的妻子「硬上」，淚流滿面的久藏才明白自己已成為了當年被他欺凌的女性，強暴他的或許不只是妻子，而是他自己的所犯下的罪刑、甚或整個軍國主義、愛國婦女團與大眾的話術。

與當代的其他戰爭映畫相比，《慾虫》可說是描寫最為直接的驚世之作。這部電影其中一個主軸——戰爭中的生存——或許與其他戰爭影劇相去不遠，只是導演若松孝二直白到驚悚的呈現方式，彷彿是狠狠地告訴觀眾：「生存才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片中安排了不少線索，例如一位平時被人視為不愛國、行為瘋癲的人歡喜地喊著「萬歲！戰爭結束了！」來跟茂子報告這個喜訊，畫龍點睛地道出這樣的人才是時代中最清醒的。而援引歷史影像在日本戰爭影劇當中是相當普遍地手法，但這部電影卻直接剪接出了戰後戰犯被以吊型制裁的畫面，配著字幕寫道「為了國家，這些人被處死」，又再度反諷了「為了國家」的口號——那些曾說大話的人，如今已淪為死囚。

最終，在日本戰敗的這一天，久藏也選擇爬向池塘，在望向自己殘破不堪的面孔後投池自盡，宣告了自己荒誕軍神神話的句點。

▎再現的困境：側寫還是迴避？

對身為侵略者的日本，面對過往的戰爭歷史，一向艱難。戰爭論述於大眾文化中的呈現最大的難題之一，在於要在不失真的情況下，影視作品還得傳遞什麼樣的訊息？將歷史再現於螢幕時，又該如何面對所謂的「政治正確」？戰爭電影另一大難題，則是電影與電視劇作為一種大眾文化，要如何平衡讓觀眾感同身受、輕易理解，同時又深刻地對戰爭有所反省。此外，戰爭片的目的，僅止於一再地傳遞「反戰訊息」就足夠「反省」了嗎？。

相較於歐美多數戰爭片經常以槍林彈雨的戰場畫面為主，日本對於戰爭的描寫比較多是海軍的航空母艦與飛行員的劇情，另一大主題便是本文聚焦討論的「側寫」，亦即沒有直接從戰場上描寫戰爭，卻又以戰爭作為背景的影劇作品。

側寫戰爭——一如日本經常被外界所批評——只是片面強化被害者心理，又可以迴避日軍在海外的暴行，盡是描寫日本民眾當時「也是」軍國主義的受害者。然而側寫也提供了觀眾對於軍國主義的成形，產生了另類想像：比方說，日本慘遭戰火破壞，並不只是因為「那些軍人」發動了戰爭，而是擁有大眾的支持，例如愛國婦女會「大後方」的角色，屢屢頻繁地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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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主流戰爭作品幾乎都採用男性中心的框架之下，側寫作品則補足了戰爭中的女性視野。採用女性角色也能避開爭議，博取更多觀眾的同情，畢竟女性主要在戰場上並沒有直接犯下罪刑，而多數是作為旁觀者的角色。這些不上戰場作戰的女性，各自因職業與社會地位不同所看見的戰爭也不盡相同，例如《東京小屋的回憶》的多喜身為下人、《紅十字》的希代、《慾虫》中農家且被丈夫家暴的茂子，都算是日本大眾文化中過往較少出現，並且塑造得很成功的角色。透過她們的雙眼去看待戰爭，也給予觀眾對於戰間女性角色更豐富的認識。

一個國家所拍攝的電影，是否能代表大多數該國國民之想法或者社會的表象，也是一個難以回答的假設。光從列舉的這幾部作品來看，便可以看出對於同一場戰爭，各個製作團隊想表達的核心價值並沒有一個統一的結論。若要從影劇中的表現去檢視日本是否為二戰的罪行有所反省則是更加地艱難。日本長期被右翼政權掌握，雖然民間的影視作品也掌握了對於戰爭的詮釋權，只是如《慾虫》這般積極地批判軍國的作品仍然算少數且非主流。多數作品採用如晨間劇、《東京小屋的回憶》這般敘事，不強烈指責，而意在呈現出時代的原貌，留給觀眾自行解讀與反思。又如《紅十字》這樣打破以往日本中心的敘事作品，卻也在現階段難逃不少日本觀眾的批評，認為此劇過於親中、有意醜化日本。

大眾影劇作為一種曝光率與流動率相當高，並且跨越國界的媒介，對於戰爭的描寫也不失其教育功能，尤其當今百分之八十的日本國民並沒有體驗戰爭，不少人們認為「那是上一代的過錯」，也因此，這些影劇作品成為了年輕一代日本人對於戰爭認識的一個重要管道。而日本在二戰尷尬的角色並沒有因此讓它停止生產這樣題材的作品，只是這些作品當中又傳遞了什麼樣的訊息，又給沒有體驗過戰爭的觀眾、國民留下什麼樣的記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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