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工人才為何成為反核大將？專訪日本原子力資料情報室共同代表山口幸夫

日本東京現場採訪、攝影／張郁婕

位在東京的原子力資料情報室（Citizens' Nuclear Information Center, CNIC）是日本相當老牌的反核組織。不同於多數反核團體都以社運倡議為主，CNIC 卻是以核能研究為主軸，主打「獨立於核能產業的市民立場」，蒐集各式關於核能危險性的資料，目標邁向無核電的「非核家園」。

CNIC 的成員當中不乏核工、物理、化學等理工科系出身的核能專家，在學術界接受過完整核工訓練，畢業後卻投身反核運動，這在台灣恐怕難以想像。日本國會在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基於《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發電所事故調查委員會法》成立的東京電力福島原子力發電所事故調查委員會當中，就有 CNIC 的夥伴參與其中。

這次《轉角國際》在3.11前夕獨家專訪到 CNIC 共同代表山口幸夫，想了解在核電這個高度複雜又專業的議題上，市民團體可以如何抵抗，以及「專家學者」在反核運動扮演的角色。

山口幸夫畢業於東京大學（東大）數物系，專長是物性物理學，還有工學博士學位，也曾在東大工學部教課。以學歷來說，山口先生絕對有機會成為「堅定擁核」的核工專家，但他卻選擇成為反核研究組織的代表。山口先生說，背後關鍵就是1970年代的學運。

從核能沙龍到反核研究智庫

山口幸夫說：「原子力資料情報室的出現，是因為對核能抱持批判態度的研究者們籌組沙龍，當時是1970年代初期，正好是核能發電在日本全國遍地開花的時候。那時候有多名年輕學者參與沙龍，其中一人就是（CNIC創辦人）高木仁三郎。」

出生於1937年的山口幸夫，1965年從東大博士班畢業。高木仁三郎則出生於1938年，1961年從東大理學部化學科（核化學）畢業後，便進到日本原子力事業（NAIG）的核化學研究室工作。雖然高木仁三郎早一步在2000年離世（享壽62歲），但兩人年代和背景相仿，也是長年併肩作戰的夥伴，從山口幸夫的經歷也能一窺當時的樣貌。

山口幸夫說：「日本那個時候有水俁病還有反對興建成田機場運動，高木仁三郎參與了最嚴峻的三里塚鬥爭，覺得農民長年耕作的肥沃大地卻因為政府一道命令就必須迫遷，讓他想到，在應用、利用新的知識或科學的時候，必須要讓一般民眾知道這究竟代表什麼意思，所以才辦了（核能）沙龍。但當時（核電）學者根本對於農民運動一點興趣也沒有，所以當時雖然聚集了10人，大家意見很分歧，高木也感到很孤立。」

山口幸夫當時雖然沒有參與沙龍，但因為和高木同屬另一個探討科學技術問題的小組，所以時常聽高木談起這些事情，也很了解高木的想法。山口接著說道：「科學或技術的存在是為了打造一個更富饒的工業化社會，但如果有人必須為此犧牲，那就表示這個系統是有問題的。但如果只待在大學或是研究所，是難以理解這點的。」

也因此，高木和另一名京都大學畢業的理論物理學家武谷三男決定走出學術象牙塔，成立原子力資料情報室（CNIC）。山口幸夫說，當時高木等人認為：「只要讓大家獲得完整的科學資訊，好好將資訊傳遞到人們手中，同時視情況採取行動聲援各式運動，就能打造出新的社會。」

帝國大學與核能研究

武谷三男雖然在1年之後就離開原子力資料情報室，由高木擔任原子力資料情報室實質負責人，但武谷三男的經歷也相當有趣：武谷三男出生於福岡，但在日本殖民統治台灣期間曾來台就學，是競爭相當激烈的台北高等學校畢業生，隨後升上京都帝國大學（京大）。

當時在日本的理論物理學界中，武谷三男和日後的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湯川秀樹齊名，不過兩人在核能／原子力安全利用的立場上略有不同。武谷三男提出核能研究必須「自主、民主、公開」的原子力三原則，同時反對引進核能發電；湯川秀樹則進到日本的原子力委員會，主張日本需要有完整的核電基礎研究，反對過早從海外直接引進核電。然而，湯川秀樹雖然進到原子力委員會希望能影響體制，卻影響不了局勢，退出原子力委員會後轉而致力於廢除核武。

武谷三男和湯川秀樹選擇的道路雖然不同，但都能從兩人身上看見，作為核物理學家的風骨——正因為是核領域的專家才更謹慎提防核能，甚至也需要適時挺身而出，擔任手煞車的角色，防止局勢一發不可收拾。

「你知道大阪大學（阪大）的久米三四郎嗎？他真的是走在很前面的核化學家，他很早就說鈽之後會是個大問題，所以要高木專門研究鈽，不要讓這個世界的風向走向奇怪的地方。京都大學還有湯川秀樹，（關西）有這些人率領核能研究，對核能抱持謹慎態度，真的要心存感謝，但東大幾乎沒有這樣的人。」

鈾-235和鈽-239都能作為發電用或是核武用的核燃料，例如：美國在廣島投擲的「小男孩」是以鈾-235作為燃料，長崎的「胖子」則是鈽-239。不過目前兩者在使用上有所差異——目前世界上大多數核電廠是以鈾-235作為發電燃料，因為鈽-239屬於人造核種，並非自然界原本就存在的物質，如果某個國家持有鈽-239，就有發展核武的疑慮。

相對來說，採用鈾作為核燃料能降低某國有意發展核武疑慮。原因在於，鈾在自然界中主要以鈾-238的形式存在，能作為核燃料的鈾-235濃度僅占0.72%，不論是要用來發電（鈾-235的濃度須提高到3-5%）或是發展核武（濃度需要高於20%以上）都需要進行濃縮。所以外界就能透過濃縮鈾的濃度，來判斷這些鈾燃料的具體用途。這也是「和平利用核能」的主張之所以能成立的原因。

山口幸夫知道我是阪大畢業生，也曾念過核工，所以問了這個問題。我則反問東大畢業的他，明明東大、京大、阪大都曾經是帝國大學體系，為什麼東京的核能研究會和關西有這樣的差異？

「這真的是很有趣的問題，」山口幸夫認為東京大學是日本近代化後最早成立的大學，東大即國家：「（東大在）各個領域培育精英，這些人畢業之後就會追尋國家的意識制定政策，這是我們從入學以來就被灌輸的教誨，和我們說『你們將來就要肩負起國家』，大家是抱持著這種覺悟在念書的。」

然而，1968年到1969年的東大鬥爭改變了這種局勢，當時剛從東大博士班畢業的山口幸夫也有感受到社會風氣的改變。從東大開始再到日本全國各地大學響應，學運雖然最終以失敗收場，但年輕世代的想法已經徹底轉變。

山口幸夫說：「接著馬上進入1970年，過了2、3年後，剛剛提到的那群對核電抱持批判態度的年輕人聚集起來成立沙龍，高木（仁三郎）就出來說應該要讓廣大市民也能接收到和核能有關的資訊，不能讓讀書人獨占知識。」因而催生出 CNIC 這座主打市民的力量、成員不乏核工、核物理或化學專業人才的反核智庫。

電源三法與原子力三原則

東大鬥爭成了高木和山口這些在東京做核能研究的年輕學子的覺醒時刻，也是採訪前夕始料未及的發展。否則事前準備時發現 CNIC 成立於1975年時，直覺聯想到日本在1974年制定《電源三法》獎勵各地方設置電廠。

《電源三法》的獎助範圍雖然不限核電廠，水力發電廠和地熱發電廠也在其中，但當時大肆新建的新電廠主要都是核電廠，開啟日本在戰後經濟起飛（高度經濟成長）經濟發展全面擁抱核電的時代。

聽到我講出《電源三法》這個關鍵字，山口幸夫馬上回說：「不是這樣的，早在1954年就已經有政客或是財經界大老表示，想在日本進行核能研究，國會也在1954年3月4日通過預算，正好是美國在比基尼進行氫彈試爆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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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口幸夫接著說道：「1945年（日本）不是經歷過廣島、長崎原爆嗎？日本敗戰後轉為民主國家，才過不到10年就要發展核能研究，那時候就有學者們認為實在太早，特別是廣島的物理學者們。所以想要發展核能研究的人就提出核能研究必須透明公開、僅限和平利用的『公開、自主、民主』三原則，認為只要遵循這三個原則就可以研究（核能），成功在日本學術會議第17屆總會上說服反對派的學者。」

回憶起當時的狀況，山口幸夫說：「當時反對派的學者真的是少數派，廣島原爆被爆的物理教授們邊哭邊反對，還有年輕的物理學家們響應抵制，但最終還是失敗。說什麼只要遵守『自主、民主、公開』的三原則就可以，但你仔細想看看，和核能有關的研究沒有秘密？這怎麼可能呢？實際上依舊能轉為核武研究。（當政府）說（核電）是『國策民營』的時候，民營公司會為了守護自己公司的利益，要求不能公開某些事情不給調查，就算調查單位想要知道什麼，也問不出答案。」

「所以我認為，這個（原子力）三原則現實上只適用於學術研究，基本上沒有什麼意義。」山口幸夫斬釘截鐵地說。

核廢料問題是業界才要思考的事？

學術界象牙塔與業界在實務上想法的落差，也可以從這段故事一窺而知：

「1983年的熵學會（エントリビー学会）總會邀請伏見（康治）教授來演講，我就坐在底下第一排。舉手問教授說：『您打算怎麼處理高階核廢料的問題？』結果伏見教授在上智大學的大講堂的台上露出很不悅的表情，靜默了1分鐘吧！」山口幸夫笑著說。

山口幸夫接著說道：「我的老師們，東大其實對核能一點關心都沒有。我大三大四的時候有上過3、4堂和核能有關的課，那是一定要上的課，我後來回去翻當時的筆記，裡面完全沒有提到高階核廢料（核のゴミ）。我想，對於日本的核能研究者來說，高階核廢料不是自己的事，而是政府或是業界，也就是電力公司要思考的問題。」

山口幸夫一語道破核能研究者的盲點：大家只關注於發展更新、更安全的技術，卻對核能發電後產生的高階核廢料還能怎麼處置、又該放在哪裡的問題漠不關心、不聞不問。

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總共有4個團體發行報告書，這每一份我全都有看過，裡面我覺得最完整的就是這份（國會事故調報告書），因為他們有調查權限，所以不能拒絕回答。」山口幸夫指著擺在桌上的國會事故調查報告書如此說道。

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後，日本國會迅速在2011年12月8日成立《東京電力福島核電廠事故調查委員會法》，籌組第三方調查機構「東京電力福島核電廠事故調查委員會」（下稱國會事故調）展開調查。經過半年的調查時間，國會事故調在2012年6月發行厚達646頁的《國會事故調報告書》。

山口幸夫說，國會事故調（含委員長）10名委員當中，全部都是對核電抱持批判態度的學者，而且是難得獲得國會授權的調查團體，幾乎具有強制調查權，所以掌握到非常多通常無法取得的資訊。CNIC 當時也有2名成員在國會事故調的委員底下幫忙整理資料。

《國會事故調報告書》一共提出7項建言，內容分別是：

• 1. 國會應設置常設委員會，負責監視核能管制當局
• 2. 政府應全面改革危機管理體制，明確緊急情況下中央政府、地方政府與電力公司的職權責任歸屬
• 3. 政府有責任長期且持續性的監控受害地點的環境，與守護居民的安全及恢復生活環境
• 4. 應監視電力公司，不能讓電力公司能向管制當局施加不當的壓力
• 5. 應以本次事故為契機，成立新的管制當局
• 6. 徹底修改核能相關法規
• 7. 善用獨立調查委員會

然而，國會事故調「提出建言後就解散了，但國會議員或是組織並沒有照著建言有所動作」山口幸夫扼腕地說。

國會事故調提出的建言無法撼動日本核能監管架構，其中一個因素可能和日本政壇正好經歷政黨輪替有關——立法成立國會事故調的民主黨政權在2012年12月下台，立場擁核、也是在日本戰後推動一系列核能政策的自民黨重返執政，讓反核派再度失勢。

我問山口幸夫，假若立場反核的民主黨能繼續執政的話，或至少不是在《國會事故調報告書》發行後的半年後就下台，國會事故調的建言有沒有可能實現？他想了想後回說：「這是一個有趣的問題，我覺得應該會有所改變。不過（福島第一核電廠）事故當時是菅直人首相，之後的野田（佳彥）是最早同意重啟大飯核電廠的人，那是2012年的事情。」

山口幸夫認為，日本政府無法接受《國會事故調報告書》的建議，原因在於國會事故調委員長黑川清在前言寫到：

應該可以預想得到的事故為什麼會發生？其根本原因要回溯到日本實現高度經濟成長的時候。政界、官界、財界以國策作為一體，邁向共同目標的同時產生了複雜的「管制俘虜」（regulatory capture）。這是過去50年來幾乎在一黨統治下，在集體召募應屆畢業生、年功序列、終身雇用制等官界與財界的組織構造，以及日本人理所當然認為如此的思維模式（mindset），在經濟成長下「自信」漸漸地成為「傲慢與自滿」。對於依照入社、入省年分逐漸往上升職的「單線路線的菁英」們來說，循前例、守護組織利益是重要使命。這種使命甚至凌駕於守護國人生命安危，才會使得就算知道世界安全的動向，也選擇忽視安全對策。

山口幸夫唸到「菁英」兩個字時，忍不住加了一句說：「這裡談到的菁英，就包括你之前留學的大阪大學這些舊國立大學。」我則笑著回答說：「我也是這樣想。」

這是一種不言而喻的默契，雖然我和山口幸夫差了近60歲，但過去這50年、甚至60年來，核能產業、政府與學界的關係似乎沒有太大變化。山口幸夫這些老一輩的核工人才，如果沒有歷經學運洗禮，或許也可能成為產官學界環環相扣的管制俘虜。

「過去這50年來真的沒有改變，」山口幸夫淡淡地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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