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不在以後？《安倍晉三大戰略》的海洋民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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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安倍晉三大戰略【安倍晉三的海洋民主國大聯盟，如何防堵中國崛起、鞏固自由開放的印太秩序！】》（八旗文化，2022）書摘

在整個戰後時代，日本領導人始終離不開吉田主義。大多數主流派出身的首相擁抱吉田茂這套觀點：日本應該藉由與美國的有利、但經過精心設限的安保關係，盡可能減少地緣政治風險，全力投入經濟成長。

有幾位首相，像安倍的外公岸信介或中曾根康弘，也曾公開挑戰吉田茂這項大戰略的前提，但在這麼做的同時，他們也採取一套經過仔細盤算、依賴主流派系政治支持的平衡行動，而且他們的挑戰持續時間都不長。冷戰結束後，日本的經濟發展老模式逐漸走入歷史，然後中國崛起，支撐吉田主義的樑柱也腐朽崩潰了。我在二〇〇一年的《日本的勉為其難的現實主義》中描述了這項轉型的開端，但那本書的結論是，日本仍在搜尋一項戰略。

在安倍晉三主政下，日本找到了這項戰略。

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將遵從安倍訂定的這項軌跡──但安倍與吉田茂不一樣，安倍透過明確的國家安全文件、演說、與法律，鉅細靡遺地詳述他的理論。毫無疑問，日本在推動安倍戰略的過程中會出現爭議、辯論，例如在與中國的人權或貿易問題上會碰上難以解決的緊張情勢──當然，日本是民主國── 既要與中國保持經濟關係，又要在安全上仰賴美國，這其間抉擇的艱難在今後十年看來也難望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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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以後的日本領導人在效率上自然很可能參差不齊，我們甚至有理由相信安倍之後會出現一連幾位相對軟弱的領導人，就像強勢的中曾根與小泉政府之後的情形一樣。有些領導人會從右、或從左抗擊安倍這項大戰略，像當年岸信介曾從右翼攻擊吉田茂，三木武夫等人從左翼發動攻擊一樣。

不過，新一代日本政治領導人現在可以根據安倍在首相任內完成的座標推動他們的外交政策。事實上，安倍對繼任首相的影響力或許比吉田的更大。毫無疑問，與吉田在冷戰期間提出的那套理論相形之下，安倍的戰略更加獲得自民黨內其他派系的認同。日本各大反對黨與政府在外交政策路線上的差距，也比社會黨在冷戰期間與自民黨的差距小了許多。

造成這種現象的部分原因在於日本民主黨曾在二〇〇九到二〇一二年間短期執政──日本民主黨沒有因此為日本帶來重大改變，但本身卻因這段經驗而變了不少。我還記得二〇〇五年在白宮一次會議中呼籲當時身為反對黨日本民主黨黨領袖的岡田克也，希望他協助日本，也與美國建立像美國與澳洲、與英國建立的那種擁有兩黨支持的同盟關係。岡田表示同意，不過當時他面對小澤一郎與黨內其他要求打垮現狀人士的反對。

後來，岡田在出任日本民主黨政府外相後，協助他的政黨展現與美國同盟的更大誠意。日本民主黨首相鳩山由紀夫在二〇〇九年說，要與中國建立東亞共同體以對抗美國。而鳩山過去的同事現在都對鳩山當年這篇怪談斥責不已，因為他們知道日本若這麼做不啻自取敗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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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前日本民主黨進步派黨員組成的立憲民主黨，在二〇二一年的四百六十五席眾議院中擁有五十七席，對於執政聯盟的安保政策──包括集體自衛權的承認──享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過就整體而言，立憲民主黨支持美日同盟，贊成與中國競爭。接下來一個屬於左翼的最大反對黨是日本共產黨。日本共產黨在二〇二一年的眾議院擁有十二席，它的黨綱反對美日同盟，但沒有發聲要求廢止這個同盟。日本共產黨在二〇二〇年第一次修改黨綱、攻擊中國共產黨違反人權時，遭到北京嚴厲反擊。

出身自民黨與反對黨、有意首相大位的政治領導人，在戰術手段上看法或有不同，但對安倍倡導的大戰略的核心要件並無異議。舉例說，左派的立憲民主黨黨魁枝野幸男贊成加強多邊主義與相對較少的防衛開支，但不主張改變安倍大戰略中其他有關內在與外在均勢的要點，並且保證要在人權與海上安全問題上對中國採取更強硬的立場。

在自民黨內，前防衛大臣石破茂以最敢言、抨擊安倍傳承最力的政治人物著稱，但他與安倍的分歧也僅限程序問題而已──舉例說，石破茂要求美國檢討有關防衛的雙邊協議，讓日本有較大「平等」──除此而外，他的想法與安倍的戰略並無不同。

事實上，石破茂本人在擔任防衛大臣時，也曾參與安倍戰略的打造工作。在本書發表時，無論石破茂或枝野幸男，接替安倍欽定接班人菅義偉接任首相的可能性都微乎其微。比較可能的新首相人選──河野太郎、岸田文雄、或小池百合子──都是安倍在打造大戰略過程中的關鍵性夥伴。

菅義偉已於二〇二一年九月因新冠危機期間政治表現不佳而宣布下野，決定角逐首相寶座的四個人，都像安倍一樣，以與中國戰略競爭、但不與中國鬧僵為他們的戰略主軸。（譯按：岸田文雄已於二〇二一年十一月當選日本首相。）如果日本進入又一個首相人事長期不斷更迭的時代，由於內政問題往往能為政策推動帶來重大變數，安倍大戰略的執行會是一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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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沒有安倍？

在為這本書做收尾時，我過去的一位學生、現正在麻省理工學院（MIT）寫論文的敏娜．波曼（Mina Pollmann）問了我一個耐人尋味的問題。如果安倍這樣的人沒有出現，會怎麼樣？如果安倍身體或政治狀況沒有康復、沒能在二〇一二年重返首相官邸，會怎麼樣？提出這類「如果領導人…會怎麼樣」的問題的人，一般都是歷史學者，而且這類問題總能讓政治學者難以答覆。不過它們能為我們帶來一個思考領導角色的重要機會。

安倍的新大戰略的故事告訴我們，其實它並不全新，因為亞洲地理特性以及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早在安倍還是自民黨新進議員時已經開始。但安倍的領導具有催化作用。我竭盡所能答覆了波曼提出的這個問題，或許至少就目前而言，這也是我所能做的最好的答覆了。

若是沒有安倍，日本很可能以一種有爭議的「元過程」（metaprocess）朝一項新的大戰略整合方向前進，但由於欠缺安倍的全面立法與體制改革，這項過程大概會花更長的時間，而且效率也較差。

然後還有一個問題：國際政治結構若出現更深層、或難以預期的變化，會不會改變安倍留下來的這個戰略結構。答案是，會。當然會，因為安倍的大戰略本身就是權力均勢變化的產物。在安倍訂定這項戰略的過程中，美中戰略競爭不斷加劇大體上已在預期之中，也因此他的新大戰略並不顯得特別突兀。

比較可能造成這項戰略嘎然而終的，是美國的退出亞洲。日本戰略家從未完全否定美國撤出亞洲的可能性，在與川普打過交道之後，要他們完全否定這種可能性更難。不過，當我問幾位就我所知、最優秀的日本戰略思想家，如果美國撤出亞洲，他們會怎麼做時，他們的答覆是「多拉攏澳洲以及印度」──基本上，他們的對策就是激化安倍的外在均勢戰略。一旦出現這種極端狀況，核子武器或其他內在均勢戰略的重大改變也可能成為日本舉國辯論的議題，不過這種狀況畢竟是極端，美國兩百多年來從沒有撤出亞洲。

另一種可能是中國改革開放，習近平造成的威迫、獨裁、與戰略競爭時代落幕。日本戰略思想家也從未完全否定過這種可能性。事實上，「自由開放的印太」的戰略遠景，就在於使歷史朝那個更良性的方向發展。一旦出現那種可喜的情景，日本的新大戰略可以寬鬆許多，不過仍可能保有一些強有力的內在與外在均勢要件以防萬一。

我的第一本書《武裝日本》（Arming Japan），檢驗了美日關係在冷戰結束時出現的強烈的科技─民族主義緊張，並以個案研究方式證明，就算沒有一致面對的外在威脅，美日同盟仍然可以強勁有力。那本書於一九九五年發表──在蘇聯解體之後，但在台海危機震醒東京與華府、起而面對來自中國的下一波地緣政治挑戰之前。只要美國還能在區域與國際秩序中扮演領導角色，日本會非常樂意繼續運用美日同盟，像安倍一樣，盡可能塑造華府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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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與日本：新特殊關係

當英國人哈洛．麥克米蘭（Harold Macmillan）一九四二年在地中海擔任艾森豪（Dwight D. Eisenhower）將軍的聯絡官時，曾對他的英國同事說過一句名言：

「老友，我們是這個美利堅帝國裡的希臘人。你見到的美國人，就好像當年希臘人見到的羅馬人一樣──是那種塊頭又大、又粗俗，整天吵吵鬧鬧的傢伙，精力比我們旺，也比我們懶，擁有更多渾然天成的資質，但也比我們更腐敗。今天的我們，得像當年希臘人替克勞迪烏斯皇帝（Emperor Claudius，譯按：第一位正式征服英國的羅馬皇帝）打仗一樣，經營盟軍總部。」

對於今天那些負責管理不斷深化的美日安全關係的日本官員而言，這段話或許能引起共鳴。後人在討論二戰以來的華府與倫敦關係──引領西方走過冷戰與蘇聯帝國解體的美英「特殊關係」──時，經常引述麥克米蘭這段有關美國人的話。

歷史學者都知道，美、英兩國關係所以「特殊」，不僅因為它特別親密，也因為它爭得特別兇。英國與美國官員在核子武器、噴射戰鬥機發展、一九五七年蘇伊士運河危機、越南戰爭、與中國議題上都爭執不休。但大西洋兩岸這兩個國家的兩黨，卻始終支持這種親密的雙邊關係，而且在面對國際議題時，每當兩國中任何一國在沒有另一國支持的情況下獨行其是，都會付出高昂的政治與地緣戰略代價。

如果二十一世紀不斷展開的這場與中國的戰略競爭出現一種新的「特殊關係」，這會是美國與日本間的關係。當然，日本與英國大不相同。與英國不同的是，日本沒有核子武器，如果美國遭到攻擊，日本也沒有保衛美國的相互義務。

九一一事件發生後，根據與美國的雙邊條約第五條的規定，出兵為美國而戰的是英國與澳洲，不是日本。不僅如此，如本書第六章所述，日本如果想像美國與英國一樣，享有「五眼」級別的特殊情報共享關係，還有許多必須克服的障礙。更何況英國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而日本儘管有美國撐腰，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可能性很小。

或許，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大西洋戰爭到韓戰，再到阿富汗戰爭，英、美兩國人民用鮮血鑄成的這種夥伴關係，是其他任何關係都難以取代的。或許，今天駐在美國境內的英軍──往往負責指揮美軍──比自從「一八一二年戰爭」（War of 1812，譯按：即美、英兩國交戰的所謂「第二次美國獨立戰爭」）以來，駐在美境的英軍人數都多（謝天謝地，這一次這些英軍是來幫我們的）。直到本書發行時，美、日雙方沒有派遣日本軍官為美軍提供服務的類似安排。

不過美國與日本間的二十一世紀戰略關係，有一種只此一家的獨特性。不論日本官員在面對美國人時，會不會像當年希臘人面對羅馬人一樣，在美國的盟友中，日本毫無疑問已經成為中國戰略議題方面最重要的思想領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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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本書在開始時所述，日本是唯一與中國展開全面戰略競爭的美國盟友，對美國政策也顯然造成相當衝擊。容我重申：美國的亞洲戰略架構，基本上以日本外務省的「自由開放的印太」戰略為基礎；美國的「國際開發金融公司」與美國對付中國「一帶一路」的戰略，採用日本「國際協力銀行」模式而建；美國為阻止掠奪成性的中國公司進入5G市場，用的是日本經產省研發的戰略；而且「四方安全對話」高峰會最初是安倍提出的建議。

每在美國退出自己倡導的戰略──《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或「世界貿易組織」（WTO）就是例子──時，日本總是跨進身來，支撐這些區域與全球秩序的多邊樑柱，讓美國有一天可以重新返轉。根據「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二〇二〇年以中國戰略為題，對全球思想領袖進行的民調，不僅日本思想領袖與美國以及西歐的思想領袖密切接合，在有關中國問題的每一方面，從嚇阻到科技、到人權議題，沒有任何兩個國家能像日本與美國走得這樣近。

英國在「脫歐」（Brexit）協議後退出歐洲，日本卻對亞洲區域整合有強大的影響力。儘管與韓國、與中國的關係是重大障礙，日本仍是亞洲思想領導人，就像英國在歐洲戰後區域整合過程中扮演跨大西洋利益操盤手的角色一樣，在亞洲扮演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更值得注意的是，日本的思想領導現在幾乎全力衝刺，要建立那種美國戰略家追求了幾十年的開放性區域秩序。

當首相菅義偉二〇二〇年十月上台後第一次出訪，沒有先到美國而往訪越南與印尼時，美國評論員沒有人說什麼「脫美入亞」的酸話。事實上，在逐漸多極化的亞洲秩序中，日本已經成為亞洲地區志同道合盟邦的關鍵性中心。

美國國務卿詹姆斯．貝克（James Baker）在冷戰結束時呼籲盟友，維護與美國的那些「軸與輻」（hubs and spokes）式的雙邊同盟安排，不要用新的多邊主義取代這些同盟──但日本現在要幫著在美國盟友與夥伴之間建立「軸」與輻的未來。就算美國不能在每一個案例中都成為「軸」，日本推動的這種聯盟與戰略夥伴關係網路，能加強美國領導的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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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晉三大戰略》

作者： 麥可・葛林

譯者： 譚天

出版社： 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 2022/07/13

內容簡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不只是戰後日本任期最長的首相，可能也是對日本及亞洲影響最深遠的當代政治家。他在第二次任職首相期間（2012－2020）設計和主導推動的日本大戰略，將日本的國家利益防線從東亞大陸轉移至印度—太平洋，旨在帶領日本由傳統的陸權國家轉型為海權國家，堪稱是戰後日本的戰略大轉變，也是明治維新開國以來前所未有的大變革。美國最權威的日本研究專家，麥可・葛林在本書深入探討由安倍晉三主導的日本戰略轉型及國家變革何以出現？原因是回應中國崛起後的擴張及稱霸野心。書展全面剖析安倍大戰略的本質、歷史淵源，以及對外關係方面涉及到的中國、美國、韓國、東南亞國協、印度、澳洲等印太重要國家。葛林認為，安倍晉三時代奠定的日本大戰略，結束了戰後主流的被動依附美日安保同盟的吉田主義，重塑了日本及亞洲地區的地緣政治與國際格局，他深信，日本一旦成功，我們的世界會更加安全繁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