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藏歷史，中國說了算？中共為何下令藏學界「跳出西方既有理論框架」

「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掌握了未來；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掌握了過去。」——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一九八四》。

2026年10月16日，當中國第十三屆全國藏學期刊協調會於杭州召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幹事扎洛在致辭中喊話「堅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主線，跳出西方既有理論框架」，要講好「藏族的歷史事實」，講好「藏學的故鄉在中國」，宣示了來自中國的研究將更積極攻佔西藏研究的輿論領域，或者以扎洛的話來說，是「用學術方式回應涉藏領域輿論博弈」。

至於如何「講好藏族的歷史事實」？扎洛提出的具體細節包括要求藏學期刊主動設置研究議題、加強漢文與藏文期刊協調、培養青年學術人才，以此講好「藏學的故鄉在中國」。站在學術研究的觀點上，這些舉措當然都是常態，但若從中國與西藏的關係來審視，加上「藏學的故鄉在中國」這句話不言而喻的主權宣示意味，此時此刻，這般的表態就值得深思其意義。

歷史詮釋的政治意義

眾所周知，在專制政體的權力邏輯之下，透過當權者的話語權和宣傳機器，歷史紀錄得以重新詮釋甚至刪除、竄改，等待親身經歷歷史事件的一代人老去、死去，人們對歷史的認知就會被扭曲，最終人們的思想、認同、行為都能夠被操縱，這也是歐威爾在《一九八四》當中給予的啟示。

而今年的這場全國藏學期刊協調會，恰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成立40週年，又是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2016年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講話10週年，當時習近平要求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放在此次藏學會議的命題，就成了「構建中國自主藏學知識體系」的研討主題。

先要了解，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是中國藏學領域最具代表性的國家級專業學術期刊《中國藏學》（China Tibetology）的主辦機構，而該中心本身又隸屬於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所在地點也不在西藏自治區，而是北京。單就性質上，政治意味就極其濃厚。

每10年就做一次重大宣示，本就是此類機構的常態，而中國的藏學研究自然又在中共凡事政治掛帥的環境下，與民族政策緊緊掛鉤。如同2026年3月於全國人大通過，並於7月1日正式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呼應中共將民族政策與國家安全相扣連的長年背景，當中方高呼藏學在中國，也是又一次強調要佔領西藏文化歷史的詮釋權，從而再次重申中國「擁有」西藏。

若是留心過近年中國在中印邊界、南海等所謂的「領土爭議區」提出的領土主張，可以發現中國的論據往往不是法理、不是實質控制，而是歷史，並且是由中方詮釋的歷史敘事。好比中國提出的「南海九段線」，論述根據追溯到漢朝班固的《漢書地理志》當中，漢武帝派遣使臣從南海航行海外各國的記載；還有明朝鄭和下西洋，其船隊在南海諸島曾駐足、取水、標記航跡，並繪製《鄭和航海圖》作為歷史活動的證明，以及1830年代的《海防輯要》一書，將西沙群島諸島嶼列為中國的海防要地，以此認定南海是中國的「歷史水域」。

中共說的是什麼樣的西藏敘事？

視角拉回西藏，事實上中共取得西藏主權的過程，是一場充滿血腥暴力的侵略。解放軍在武力進逼之下，迫使時任西藏噶廈噶倫兼昌都總管阿沛．阿旺晉美於1951年簽訂《十七條協議》，而後又徹底破壞協議，並在不到10年內逼得達賴喇嘛流亡印度（順帶一提，《十七條協議》甚至是在達賴喇嘛不知情的情況下簽署）。

那麼，對這樣一個外來政權來說，重中之重的任務就是要合理化、正當化自身的奪權進駐，所以在中方所論述的西藏歷史與文化中，不斷述說的是西藏「舊社會」何其不仁、中國共產黨何其偉大光明正義。《十七條協議》化為烏有的1959年是中共口中的「民主改革」，而改革前的舊西藏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封建農奴制社會」，官家、貴族和寺院上層僧侶（三大領主）壟斷了絕大部分土地和生產資料；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奴和奴隸沒有人身自由，飽受殘暴凌虐。所以，1959年「平息西藏騷亂」及推行土地改革（後來土地改革導致大規模飢荒）定性為「百萬農奴翻身解放」，並在2009年設了「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

但是，「農奴制」的說法，是挪用中世紀歐洲莊園制度下，人身自由依附領主與土地的農民（Serf）翻譯名詞，套用到所謂的「舊西藏」。而在美國記者芭芭拉．德米克（Barbara Demick）著作《吃佛：從一座城市窺見西藏的劫難與重生》中，引述1940年造訪青藏高原的傳教士卡爾森（Robert Dean Carlson）所言，「西藏那一帶沒有明顯的階級之分，沒有明確區別文人雅士與普羅大眾，或分上下階級，我覺得那裡幾乎是平等的。」

書中深入描寫屬於傳統藏區「康」（Kham，涵蓋今四川、西藏、雲南和青海省的部分地區）的美顙王國（位於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阿壩縣一帶），當地的社會結構是人民依累進稅率向國王納稅，有些家族會讓家中女子到王宮服役一年，王室成員和僕役吃的是一樣的食物。

以階級鬥爭起家的共產黨，必須以「打倒階級敵人」獲取統治的正當性，所以在西藏歷史敘事中處處強調舊西藏的殘暴。例如藏傳佛教寺廟中收藏以高僧遺體依照嚴格的宗教儀軌製成的人骨法器，在中共敘事中，變成舊西藏領主殘殺農奴後製成的器具。1990年代名盛一時的歌曲《阿姐鼓》（創作人和演唱人都是漢人），歌詞描述在農奴制度中，藏人以少女的人皮製鼓，即使創作詞曲的音樂人何訓田表示歌詞僅是文學創作，但廣大中國人民已以此認定舊西藏泯滅人性。

順帶一提，中共多年來也創作了大量的民族音樂，融入西藏風情、唱腔，成了諸多膾炙人口的藏歌，最著名的是《青藏高原》（連中國第一夫人彭麗媛也演唱過），另外還有歌頌「親人解放軍、救星共產黨」的《洗衣歌》，以及讚揚青藏鐵路的《天路》。

就連藏傳佛教，開端是由印度傳入，事實上西藏和印度本就接壤，佛教也是源起於印度，藏傳佛教更與漢傳佛教有著非常明顯的差異，但在中國的歷史書寫中，卻將唐朝文成公主入藏與佛教傳入西藏聯繫在一起，認為是她將佛教及佛像、經書帶入吐蕃。

解放軍入侵前的西藏社會確實存在嚴重的貧富差距，也存在沒有人身自由的人群，以及殘酷的身體刑罰，但將之認定為大規模的「奴隸社會」或「農奴社會」，則屬於中國版本的敘事，與藏人流亡政府以及海外研究觀點截然不同，具高度爭議。

「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當西藏歷史與文化都由中共來詮釋，像是大外宣要「講好中國故事」一樣，對西藏則要講好「藏族的歷史事實」，講好「藏學的故鄉在中國」，這套敘事異於中方那個獵奇版本西藏歷史的敘事，也試圖跳出「西方既有理論框架」。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官方高層在會中點出，藏學研究不能再被動跟隨西方的理論與話語體系，必須從政治、學術與對外傳播三個維度進行全面轉型。

歐美學界在研究西藏時，視角多從人類學、後殖民理論或人權框架出發，在中國官方眼裡，這種「西方框架」割裂了西藏與中國整體的歷史關聯，所以中國必須透過學術手段，將研究主導權拉回中國本土。而且，透過學術包裝，中國敘事遠比政治宣傳的形式，更容易進入海外大學、智庫或是政策圈，發揮中國影響力——不要忘了，中國經營多年的孔子學院數量已在美中貿易戰之後銳減，並且在2026年10月23日，美國國防部長赫格塞斯（Pete Hegseth）表示，五角大廈已將孔子學院列為國家安全威脅。

還有，貫徹「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自然就會配合習近平的「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口號，西藏獨特性便會在「中國自主知識體系」的期刊論文的敘述中被淡化，藏人變成自古以來就與中原其他民族不可分割，變成梁啟超發明之後被沿用百年的中華民族，西藏變成「中國自古以來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再回頭去看中國的民族政策，從中共建政以來就是漢族絕對優勢主導，全中國有5個少數民族自治區和更多省級以下的少數民族自治州，但從來就沒有任何一個真的「自治」，民族問題本來就被當成中國的安全問題，漢族之外的民族獨特性是中共眼裡必須防堵的安全威脅，是要來分裂國家的。尤其藏人在中國境外有實施民主政體的流亡政權，有聲望卓著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威脅巨大。當達賴喇嘛年逾九旬，已經於2025年明確表態下一世會轉生在自由國家，竭力不讓中共控制下一位達賴喇嘛，中共當然也會更設法要將西藏「鑄牢」在掌中。

再舉一例，是近代的「新清史」學術研究，重新看待清帝國，不再將之視為漢化滿人所統治的中國王朝，而是一個由來自內亞的滿人所統御的多民族帝國——這樣的學術研究解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清帝國龐大領土的神話，被中共視為必須猛烈批評打倒的洪水猛獸。

因此，中國學術界高呼要在藏學研究領域講好「藏族的歷史事實」，講好「藏學的故鄉在中國」，也就不足為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