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六四「國殤之柱」創作者高志活（上）：丹麥雕塑家，半輩子投身中港民主運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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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按：2024年6月4日是中國六四天安門事件的35周年。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曾以紀念六四為題，創作雕塑作品「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並且擺放在香港展示。然而隨著2019反送中運動後香港局勢的緊縮、國安法的施行，不僅國殤之柱被迫撤除，高志活也面臨遭香港國安處拘捕的風險。本文是曾在香港擔任新聞工作者的習淇奧（筆名），於丹麥進行的高志活專訪。

六四屠殺三十五年之際，與台灣一海之隔的香港再無公開悼念可能，剩下只有一個心照不宣的敏感日子，沉默終於取代每年維多利亞公園內點點燭光。在地球村另一端，卻有人在三十五年間與天安門前一代人的命運繼續交纏。丹麥雕塑家高志活（Jens Galschiøt）創作國殤之柱（Pillar of Shame）雕塑，在九七後香港成為一道悼念六四風景。即使作品未能避過消失於公眾眼前命運，但高志活對香港關注絲毫未減，並將國殤之柱轉化成民主運動符號，繼續與港人同行發聲。

國殤之柱在1997年政權移交前豎立於香港，巡迴各大專院校展覽逾年，最終定於香港大學，成為香港六四悼念的重要象徵，直至2021年底校方以國家安全為由，連夜移除於校園為止。在中共以國安之名噤聲，加上剷除《蘋果日報》等自由派媒體後，華文網絡世界現存關於雕塑及高志活的資料，絕大部份僅環繞他與港大及港府官員隔空交鋒，至於高志活創作理念以及投身香港民主運動的契機，卻少有提及。一段三十五年的歷史，彷彿被簡化成「高志活」三個字前的稱謂，令人好奇到底這位生於北歐的藝術家，最初是如何跟中國拉上關係。

高志活的故事回到1989年，隨北京局勢在5月底急劇升溫並攔截外來資訊，《紐約時報》呼籲全球各地民眾，透過傳真機向中國境內發送翻譯成中文的國際新聞，突破官方新聞封鎖。高志活當時正好在歐洲有相關網絡，於是協助發送數以千份傳真傳遞到長城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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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五年前春夏之際，望見天安門廣場內大批學生，期盼透過群眾壓力促成民主變革，高志活形容，一代年輕人同樣帶著抱負、信念，就如回到自己熟悉的1968年歐洲學運浪潮，豈料民運以血腥屠城落幕，中國亦從此走上截然不同道路。

出乎意料，相比多年來積極參與、聲援中港兩地民主運動的形象，今年70歲的高志活其實從未踏足中國土地。國殤之柱落户香港後，高志活成為北京眼中釘，未趕及親眼目睹八九民運後中國經濟社會變化，此後再未能申請入境。

對於國殤之柱被視為針對中國政權的政治符號，高志活認為生活即政治，國殤之柱成為政治符號無可厚非。不過，他在訪問中重申，雕塑本身和長久以來參與社會運動，並非一心作政治表態。除香港外，國殤之柱系列現時另有兩座同一尺寸雕塑立於墨西哥及巴西，紀念薩帕塔民族解放運動（Zapatistas）及亞馬遜原住民受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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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於6月4日，高志活半輩子置身民主運動，回首發現命運與中港不可分割。問到參與中國、香港民主運動對他的影響，高志活笑言改變之大是翻天覆地，難以想像當初若作不同決定的光景。

同樣經歷巨大轉變的，是高志活充滿回憶、過去十分喜愛的香港。對於當日選擇將國殤之柱帶到香港，除了督促北京面對歷史，也相信在香港吹起自由之風，可對中國政治社會帶來變革。高志活說，97回歸後十多年，中國確實有逐漸變好的勢頭，直至國家主席習近平決意全面掌控，近年變化尤為令人痛心，也印證香港一旦失去其獨特性，便淪為中國普通境內城市，喪失原先法治、廉潔等優勢，逐漸被排除在世界外。

2019年反修例示威開啓抗爭「國際線」，各地海外港人組織湧現，結合官方、非官方形式雙管齊下聲援香港。高志活目前與捷克港人組織「我地NGO DEI」（現於荷蘭運作）有緊密合作，今年2024年3月在歐洲議會外的「The Forbidden Art」展覽便屬一例。

談到與這些海外港人組織合作經驗，跟過去在香港比較有何差異，他不諱言，自己與老一輩民主派較為熟絡，形容近年在歐洲的行動猶如真空一樣，與香港此時此地發生的事情存在落差，情況跟所有難民離鄉別井後相似。期間，高志活憶起昔日與李卓人、「長毛」梁國雄等「老民主派」同輩合作、討論的經歷，如今同伴身陷囹圄，未知何時可相見，尤其憂心患癌後仍被羈押的何俊仁，為整場訪問中罕有地表達出悲傷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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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版國安法影響牽涉範圍，已遠超一般大眾認知，礙於司法程序及人身安全，高志活未能公開交代案件詳情，僅確認其中涉及其法律權利。至於跟香港保安局長鄧炳強數次書信交手，高志活及其工作室成員均苦笑，以「有趣」（interesting）來形容過程，並慨嘆香港近年被中國急劇同化，如今已非他昔日所認知，充滿各樣可能的自由之都。

面對「勾結外國勢力」罪名威脅，高志活幾年來與認識的支聯會成員未有任何接觸，擔心自己會令仍身在香港的朋友惹上麻煩。至於未來會否來港接回國殤之柱，或受相關案件出庭作證時，他表明未得到丹麥政府或歐洲議會全力支持保證人身安全前，絕不踏足香港。問到丹麥政府有否為討回國殤之柱作支援，高志活稱丹麥官方及相熟國會議員在個人層面已提供一切可行協助，包括幫忙安排船運公司等，惟面對龐大商業、政治壓力下，即使當局行動有限亦未作苛責。

古今中外，藝術家關心社會、介入社會俯拾皆是，惟獨將作品提升至批判權力的層次，特別針對「泱泱大國」，並非人人可以堅持初衷。對高志活而言，不論是創作國殤之柱，關懷弱勢社群，抑或針對跨國企業剝削童工的作品，背後一切原點均來自「人」。不同雕塑作品上均有表情猙獰、大聲吶喊的面孔，刻畫弱勢者遭受壓榨欺凌的無力，反映高志活創作時內心一份痛苦。

他認為，藝術本來就是一件相當個人的事，自己以人權角度出發創作，生活富足平安但對地球另一端苦難的無力，這份落差是他一路以來創作力量來源。大眾可從藝術品作者當時思緒以及渴望表達事物，但歸根究柢，藝術創作最終仍是藝術家對自己負責。面對以往「逞英雄」質疑，高志活說自己並無拯救世界的崇高理念，只是希望拯救自己的腦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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