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人不是我殺的：波蘭國族史的灰色地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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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幾日，以色列官媒《新消息報》記者羅恩南．褒曼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詢問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奇（Mateusz Morawiecki），在剛剛通過的大屠殺新法之下，假如他說他的母親得以逃過一劫，是因為偷聽到「波蘭人」欲向納粹舉發猶太人的風聲，這樣的發言是否違法時，莫拉維茨奇直言「猶太人亦是加害者之一」的爭議回應，再次激化兩國劍拔弩張的矛盾關係，甚至在波蘭駐以國大使館門口，出現了納粹符號與反波蘭塗鴉字樣。

引發爭議的新法，正是波蘭總統杜達無懼國際批評聲浪，於2月6日正式批准所謂的〈猶太大屠殺史實糾正法案〉，今後無論是在波蘭國土或世界各地，只要將「波蘭集中營」拿來代稱納粹集中營的話，都有被起訴的風險。假若判決成立，輕則處以罰鍰或限制自由、重則面臨高達三年的有期徒刑。

乍看之下，這樣的修法似乎合情合理，畢竟「波蘭集中營」一詞，雖是形容地理位置，卻可能招致「波蘭設置集中營」迫害政治異己、同性戀、以及猶太人的誤會。事實上，設置集中營的，是曾經佔領波蘭大半領土的納粹德國，而不是淪為俎上之肉的波蘭，這點無庸置疑。

然而，本次修法最關鍵的爭議，並不是簡單的名詞之爭。只要細細閱讀法案，就會發現這次修法簡直就是「立法介入歷史」，意圖以法律規範來強化波蘭的國族情感和愛國史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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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修法是針對《國族記憶研究院法案》做增補。「國族記憶研究院」不僅是研究納粹及共產政權迫害波蘭人民的歷史研究機構，還具有依法起訴的權力。本次修法擴大解釋了研究院的權責範圍，白紙黑字納入1925年至1950年間，波蘭東部「烏克蘭民族主義者以及與納粹德國共謀的烏克蘭部隊」所犯下的罪刑，並更進一步清楚定義國族記憶研究院的存在目的——「捍衛波蘭共和國暨波蘭民族的名譽」。

在「捍衛名譽」的前提下，就不難理解最具爭議性的第55條增修條文55a，為什麼會這樣訂定了：

也就是說，修法的出發點在於，不管是猶太大屠殺也好、烏克蘭起義軍（UPA）與波蘭自衛軍武裝衝突所造成大規模傷亡也好，要身為「受害者」的波蘭國族付任何一丁點責任，都是在傷口上灑鹽、意圖侮蔑波蘭國族。

早在之前，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奇（Mateusz Morawiecki）受訪時亦表示：

然而被害者與加害者之間的界線，真有如此非黑即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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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納粹的猶太滅絕政策並不是一夕之間無中生有，而是奠基在歐洲長期以來的反猶情節之上。希特勒靠著法國和匈牙利等國魁儡政權的幫助，以及波蘭與波羅的海三國等佔領地的當地居民密告、動用私刑、反猶暴動、還有與納粹政權合作的當地武裝部隊等等，才得以迅速將猶太居民一網打盡、一車車運進集中營。

因此，前波蘭總理齊莫謝維奇（Włodzimierz Cimoszewicz）在受訪時，便怒斥執政的極右派民族主義政黨「法律與正義黨」操弄政治，嚴重傷害波蘭國際形象；他直言不諱指出，波蘭人當然有參與猶太大屠殺，不僅有數以千計的罪刑和屠殺案佐證，而且「猶太人以及那些幫助他們的義士，遭到好幾萬名波蘭人威脅勒索。根據估計，有將近六萬人去跟蓋世太保告密。」

前總理雖然仗義執言，自己卻很有可能淪為新法下的首位受害者。日前支持全面禁止墮胎的極端保守法律組織「Ordo Iuris法制基金會」就表示，正針對齊莫謝維奇的訪談做分析，不排除對他以「毀謗波蘭民族」以及「侵犯全體波蘭人的個人權利」的罪名提告。雖然告訴是否會成立仍是未知數，然而新法一出爐，旋即被拿來恐嚇異議者，在可能被羅織入罪的威脅下，對日後言論自由以及歷史討論的負面影響，也因此昭然若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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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波蘭的被害者與加害者身分處在灰色地帶，但對波蘭政府背後的藏鏡人、法律與正義黨的萬年主席卡欽斯基來說，兩者界線再清楚也不過了。他認為，外界對這次修法的誤解極深，因為只有指控整個波蘭國族才違法，而不是「某個人說某地、某村、有一個猶太人或全家遭屠殺」。

雖然卡欽斯基輕描淡寫的承認反猶暴動和私刑確實存在，但在他的敘述中，完全找不到加害者的蛛絲馬跡，那些喪生的猶太人，似乎在冥冥之中被某隻看不見的手給殺害了。他想像中的波蘭國族，絲毫不沾染那些猶太受難者的鮮血，純粹是以納粹佔領下的被害者姿態，建立愛國認同。

法國史家勒南在《何謂國族？》中聲稱，國族記憶中的受難經驗，比起歡慶更能團結人心。因此，為了強化國族受難經驗，一切與之牴觸的事件，都會被一概否認或撇清關係。如同執政黨前教育部長札列芙斯卡（Anna Zalewska），在被問到波蘭人所犯下的反猶私刑和暴動時，結結巴巴擠出：「殺害他們的是反猶人士」這樣的回應，一句話切割得乾淨俐落：波蘭人不反猶、反猶暴民不是波蘭人。

顯然，波蘭選民非常吃這一套。在下議院通過本次修法後，一月底的民調顯示，執政黨的支持度飆上49%的新高，遠遠把自由派反對黨「公民平台」的15%甩在後頭。無懼歐盟批評和國際壓力、愛波蘭就是要愛到底的形象，正是法律與正義黨吸票的妙方。

更何況，在以色列與波蘭針鋒相對的此刻，就算不刻意煽動愛國情緒，衝突雙方的民眾也難免傾向和政府站在同一陣線「挺波蘭」，合力對抗「外侮」。這個敏感議題，更是讓許多反對的各界人士動了肝火，批評中夾帶大量情緒化字眼，偏偏這樣的火藥味，根本是正中執政黨的下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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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東歐各國對於自身的二十世紀苦難史，一直沒能融入西歐和美國自戰後以來所塑造的史觀，一直都感到憤恨不平。他們難免會問：為什麼我們受到納粹、蘇聯、和共產政權的蹂躪，卻不曾跟猶太大屠殺一樣、廣泛為國際尊重與紀念？

早前波蘭前總統卡欽斯基（法律與正義黨黨主席的雙生兄弟）出訪以色列，和當時的以國教育部長談到波蘭與以色列的關係時，曾冷不防反問對方，到底知不知道波蘭在納粹政權下所受了多少苦難：

由於自身的歷史不被理解，憤恨之餘，不免形成了比較心態：我們所受的苦，和猶太人相比，何止千萬倍而已？難道不配跟他們平起平坐嗎？

根據美國猶太大屠殺紀念博物館的統計數字，不只有300萬的波蘭籍猶太人遭納粹政權迫害而已，還有190萬的非猶太裔波蘭人死於非命。然而，後者的確往往被遺忘了。大家一想到集中營，大多只想到迫害猶太人，但對波蘭及東歐各國來說，他們都「重返歐洲」多久了，卻還要努力提醒全世界，集中營關的不只是猶太人而已，實在不難想像那種怨懟和不滿。

因此，不只是法律與正義黨，其實波蘭歷屆政府對於「波蘭集中營」這個詞都極端感冒。然而，法律與正義黨尤其認為，波蘭過去20幾年的教育，都在灌輸孩童西方所謂的「正義」，而對波蘭所受的苦難，著墨卻是少之又少。這次修法所反映的，不只是長久以來被誤會的不滿，還有被國際認可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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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許，在目前民族情感高漲的此刻，要理性討論波蘭國族到底是否能同時涵納身為被害者和加害者的兩面，似乎是有些困難。然而現實政治還做不到的事情，電影卻做到了。

2015年榮獲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的波蘭電影《依達的抉擇》，就是以加害者與被害者間模糊的界線為題，讓主角穿越60年代蕭瑟的共產主義地景，一位猶太少女就這樣一步步找回自己的姓名、父母的埋骨之所、殺害父母的兇手、以及他的救命恩人。

不過，我們也別忘了，也有超過6700位波蘭人，像電影《園長夫人：動物園的奇蹟》裡的主角札賓斯基夫婦一樣，在二戰期間冒著生命危險，營救遭納粹迫害的猶太人，因而榮獲以色列猶太大屠殺紀念館授予的「國際義人」殊榮。

回到現實，這次的〈猶太大屠殺史實糾正法案〉，意圖用法律條文重新定義歷史、強化波蘭愛國國族記憶，這不僅對學術自由和自由辯證都有不良影響，實際上執行也相當困難，難免被批評為打壓異己的打手。最好還是透過教育、出版、藝術等等的努力，來讓人們對歷史的灰色地帶有更多思辨，為更深度的思考鋪路：究竟波蘭國族所背負的，是只有苦難和榮耀，還是也有難以釐清的罪孽和包袱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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