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懂《東京大審》（下）：記憶政治中，錯綜複雜的歷史敘事和角力

編按：本文收錄於《東京大審》一書的〈特別收錄別冊〉中，原標題為：〈尋找清醒發聲的主體位置：如何看懂《東京大審》這齣戲？〉

文／汪宏倫（中研院社會所研究員兼副所長）

散場之後的爭奪：記憶政治與「歷史認識問題」

一齣戲在落幕之後並沒有真正結束。真正的好戲，往往是散場之後，眾人對「這齣戲到底演了什麼」的爭奪──也就是「記憶政治」。東京審判並非在一九四八年後就結束；真正漫長的，是審判之後各國如何記住它。本書的最後幾章，正是關於東京審判如何被反覆詮釋、挪用、扭曲的記憶政治史。

在日本，東京審判長期被捲入「東京裁判史觀」的爭論。一方面，有人認為東京審判是戰後日本反省戰爭責任的重要基礎；另一方面，保守派與民族主義者則將它視為勝者強加給日本的歷史觀。所謂的「帕爾判決」、天皇免責、盟軍原爆與殖民偽善，常被作為削弱日本戰爭責任的論據。然而，指出東京審判的缺陷，並不等於可以取消日本侵略與暴行的歷史事實。這正是「歷史認識問題」最困難之處：對審判程序的批判，經常被轉化為對戰爭責任的逃避。

最鮮明的例子，就是前面埋下伏筆的帕爾神話。那位在印度幾乎被遺忘的法官，在戰後日本被右翼勢力一步步抬上神壇。他的不同意見書在一九五二年以《日本無罪論》之名出版，推手之一竟是後來偽造松井日記、否認南京大屠殺的田中正明。靖國神社境內矗立著大型的「帕爾博士彰顯碑」，碑上那段被當成帕爾名言的文字，其實出自美國南北戰爭中戰敗的南方邦聯領袖之口。一份原本主張「全部無罪」的法律異議，就這樣被當作判決本身，成為日本右翼對抗「東京裁判史觀」、洗刷戰爭責任的精神武器。

這條記憶政治的線索，一路延伸到當代日本，甚至跨海延伸到臺灣來。巴斯在這本書中，不經意地為臺灣讀者提供了一個找到自己與東京審判的連結點：在一張一九五七年攝於箱根的黑白老照片中，當年因參與東條英機開戰內閣而入獄、聖誕夜獲釋後重返首相權位的右翼鷹派岸信介，正溫柔地牽著他年幼的外孫的手──那個戴著洋基隊棒球帽的小男孩，正是日後打破諸多禁忌的已故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下冊二五五頁）。

安倍在兩次首相任內，努力要讓日本擺脫戰後體制，質疑東條定罪的合法性，並不顧鄰國反對、多次參拜供奉著甲類戰犯的靖國神社。與此同時，安倍透過「集團自衛權」的擴張詮釋積極重整軍備，大膽提出印太戰略構想，高喊「臺灣有事即日本有事」──這個口號，正由他身後的理念繼承者、戰後日本第一位女首相高市早苗落實執行中。

當前臺灣的安全命運、美日臺反共島鏈防線的建立，其結構性的歷史起點，正是來自這場因為冷戰實用主義而大赦日本右翼的逆轉政策劇碼。巴斯書中所遺漏的花絮是：肯楠當年在華府所提交的機密報告，七十多年後在臺灣造就了全球獨一無二的「安倍晉三研究中心」。

在海峽的另一邊，記憶政治同樣帶著強烈的戲劇性。東京審判在毛澤東時期的中國，一度因被視為國民黨的事業而遭冷落，在中日關係和緩時期又被刻意淡化。中共在毛澤東與周恩來時代為了聯日抗美，曾極力配合日本淡化南京大屠殺，毛澤東甚至多次公開「感謝日本皇軍侵略中國，才創造了共產黨奪權的條件」。

代表中國在東京審判中歷經屈辱、孤軍奮戰的法官梅汝璈，則是這場記憶政治最為辛辣的悲劇性註腳：他背棄原先效忠的國民政府，投效新中國，最終卻在反右運動與文化大革命中遭到無情整肅。他被貼上反動漢奸標籤、被迫打掃辦公室與廁所，最終在一九七三年淒涼病逝。

更令人扼腕的是，他花費數年撰寫的東京審判原始手稿與萬頁日記，被狂熱的紅衛兵付之一炬、永遠湮滅。直到一九八〇年代之後，東京審判才被中共政權重新包裝為「全人類的審判」，被納入抗戰勝利、民族苦難與日本罪責的敘事，而南京大屠殺紀念日，更是被提升為國家公祭日。

在韓國、菲律賓、印度與東南亞，東京審判又有不同意義。韓國的記憶牽涉殖民統治、慰安婦、強制動員與戰後未清算的問題；菲律賓的記憶牽涉馬尼拉大屠殺與日本占領暴力；印度則透過帕爾把東京審判與反殖民主義批判連在一起。相形之下，臺灣在這齣戲裡面的戲分極少，甚至遠遠比不上日本另一個殖民地朝鮮。更精確地說，除了少數幾處作為地名被提及外，臺灣與臺灣人在這個史詩劇場裡面是完全沒有戲分的。這是否意味著，臺灣讀者只要當個「事不關己」的吃瓜觀眾就行了呢？恰好相反！

臺灣在這個記憶場域中的位置極其複雜，因為臺灣曾是日本帝國殖民地，又在戰後被納入中華民國的抗戰勝利敘事。因此，臺灣讀者真正獨特的觀看位置，是一種更複雜、更難以言說的「缺席」與身分曖昧性。

在那場戰爭中，臺灣人同時是殖民地的被統治者、是日本帝國的動員對象、也可能是對其他亞洲人的加害者──這三重身分並存於同一群人身上。而東京審判那套「戰勝國 vs. 戰敗國」、「受害者 vs. 加害者」的二元劇本，恰恰無法、也無意為這種曖昧性留下任何位置。臺灣人不在被告席，不在受害者席，不在法官席，甚至不在一個清楚的「觀眾席」上──我們是這齣戲的劇本結構從根本上無法容納的存在。

這個「無法被容納」，才是臺灣讀者閱讀這本書時最該凝視的窘境。當一個社會的歷史經驗無法被任何一種現成的正義敘事所容納時，這個社會該如何理解自己的過去？這個問題，正是戰後臺灣面對日本殖民記憶時長期陷入困惑與分裂的深層根源──它至今仍在我們的政治與世代之間發酵。

註：事實上，臺灣人與朝鮮人並非與戰後審判無關；相反地，他們大量出現在東京審判之外的乙、丙類戰犯審判中。根據澳洲軍事法庭記錄，大約有一百七十三名臺灣人與一百四十八名朝鮮人曾以「日本戰犯」身分受審，其中不少人為軍屬、看守或通譯。這也揭示了東京審判的一個重要盲點：日本帝國對殖民地人民的暴力與責任，並未在東京審判中獲得充分處理；相反地，臺灣人與朝鮮人卻在幕後承受了帝國、戰爭與戰後審判的多重後果。這在臺灣當前主流的「轉型正義」敘事中，卻是最「不想被記起來」的「不義」歷史：臺灣人也曾經是「加害者」、或是帝國擴張與壓迫體制的協力者，而這個前殖民帝國，仍是當前臺灣社會熱情擁抱依附的對象。

臺灣讀者應從這齣戲學到什麼？──警惕記憶政治、看清強權本質、尋找清醒發聲的主體性

對臺灣讀者而言，東京審判不是遙遠的外國歷史。它牽涉日本帝國的崩潰、中國戰後秩序的重組、美國在東亞的霸權、冷戰結構的形成──上面幾條軸線，每一條都與臺灣切身相關，但臺灣卻長期缺乏思考這些問題的主體性。為了建立這個主體性，筆者在此提供三個線索，作為未來思考的方向。

首先，是必須警惕任何把歷史「神聖化」或「妖魔化」的企圖。帕爾神話告訴我們，一份文本可以被抽離脈絡、改造成政治神主牌；紐倫堡神話告訴我們，崇高地位可以被後來的政治選擇所建構。當有些人堅持某段歷史「不容質疑」或某個人物「絕對是英雄／絕對是惡魔」時，那往往正是記憶政治在運作的時刻。

從現實上來說，這本書提供了有利的武器，為我們揭開中共當前將大審歷史「神聖化與工具化」的虛偽面紗。今日中共政權在國內大力推行「愛國主義教育」、嚴厲打擊「歷史虛無主義」，在電影與教科書中將東京審判包裝成不可挑戰的普遍正義，利用南京大屠殺的三十萬死難創傷來為今日自身大國崛起的軍事擴張尋求道德合法性。巴斯在本書中無情地戳破了這個政治神話。歷史的真相是：中共口中的「二戰正義」，與昔日的美國一樣，都只是隨著政權戰略利益隨時可以閹割、隱瞞與工具化的遮羞布。

然而，記憶政治不只是「他者」的問題；臺灣社會也有十分嚴重的選擇性記憶，為了政治立場而重組過去。往昔臺灣曾因抗日敘事而忽略臺灣人在殖民體制下的真實感受，現在又經常為了反中而過度浪漫化日本殖民經驗；這兩者都忽視了臺灣在日本帝國與冷戰體制中的複雜位置。

東京審判提醒我們，歷史認識若只服務於今日敵友劃分，就會失去理解複雜過去的能力。臺灣自身的歷史──無論是關乎原住民、明鄭、清領、日治、二二八、白色恐怖──同樣處於這種拉扯中。閱讀東京審判，其實是在練習一種審視自己歷史的眼光。

其次，戰後審判從來不只是法律問題，但在過去二、三十年來，卻被一群缺乏歷史認識的學者與活動家張冠李戴成了「轉型正義」。巴斯的書提醒我們，雖然紐倫堡與東京兩大審判都標榜正義，但兩者背後都深受大國政治的影響。

紐倫堡審判納粹德國，卻沒有同樣規模地審判義大利法西斯；盟軍自己的戰略轟炸、殖民暴力與蘇聯罪行也沒有進入被告席。東京審判日本帝國主義，卻由仍然擁有殖民地的歐洲帝國共同參與；它追究日本對亞洲的暴行，卻沒有真正審判帝國主義本身。雖然這些矛盾不需導致全面否定戰後審判的結論，但巴斯這齣戲的每一幕，幾乎都在提醒我們：正義總是在不平等的權力條件中發生，充滿歷史的反諷與弔詭；不要總是把「XX正義」掛在嘴邊，自以為是正義的代言人。

正義永遠需要制度，也永遠需要懷疑。沒有制度，暴力只會被勝利者以復仇處理；但有了制度，也不代表正義就能自動實現。臺灣身處東亞安全秩序的前線，更應理解國際法、戰爭責任、戰後審判與歷史記憶之間的關係。面對戰爭威脅時，我們需要國際法；但我們也必須理解，國際法經常在強權政治中遭到扭曲乃至背叛。

巴斯在本書留下了一個冷峻的判斷：東京審判之所以迄今爭議難平，無得到如紐倫堡一般的光環，最關鍵的因素在於審判者自己從未願意以相同的標準要求自己。從蘇聯到越戰、從殖民鎮壓到今日的種種國際衝突，國際法的效力，始終取決於強權是否也願意受其約束──而答案，往往令人失望。

這個判斷對二〇二六年的臺灣讀者，有著不言而喻的切身意義。我們所處的世界，依舊是一個法律原則時常臣服於大國現實政治的世界。東京審判這齣七十多年前的老戲，演的其實是一個至今未解的難題。看懂了這齣戲，或許不能給我們任何現成的答案，但至少能讓我們在面對自己的處境時，多一分歷史的縱深。

臺灣讀者必須看清強權法治的「實力本質」，切莫抱持天真的幻想。東京審判證明了，國際法與正義在強權的密室遊戲中從來不是值得遵守的道德律令，而是隨著當下情勢與戰略可以隨時被剪裁、翻轉、出賣的標籤。英國法官派屈克勳爵（Lord Patrick）私下吐露的真言，才是國際政治的鐵律：法庭的權力並非來自法規，而是來自可以讓命令生效的強權實力（中冊二○二頁）。身處第一島鏈最前線的臺灣人民，在面對強權開出的承諾時，必須具備這種清醒的現實主義透視力。

最後，則是正視我們自身歷史經驗的「不可化約性」。臺灣人在二戰中的曖昧身分，無法被任何一方的正義敘事輕易收編。這不是需要羞愧或迴避的事，反而可能是臺灣最寶貴的歷史資產：正因為我們的經驗無法被簡化，我們或許更有能力理解，歷史的真相往往就活在那些被二元劇本排除掉的灰色地帶裡。當北京與東京各自高舉著自己的歷史劇本相互指責時，臺灣若能守住這份對「複雜性」的誠實，就是守住了一種難得的清醒。

東京審判這齣法庭劇已經落幕，但劇場外的戲，還在繼續上演中。而這一次，臺灣不該再只是那個劇本無法容納、坐在暗處的靜默存在。讀懂這齣戲，就是我們為自己爭取一個發言位置的開始。唯有看清強權密室的交易本質，拒絕接受被政治綁架的工具化歷史記憶，我們才能在美、中、日各方強權板塊的夾縫中，真正確立臺灣自身的主體性，為這個共同體找到一個清醒發聲的位置。

《東京大審：二戰審判與現代亞洲的誕生》

作者：蓋瑞．巴斯（ Gary J. Bass）

譯者：堯嘉寧

出版社：衛城出版

出版日期：2026/7/1

內容簡介：

1946年5月3日，以美國為首的同盟國於東京召開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亞洲史上第一次，十一國法官齊聚一堂，審理戰敗的大日本帝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犯下的戰爭罪行，史稱「東京大審」。審判持續了兩年又六個月，最終將二十餘名甲級戰犯定罪判刑。然而，這場審判未能真正平息紛爭，反而導致複雜爭議與極端分裂。即便冷戰結束，相關矛盾也持續引發日本、中國、韓國、臺灣等亞洲國家的政治糾葛及外交紛爭。東京大審從未遠去，我們都還生活在它所締造的戰後秩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