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盧安達法庭到調查加薩種族滅絕，2026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皮萊是誰？

南非籍的法官皮萊（Navanethem “Navi” Pillay）獲頒今年（2026）的諾貝爾和平獎，她曾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國際刑事法院（ICC）法官、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CTR）庭長等職務，現為國際法院（ICJ）特設法官，負責審理緬甸軍政府涉嫌種族滅絕羅興亞人一案，長期致力於捍衛國際法與人權價值，在不少涉及種族、婦女權益的國際司法案件上有所貢獻。挪威諾貝爾委員會將此殊榮頒給皮萊，意在維護國際法制和肯定國際司法機構對和平的貢獻。

不過，諾貝爾和平獎在2026年10月9日公布後，皮萊過去的紀錄也遭到質疑。先是美國總統川普在真實社群（Truth Social）上質疑皮萊得獎的正當性，而後是皮萊在2010年缺席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獲頒諾貝爾和平獎的典禮，遭到質疑是對人權價值選擇性的迴避。

1941年皮萊出生於南非德班（Durban）的印度裔家庭，當時的南非仍奉行種族隔離政策。在這樣背景下雖然皮萊的童年求學生涯有所阻礙，種族隔離政策讓少數族裔的小孩更難取得良好的教育機會，但皮萊仍獲得納塔爾大學法學士學位。畢業後皮萊投身於反對種族隔離的法律工作，並後續獲得哈佛大學法學博士的學位，專攻國際法與人權法，成為南非第一個獲得哈佛法學博士的人。

在早期的執業生涯中，皮萊先後幫非洲民族議會（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 ANC）等南非反種族隔離的團體辯護，保障異議人士有會見律師的權利，並免於受到非正當審訊。她更曾擔任南非前總統曼德拉的辯護律師。皮萊在南非的高等法院擔任法官後，1995年她被曼德拉提名擔任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International Criminal Tribunal for Rwanda, ICTR）的法官，進一步將皮萊推向國際舞台。

從盧安達到國際刑事法院

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院源於聯合國安理會第955號決議，針對盧安達大屠殺中的種族滅絕（genocide）以及其他國際人道法所不允的行為進行審理。皮萊於1995年成為第一批的法官之一，並在1999年至2003年之間擔任庭長。

在法庭中，皮萊對於起訴前盧安達地方官員阿卡耶蘇（Jean-Paul Akayesu）起到關鍵性的作用，推進國際刑法的進步。阿卡耶蘇是盧安達塔巴（Taba）地區的地方行政首長，被指控在1994年的慘劇中參與並縱容屠殺與迫害圖西族，違反了《日內瓦公約》。

最初，檢察官針對阿卡耶蘇的起訴書並未囊括強姦等性暴力犯行，是審判期間由皮萊等法官在審判時，進一步追問女性證人的受害經歷，得知疑似有強姦的罪刑事實，才於1997年法庭讓檢察官修改起訴書，將針對圖西族婦女的性暴力和性犯罪納入起訴範圍。

最後，盧安達問題國際刑事法院確認強姦屬於危害人類罪，也與性暴力同樣可能構成種族滅絕。

當性暴力有意圖針對特定國籍、族裔、宗教或地區的人士進行毀滅，並符合《日內瓦公約》對種族滅絕的要件時，就可被視為是構成種族滅絕罪。這是國際人道法的發展上，有史以來第一次經由正式國際司法機構確認強暴和性暴力可以構成種族滅絕。判決書中也提及，當強姦行為是有系統性地針對特定群體進行迫害，也會構成危害人類罪（crimes against humanity）。

皮萊也以庭長的身分受訪，更表示：「自古以來，強暴就被視為戰爭的戰利品。如今，它將被視為戰爭罪行。」

總而言之，皮萊等法官、檢察官對於阿卡耶蘇案的貢獻在於，判決改變過往認為性暴力只是傳統戰爭罪行的附帶後果，正式承認性犯罪可以作為一個獨立的罪責基礎去進行審判，承認性暴力也有可能是系統地摧毀特定族群的犯罪手段，為後續國際刑事司法追究性別暴力責任奠定重要基礎。

2003年，皮萊被選為國際刑事法院（ICC）的首屆法官之一，任內審理過著名的盧班加案。該案是審理剛果民主共和國武裝團體領袖盧班加（Thomas Lubanga Dyilo），他被指控招聘未滿15歲的兒童參與武裝衝突，該案後續於2012年判處戰爭罪成立。

進入聯合國人權體系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於2008年提名皮萊擔任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隔年2009年斯里蘭卡結束長達26年的內戰，由於衝突期間斯里蘭卡政府與坦米爾伊蘭猛虎解放組織都有違反國際人道法的嫌疑，當時皮萊呼籲國際要進行獨立和可信的調查，並批評斯里蘭卡政府阻擋調查的態度。

局勢緩和後，皮萊在2013年親自訪問斯里蘭卡，會見內戰失蹤者家屬和關心重建進度。後來她向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達她對斯里蘭卡社會戰後仍存在過多軍人、軍事設施和檢查站，以及對斯里蘭卡政府態度的憂慮，並促成聯合國安理會後續決議，讓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對斯里蘭卡展開全面調查。

除了人道關懷以外，皮萊也關注同志權益。她在2011年支持聯合國人權理事會通過決議，針對性傾向和性別認同的人權侵害做出保障。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並發表了《生而自由，一律平等》（Born Free and Equal）的白皮書，期望推進國際人權法對於同志群體的保障。這一部分也顯現她對人權的關注不僅限於衝突狀態下平民的權益，也包括平時受到國家法律與社會制度歧視的群體。

針對2021年以巴衝突，聯合國成立巴勒斯坦被佔領土問題獨立國際調查委員會，由皮萊擔任主席，該委員會期望能持續調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戰爭罪刑和其他侵犯人權行為。

2023年以哈戰爭爆發後，以皮萊為首的調查委員會就雙方的戰爭行為進行調查，認定以色列和哈瑪斯雙方皆涉及戰爭罪的罪刑，包括蓄意攻擊平民、強迫遷徙（forced displacement）等行為。在2025年更是直接認定以色列在加薩地區的行為構成種族滅絕，符合《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中對於殺害受保護群體、故意毀滅群體的生活條件等要件。

然而皮萊在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和調查委員會主席任內的行為也引發挑戰，除了因種族身分遭到斯里蘭卡政府質疑有預設立場外，她對於加薩戰爭和巴勒斯坦問題的立場，導致其和美國政界的關係惡化。例如：皮萊指控以色列在2014年護刃行動（Operation Protective Edge）中，明顯針對平民和兒童進行攻擊，違背比例原則且沒有採取預防措施。後續遭到美國保守派議員和媒體質疑此一說法，也成為川普今日攻擊皮萊獲獎正當性的根源之一。

這也顯現國際法治和人權工作的難處：正義價值與國際政治的現實間勢必要有所取捨。一方面不能完全向強勢的一方妥協而背棄人道原則，另一方面，若強權完全不認可人權組織或國際法治的正當性時，他們的效用又難以發揮。

從南非的種族隔離成長背景、盧安達問題審判，到近年來投身於聯合國體系，皮萊的職涯象徵國際司法和人權保障制度的進步與挑戰，除了個人在司法系統推進制度進步外，也見證了國際法治工作面臨的結構性困境。國際法雖然能透過國際法院（ICJ）、聯合國安理會或區域組織授權的特別法庭進行調查與審判，卻未必能直接代表正義與法治都必能得到維護。

諾貝爾和平獎的意義

挪威諾貝爾委員會表彰皮萊對於「促進和平與國際法的努力」，授予她2026年的諾貝爾和平獎。筆者認為這不只代表傳統和平價值、注重對於單一事件的貢獻，更有對於「建立長期的人權與法治保障」的認可。綜觀皮萊的職業生涯，她在各個司法機構致力於消除在政治、社會上的結構性不平等，希望能完善司法制度，期許長期下來能抑制不正義與非法行為。

換句話說，比起哪位領導人能解決個別衝突、促成停火協議，建立長期穩定的國際法治體系對和平的貢獻更不能被忽略。或許無法全部避免衝突與戰爭，但可以藉由完善國際司法制度、確保人道法與戰爭規範的有效性，以及建立主要國家對於國際法的信任與支持，來讓受保護群體和弱勢族群在衝突中的權益得以獲得保障，也讓不正義和結構性暴力能逐步削減。

此外，這也是國際法治對於質疑壓力擲地有聲的回應。從2025年2月開始，川普政府陸續制裁多位國際刑事法院首席檢察官、法官、甚至是法院院長。在此次獎項公布後，川普政府更是宣布對國際刑事法院採取新一輪制裁，指控國際刑事法院對於美國及其盟友的調查行動侵害了國家主權。川普本人也在社群平台上質疑皮萊獲獎的正當性。

不過，藉由將諾貝爾和平獎頒發給在多個國際司法機構任職過的皮萊，可以視為是對國際法和司法機構獨立性的支持。包括德國、法國和加拿大在內等8國外交部長，也發表對於美國新一輪制裁國際刑事法院的聯合聲明，警告可能影響國際法治運作與其獨立性。因此，和平的價值並非全然由強權進行定義。

然而，皮萊過往的爭議也被重新拿出來檢視。諾貝爾和平獎在2010年將獎項頒給中國異議人士劉曉波，中國政府向多國施壓、要求不得出席頒獎典禮。當時身為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皮萊就未出席，並解釋是因為與世界人權日的活動撞期，且未正式收到諾貝爾委員會的邀請。聯合國觀察組織（UN Watch）也發表聲明質疑皮萊過去的司法與人權工作紀錄，包括對中國、古巴、伊朗、北韓等人權紀錄不良國家行為的漠視和對以色列存在偏見，甚至指控在皮萊任內，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的職員私下將維吾爾族異議人士的資訊透露給中國。

總而言之，今年的諾貝爾獎不僅肯定皮萊個人數十年來致力於國際司法和人權保障工作，更是寄託國際社會對於維繫國際法治和人權保障體系的期許。儘管皮萊過往的工作紀錄仍應受公眾檢視，但此次頒獎更值得被關注的是其個人職涯和對國際法發展的歷史意義。從南非種族隔離制度下對結構性不平等的反抗、盧安達問題中推進國際人道法進步的突破，再到面對巴勒斯坦問題時持續追求正義與司法問責的努力。

在如今強權國際政治當道的脈絡下，多邊主義與國際司法機構屢屢遭到挑戰和抨擊。這次諾貝爾和平獎所傳遞給大眾的消息在於：國際社會不應放棄對於普遍人權、司法正義和國際法制的追求。和平的價值不只體現在單一衝突的平息或政治領袖的抉擇，更在於建立和完善長期的國際制度。

責任編輯／張郁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