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擇自我毀滅的民主國：主動屈從納粹，維琪法國的歷史教訓
今年是二戰結束80週年，當年參戰的各國紛紛紀念為自由獻身的將士們，緬懷民主戰勝獨裁的史詩。然而，也有一些值得後人警惕的歷史必須反省，例如1940年選擇向納粹投降、成立維琪政權的法國。作為西方民主的先驅，維琪法國以「民主自殺」（Democracy's Suicide）的方式背棄了法國大革命的精神，甚至淪為納粹的幫兇，參與迫害猶太人的暴行。
究竟是什麼原因讓法國人墮落至此？讓我們先回到1940年5月間，當時德軍對西歐發動閃電戰，迅速占領了低地國家，開始進攻法國。隨著德軍挺進與英法軍敦克爾克大撤退，法國敗戰近在眉睫，6月中巴黎淪陷，法國第三共和政府被迫投降，和德國簽署停戰協定，將法國分為德國占領區與自由區。
僅僅數周，法軍被德軍全面擊潰，對法國社會造成極大震撼。這種淪為階下囚的挫敗感，在某種程度上動搖了法國人民對國家和民主的信心，給了有心人士借題發揮的舞台。當法國陷落，有少數政府官員如總理雷諾（Paul Reynaud）認為應該繼續戰鬥，但內閣與國會大多傾向投降，雷諾只能辭職並受到拘禁。
此時，副總理貝當（Philippe Pétain）接任總理職務，這位一戰英雄主張向德國投降以保全法國，贏得了相當程度的支持。1940年7月，法國參眾兩院以569票對80票的懸殊比數，決定終結第三共和國，並授予貝當無上權力，啟動修憲程序——實際上等同於廢除第三共和國憲法。
於是，在自由區的維琪，法蘭西國（État français）作為納粹的傀儡政權正式成立，貝當出任首位國家元首。儘管法蘭西國的合法性備受爭議，但不容否認的事實是，維琪政府確實透過民主程序產生，且獲得絕對多數支持: 兩院907名議員當中，獲得569張贊成票，約佔63%，且橫跨保守派與中間派各政黨。
投票結果反映了當時法國的深刻分裂：保守派和中間派大多認為只有賦予貝當全權，才能拯救法國。許多投贊成票的議員相信貝當能帶來穩定，儘管他們未必完全預見其後的專制轉向。反對的左派如社會黨等大部分議員則堅持共和制度，並在日後成為貝當政權的打壓對象。
▌崇尚工作、家庭、祖國的「社會秩序」
成立維琪法國後。貝當政權提出「工作、家庭、祖國」的口號，用以取代法國大革命的「自由、平等、博愛」。因為許多法國民眾厭倦了第三共和的政治僵局，也對軍事慘敗感到震驚，願意在貝當的威望下嘗試新政體。可以說，法國的民主自殺並非自上而下的革命政變，而是反映了當時法國社會的普遍心態。
對內，維琪法國採取了高壓手段：大力鼓吹「民族革命」，並透過鋪天蓋地的宣傳來強化貝當元帥的個人崇拜，教育體系也徹底改造，以灌輸愛國主義為核心。這些做法獲得了眾多企業主與中產階級支持，他們擔憂社會動亂和共產主義威脅，並認為維琪政權是維護秩序與保護私產的較佳選擇，進而營造出一個充滿威權色彩、天主教保守主義且排他性民族主義的社會秩序。
為了洗刷第三共和國的頹靡之氣、重塑傳統美德，維琪法國特別成立了法國青年工作營（CJF），主要目的是向青年灌輸「維琪價值觀」，如遵守紀律、服從權威等。由於當時法國被迫廢除義務兵役制度，而納粹德國也不樂見法國重新武裝，勞動營因此成了控制青年的手段。更令人髮指的是，營內的青年後來甚至被迫送往德國進行強制勞動服務，淪為免費勞工。
作為一個警察國家，貝當政權除了動用軍警力量監視反對者、鎮壓抵抗活動外，甚至與激進分子合作，成立了臭名昭著的法國民兵團（Milice Française）。民兵團名義上的首領是當時的總理拉瓦爾（Pierre Laval），他是標準的變色龍政客，其立場由左轉右、從反德到親納粹，號稱貧民律師卻靠職務累積了大量財富。這樣的人領導民兵團，不難想見該組織後來犯下的種種惡行。
▌主動的反猶太狂熱
然而，民兵團的實際指揮者是達爾南德（Joseph Darnand），這位前法國軍人後來成為狂熱的納粹合作者，更加入納粹黨衛軍。在這樣的政治氛圍下，民兵團逐漸發展為一支準軍事化的政治警察力量，主要目標大致可歸為三類：抵抗運動成員、猶太人和共產黨員，常殘暴對待俘虜，並未經審判就地處決嫌疑人。
令人訝異的是，即使沒有納粹的要求，維琪法國便自行制定了一系列嚴苛的反猶太法律，例如限制猶太人工作權、沒收猶太人財產、關押猶太人等。執行者除了警察，還有民兵團，儘管它並非正式的政府組織，但在貝當政權的默許與縱容下，執行了許多慘無人道的種族主義政策。
之後，納粹要求貝當政權協助驅逐法國境內的猶太人，總理拉瓦爾為了維持法國自主性而同意配合。在法國警察的主導下，1942年8月發生了冬賽館抓捕（Rafle du Vélodrome d'Hiver），將超過1萬3千多名猶太人，包括4千多名兒童，強制分離家庭關押，隨後送往德國集中營，最終僅有數百人倖存。
1942年11月，德軍因應盟軍在北非的登陸行動而占領法國自由區，維琪法國的自主性進一步受限。雖然貝當政權保留了行政架構，但在政治上愈發依賴納粹德國，其決策空間大幅縮減。隨著冬賽館抓捕等反猶行動暴露維琪政府的合作本質，部分法國民眾，尤其是教會和知識分子，開始質疑其合法性。
貝當試圖通過與德國合作避免法國淪為全面戰場，但其政策導致經濟掠奪和猶太人迫害，未能實現民眾期望的穩定與和平。1943年初，德國強制實施勞工計劃（STO），要求法國提供大量勞動力，促使許多年輕人逃避徵召，加入抵抗運動。此時，民意逐漸轉向反對維琪政權，抵抗組織的影響力顯著增強。
▌戰後的選擇性記憶
1944年，德國在東線和西線戰場的連續失利使其軍事力量顯著衰弱。以美英為首的盟軍於6月發動諾曼地登陸，這一決定性戰役加速了法國的解放進程。自由法國領袖戴高樂自1940年起在倫敦領導流亡政府，其率領的自由法國軍參與登陸及後續戰鬥，特別在巴黎解放中發揮重要作用。
隨著德軍在法國節節敗退，維琪政權的統治基礎徹底崩潰。1944年8月，貝當及部分維琪官員被德軍強行帶往德國錫格馬林根，成立名義上的流亡政府，但該政府毫無實權，無法有效對抗戴高樂的自由法國。巴黎解放後，維琪政權正式瓦解，其存續時間從1940年7月至1944年8月，只有四年壽命。
戰後，戴高樂領導臨時政府，重建法國的共和制度與國際地位。為促進內部團結與穩定，戴高樂政府有意淡化維琪政權的罪行，大力推廣「抵抗神話」，強調貝當政權並非法國的正統代表，真正的法國自1940年起便由倫敦的自由法國政府延續。這一論述刻意將維琪時期的罪責歸咎於少數領導人，藉此減輕法國整體的道德負擔。
戰後的「淨化」（épuration）行動雖然對維琪高官與附隨組織進行了審判，如貝當被判死刑後改為終身監禁、拉瓦爾被處決、達爾南德亦被判處死刑，但對廣泛的合作者如公務員等，處罰極為有限，未能徹底清算維琪政權的結構性問題。這種選擇性的歷史記憶建構延續了數十年，為後來歷史修正主義提供了土壤。
直到1995年時任總統的席哈克（Jacques Chirac）在冬賽館抓捕紀念儀式上發表歷史性演說，首次承認法國在猶太人迫害中的責任，聲稱法國犯下不可挽回的罪行，打破將維琪政權與法國共和割裂的抵抗神話。此演說標誌著法國開始正視維琪時期的歷史責任，並啟動轉型正義進程。
▌賠償、教育與歷史否定主義復辟
於是法國成立馬特奧利委員會（Mattéoli Commission），調查維琪時期財產掠奪，並推動相關檔案的解密工作，雖受隱私法規限制，部分檔案已開放供公眾查閱。1997年，前維琪官員帕蓬（Maurice Papon），因參與組織猶太人驅逐被控反人類罪，被判10年徒刑，此案成為戰後清算維琪罪行的標誌性審判。
1999年，受害者賠償委員會（CIVS）成立，處理維琪時期財產掠奪的賠償請求，截至2000年代中期，賠償總額約數億歐元，具體資料因隱私法規未完全公開。2000年又頒布賠償法，規定因反猶政策被驅逐並在集中營死亡者的孤兒可獲得賠償等措施。
此後，法國持續通過紀念活動，如每年7月16日的維爾迪夫儀式（Vel' d'Hiv'，即冬季單車賽事館Vélodrome d'Hiver的簡稱）、成立諸多紀念館，如德朗西集中營（Camp de Drancy）紀念館、推動教育改革及賠償措施深化轉型正義。但極右派政客如勒龐（Jean-Marie Le Pen）以反猶言論而遭政黨除名、其女則緊抱戴高樂論述以否認法國責任，顯示歷史共識仍存爭議。
至此大致可以理解，維琪法國是政客利用外敵入侵之際製造出的反民主產物。然而，即使政客們毀憲亂政，整個過程卻完全符合民主程序，這正反映了代議政治的致命缺陷。那麼，難道沒有制衡方法嗎？
有人或許會說，應該運用複雜的數學公式進行制衡，例如設立需四分之一國會議員提議、四分之三議員出席、再加上四分之三議員同意票的修憲門檻。這類機制在承平時期或許有效，但面對敵軍兵臨城下、又有內賊通敵的危急情勢，任何嚴密的計算都顯得蒼白無力。
也或許可用直接民權對抗代議政治，例如實施罷免權制度，讓人民能夠直接罷黜失職政客。倘若第三共和國擁有罷免權，人民是否會讓那些向納粹投降的政客下台？答案可能是否定的。因為當時的社會氛圍普遍傾向投降主義，政客不過是迎合民意；即使進行國體變更的公投，以貝當為首的保守派也極可能獲勝。
說到底，以民主制衡民主的方式不適用於已經迷失方向的國家與人民。維琪法國所奉行的民族革命，實際上承繼了法國社會長期存在的反猶太情緒，更蘊含著反對法國大革命理念與自由民主制度的反動思維。這些保守派人士認為，第三共和國的頹廢風氣正是導致法國敗於德國的主因之一；目睹納粹德國的興盛，他們更深信民主制度已走向末路，只好選擇附隨納粹。
當維琪法國開始推動一連串不合理的政策時，絕大多數法國人選擇沉默以對、逆來順受。更有甚者，出於對國家暴力的恐懼和對社會動盪的厭倦，法國人以正義道德之名為政府的極端言行進行辯護，再次證明了平民極易適應獨裁專制，這些平庸之惡的表現，正為日後的猶太人大屠殺奠定了社會基礎。
在至暗時刻，面對殘暴的納粹鐵騎，以及維琪政權的打壓，仍有人挺身而出、無懼被像被蟑螂般捏死（據估計大約有2％的法國人參與抵抗運動、也有1%是納粹協力者），還有如戴高樂等不怕被視為是叛國者的頑強抵抗。這些人當然無法預知同盟國終將戰勝軸心國，只能憑著對自由的信念投身戰鬥，縱使面臨死亡威脅也在所不惜。
維琪法國的教訓告訴世人，民主制度不需要強大的外敵摧毀，只要內部存在對於自由法治等價值的猶疑與曲解，國家即有可能通過完全合法的民意自決途徑「自殺」。當混沌未明之際，難免面臨內外力量的拉攏或脅迫。身為民主國家的一員，我們必須謹記歷史教訓、保持高度警覺，時刻準備捍衛民主價值與自由未來。
責任編輯／王穎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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