義大利關鍵年代（下）：「人人皆可法西斯」的民粹洗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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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尹子軒（《The Glocal》副總編輯）

▌前篇：〈關鍵年代（中）：墨索里尼「收編企業家」的獨裁崛起〉

在國家法西斯黨掌權的頭三年，即1925年以前，乘著歐洲戰後重建的浪潮，權力未穩的墨索里尼配合當時財政部長迪史達芬尼（Alberto De Stefani）的自由主義寬鬆貨幣政策（1922至1925年，義大利的貨幣供應從589億里拉大增至800億），義大利出口工業經濟曾有過數年的小陽春（短暫回升）。

但是當戰後一直困擾著義大利的高度通貨膨脹和國內因為農業歉收而重新開始攀升的躉售物價指數，於1924年末開始影響里拉在國外的匯價，再加上迪史達芬尼又引咎辭職，這一切和政治上掃除政敵的行動並行，墨索里尼開始部署將經濟體系更進一步納入法西斯體制。

墨索里尼首先讓工業家羅庇（Giuseppe Volpi，水力發電公司SADE的創辦人，在1921到1925年是義大利利比亞殖民地的黎波里塔尼亞的總督）接替財政部長。在他三年（1925到1928年）的任期內，義大利緊縮貨幣供應，同時向外國重工業和農業進口樹立起重關稅的措施。尤其是在1926年，將里拉匯價下跌比喻成「國家恥辱和經濟災難」的墨索里尼，藉穩定幣值為由，將里拉兌英鎊匯價從1925年的121.1大幅上提，定在92.46里拉兌1英鎊，史稱「90定價」（Quota nova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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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過如此的舉措，墨索里尼一來期待匯率穩定，又清楚價格太強的里拉將會影響出口的工業家們，並藉此發出強烈的政治訊號；二來，「90定價」和重關稅政策的並用，亦令工業家在法西斯的「胡蘿蔔和大棒」政策鼓勵下，轉為吞噬彼此成為寡頭而非向外擴張，從此失去了造次的動力。

緊接著1931年的大蕭條，被人工穩定在「90定價」的里拉變得極為昂貴，隨之而來的重關稅政策正式讓「義大利製造」離不開亞平寧半島，亦拖慢極為依賴進口的義大利經濟發展，從而使得原本逐漸明朗的經濟現代化進程脫離正軌。

但即使如此，工業家們在此時依然擁有一定的自主性。而更進一步將他們這種自主性從根拔起，納入法西斯企業主義的經濟控制網羅一事，就交由班尼度切（Alberto Beneduce），這位國家保險聯會（Istituto Nazionale per le Assicurazioni，其中一個最早的公營辦事處）前首席執行官執行。

在國家保險聯會這個由前政府創立，用以吸納私人資金然後導向缺乏投資的國內工業的獨營機構，班尼度切從掌管這機構獲得的經驗，用一種巧妙的方式為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政府取得國內工業的控制，又不影響產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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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20年代，班尼度切就已經開始了他的實驗；經他手創立的公共基建信用會社（CREDIOP）和公共事業信用機構（ICIPU）等公營辦事處，在發明利用政府背書售予銀行的短期債券以及公眾的資金去補公共工程資金漏洞的做法，讓遊走於政府和私人產業之間的公營辦事處，掌握了公共產業的資金來源，令法西斯義大利政府在企業監管上有相當的操控基礎。

班尼度切對墨索里尼政府最大的貢獻，在於1931年大蕭條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後，為法西斯義大利打造的金融系統：在1931年以前，銀行和工業家的關係極為密切，往往擁有頗多工業資產，但是已經是墨索里尼經濟顧問的班尼度切，在1933年趁大銀行因為金融危機受到工業資產價值暴跌資不抵債的時機（如義大利商業銀行［BCI］），為法西斯義大利政府創造了一個極為關鍵的工業重建辦事處（IRI），這個公營機構將義大利工業收歸公有。

1934年，全義大利已有48.5％的股本（share capital）已落入在工業重建辦事處手中，到了1937年，該機構更掌握了全國的軍事鋼材工業、三成的電子工業，以及四成的民用鋼材工業。1936年通過的銀行業改革，更將銀行在經濟裡的角色矮化成短期借貸的提供者，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保護了義大利工業免受國際金融市場衝擊，但亦讓政府得以在極為放任的狀態下規範經濟發展。至此，墨索里尼已經將工業家們變為法西斯的扈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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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那些原本為了增加和雇主談判籌碼而支持法西斯的小中產們，墨索里尼也找到了一個方法讓他們在形式上——也僅僅是形式上——獲得了和雇主平起平坐的機會。在外通過控制輿論，在內集中勞資代表權力在法西斯黨員手上，墨索里尼治下的雇主和雇員「平等」了，只不過不是小中產雇員們將法西斯選上臺時想像的那樣。

首先，墨索里尼政權通過控制公共輿論，創造宗教式的民族主義狂熱，去合理化法西斯的管治，為的就是說服那些小中產階級們，資本家具備他們所沒有的領導才能，並宣揚要最大化義大利經濟的出產，勞動階級就必須服從資產階級的觀念。起碼在思想教育方面，缺乏基數和組織的小中產階級無力公然對抗國家機器的洗腦，此外法西斯政權對於人民軍事化的管理，也掃清了所有滋事分子。

另一方面，1926年7月，法西斯義大利設立了公司局（Ministry of Corporations），並且在1930年設立多達22個各行各業雇主和雇員合夥的協會，以制定工資及待遇。1939年，一個所謂的法西斯及企業聯會（Chamber of Fasces and Corporations）亦取代了義大利原本的下議院——但那代表什麼？從1928年起，所有勞方在政府架構中的代表都不是勞工或者他們投票選出的，而是法西斯黨員。

國家機器掌握了經濟系統的管理權後，墨索里尼最終通過公司局，達成了對整個資產階級和勞工市場的控制。本以為支持墨索里尼政府可保住自己的三畝地，並為跟上了國家富國強兵而欣喜的小中產法西斯們，就此被他們支持的巨獸吞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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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語：民族主義的幽靈

墨索里尼和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興起，因為二戰中納粹德國的暴行太過出格而每每被中文世界忽視。但其實比起威瑪德國的隕落，作為第一個法西斯主義國家的義大利經歷更值得我們留意。

法西斯主義的極端軍事化和神話化種族階級政策，是納粹德國的發明，有它獨特的時空。義大利的法西斯主義則不然，它是單純作為一種「反動」（reactionary）的政治運動，永不具備固定形體；有時是某個群組的敵人，有時是某種倒影。唯一不那麼籠統的，是它的領袖墨索里尼始終如一，有意將義大利和法西斯混為一談，將法西斯主義變成一種形而上的民族主義信仰的解釋。

正如他的部下法連納齊講的：「法西斯主義不是一個政黨，而是宗教。」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的平庸和多樣性正是它的危險之處——任何人都可以是法西斯主義者，只要我們對某個敵人（其真實與否，有形無形都不重要）同仇敵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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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在通過抹黑和攻擊左派的同時，煽動對被視為懦弱、腐朽的自由派的仇恨，讓義大利人自願幫助墨索里尼奪權。

1924年的大選，縱然先有法西斯黨改寫選舉法以確保當選，但是結果的懸殊，反映了實際上此一舉動的不必要：通過對於中產們的承諾，和得益於左派的內訌，法西斯黨獲得超過六成的選票——在經濟較差的南部尤好——大選過後，義大利人用選票為自己上了法西斯的枷鎖。

義大利的例子告訴我們，在面對全球化帶來的政經變化，在民主制度不健全、公民社會發展不足、菁英掌握社會多數權力和財富時，看似堅不可摧的政府，很有可能會被虛妄的民族主義幽靈占據，而只需要一次經濟危機和一些時間，就能達到如此劇烈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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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聯經出版，2019）書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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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年代：意識形態、排外、極端局勢如何摧毀民主和走向戰爭》

作者： 胡川安、尤智威、孫超群、蔡曉林、蔡榮峰、蔡政修、尹子軒、洪仕翰、李博研（神奇海獅）、黃長東、喬蘭雅、林齊晧、林伯雍

出版社：聯經出版

出版日期：2019/08/07

內容簡介：獨裁強人捲土重來、世界最大經濟體終告失敗？《關鍵年代》以近年國際關鍵事件「美國總統川普上任、英國脫歐」為起點，先論析英、美兩國如何走到今日傾向極權、民族主義再掀波瀾的複雜前因；再回顧過去德國、義大利極權崛起，並探討二戰時期風行的種族主義如何塑造國家，又如何邁向今日的多元風貌？民族、國家形成後，為何會走向戰爭一途？綜觀歷史脈絡後，最後提出一個當下與未來都必須深入思考的問題：「我們能免於戰爭的恐懼嗎？」閱讀本書，讀者們將會有種熟悉感，明明是百年來的歷史，卻好似在說當代的社會，而其中的事件更宛如現正上演的國際大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