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向時代低頭：科爾，一位歷史洪流下的國族信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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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戰後政治教父之一，素有「再統一總理」（Chancellor of Reunification）之稱前基督教民主黨籍總理科爾（Helmut Kohl）於6月17日病逝位於87年前他所出生的路德維希港（Ludwigshafen）。科爾，是一個從頭髮到腳趾頭都充滿權力慾望的政客，但又有哪個政客不是如此呢？持平來看，生在不平凡時代的他，經歷了人類歷史上最重要的三起大事件——少年時期處於納粹黨的掌權時代；知識教育時期位處國際冷戰的前沿；並在其於西德總理執政期間經歷了蘇聯東歐集團的倒台，以及後冷戰時代歐洲國際秩序的重建。

科爾的逝世之所以為人所議論，在於他在當代歷史重要的轉折點中，能夠在一切都存在高度不確定的狀況下，透過與國際政治巨子不斷地以協商的方式，降低其它主要國家領導人對「德國再統一」的疑懼，在西德國內龐大的反對與質疑聲浪下，串連起德國再統一與歐洲統合進程艱困的政治工程。其高超的政治手腕，較之於同時代執政的英國柴契爾夫人以非和平方式整肅北愛爾蘭問題與礦工罷工問題，顯得更加彌足珍貴。與柴契爾於2013年過世時，半個英國舉杯慶祝的狀況相較，德國以及全球輿論對這位縱橫16年的前德國總理，顯得更加持平理性。

本文不擬就其爭議性的一生做通盤式的緬懷，畢竟，光是德國再統一以及推動歐洲統合這兩點，科爾在國際政治歷史上已經有了他的位置，本文將重點放在科爾本人的國族主義思想，以及他在1989-1990年間如何處理棘手的德國再統一問題。前者吾人討論為何科爾急切地推動德國再統一進程，後者吾人從國際政治的角度，透視科爾如何在二戰後兩極國際秩序崩解的前夕，在國際列強中間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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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爾，當代德意志國族主義的具體象徵

按照國際認定的標準，二戰後三大「分裂國家」^註1，僅有德國在1990年實現了「再統一」。然而，分裂並非必然導致「再統一」，這是政黨與人們的政治抉擇問題，而非什麼「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天然法則，但對科爾而言，處於1989年下半年到1990年底這僅僅一年多的時間內，在西德境內民眾、知識份子界以及最大反對黨社民黨（SPD）的反對與質疑聲當中，科爾何以毅然決然地選擇了以近乎「閃電戰」的方式，立刻著手兩德再統一的政治工程——這，不能不從科爾的國族主義思想開始談。

出生於1930年的科爾，在少年時期曾經以希特勒青年團員的身份派駐過巴伐利亞邦國王湖畔著名的「鷹堡」（Kehlsteinhaus）。1945年終戰後返回學校後，隨即受到基督教民主黨的吸引成為青年黨員，到1958年獲得海德堡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科爾屬於典型的「45世代」，這個世代本身因為太年輕而不會被判有罪，但也夠成熟到見識過納粹黨犯下的一切罪行。科爾擅於利用這個世代身份上的優勢，將自己打扮為支持民主與自由的政治希望。

戰後西德在首任總理艾德諾（Konrad Adenauer）的領導下，西德開始積極融入西方世界，這對科爾形成重大的影響。任教於荷蘭烏特勒支大學的瓦克（Christian Wicke）教授在研究科爾一生重要的發展軌跡後認為，科爾同時間擁有基督教徒、自由主義者、浪漫主義者與歷史學者四種個人身份，這四種身份中又以自由主義者的身份最為重要。

在科爾的觀念中，重建德國的國族身份認同與融入西方成為同一件事。另一方面，科爾的德意志民族觀念又是具有文化意涵的。科爾特別重視地方、家鄉（Heimat）的觀念，認為這是亙古不變個人情感的寄託。這主要有兩個理由：其一，由於第三帝國時期的瘋狂行徑往往與狂熱的國族主義劃上等號，瓦克教授認為，科爾透過強調看似無害的家鄉觀念，豐富德國的傳統文化上的多樣性，使之共組成為日耳曼文化認同。科爾本人在公開演說與活動中就常常突出其出生地巴拉丁地區（Palati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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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德國在一戰與二戰後面對國土大量丟失的窘境，許多日耳曼人散居在其它地區，像是位於波蘭與捷克的西利西亞地區（Silesia）就擁有為數甚多的德語人口，波昂共和國（西德首都為波昂）時期的科爾或許受限於現實政治使然，無法完成政治上的國族國家（Staatsnation），瓦克教授認為，透過聯繫起各個「家鄉」中共同語言、歷史與文化，卻是可以實現一種跨地域的，具有文化意義上的國族。

科爾在1983與1988年兩次出訪莫斯科期間，都呼籲具有蘇聯公民身份的日耳曼人隨時可以回到西德定居，而在1989年，科爾亦主動秘密協調匈牙利政府，在多重誘因驅使下，使匈牙利政府放鬆邊境管制，讓想要來西德的東德民眾，能夠透過「東德→匈牙利→奧地利→西德」的通道來到西德。^註2

同時，科爾致力於透過文化政策推動以日耳曼族裔群體為本的文化國族主義。在1982年執政聯邦政府之後，他大力地推動文化與藝術政策，也因為文化政策屬於各邦的權責範圍，科爾總理因此飽受「撈過界」的批評。但他看來並不在意這些批評，在他執政期間，文化藝術預算成長了三倍之譜。其中又以建造日耳曼歷史博物館（German Historical Museum）最飽受爭議，批評的聲音集中在不可由帶有國族政治目的的官方，來推銷特定的歷史觀點。身為一個歷史學博士，科爾不會不知道，博物館與文化活動本身就是國族身份建構重要的組成部分。

在波昂時期，科爾透過文化政策彌補德國國族仍處與一個「不正常」狀態的缺憾。作為一個希望達成正常化國家狀態的科爾，又豈不知所謂的正常化就是「一個國族建立一個國家」的國際社會通行版本？面對1989年的世紀變局，執掌權仗的科爾，又豈會放過這個使德國再統一的天賜良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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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北約、蘇聯、密特朗與柴契爾夫人

「德國再統一」的論題在1989年是相當爭議的，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國外皆然。雖說1987年元月的德國下院大選中，基民—基社聯盟黨席次略微下降，但科爾總理成功地與自由民主黨（FDP）聯合執政，在野的社民黨與綠黨一時之間都陷入黨內爭議中。1989年的科爾，面對德國再統一出現的歷史之窗，其所在意的不是來自西德內部的反對聲浪，而是可能出現的國際壓力。

柏林圍牆倒塌之後，鄰近國家面對可能再統一的強大德國心有不安是相當自然的，科爾掛保證，再統一後的德國將有助於歐洲統合用以安撫周邊國家。1990年2月，美國老布希總統公開表示支持統一後的德國續留北約，同時安撫波蘭，表示德國將遵守1975年簽署的《赫爾辛基協定》（The Helsinki Accords），現有德國與波蘭的邊境線，奧德河—尼斯河線（Oder-Neisse line）將繼續有效。在德國統一前的十個月間，科爾與老布希光是會面就多達十次之多，華府是科爾實現德國再統一夢想最重要的盟友。

法國總統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同樣扮演了科爾支持者的角色。密特朗是科爾推動歐洲統合的重要盟友，密特朗在1990年2月左右就表示，德國再統一必須建立在東德人民同意的基礎上，他最大的希望是整個過程能夠平順且快速進行，因為稍一不慎，就會重蹈1914年的覆轍；再者，他更不希望德國再統一的進程過於冗長，而破壞了密特朗的歐洲統合大計畫。此外，密特朗同時還幫忙去說服蘇聯，再統一後的德國必須留在北約。

面對德國再統一，西歐國家之中最不安的還是英國。由於一戰到二戰德國的侵略史，以及希特勒欺騙英國首相張伯倫（Arthur Chamberlain）的歷史，以及憂慮再統一的德國將成為歐陸第一強國的陰影下，柴契爾夫人反對德國再統一的立場在當時相當鮮明。2016年12月解密的英國檔案顯示，科爾於1990年3月出訪倫敦，與柴契爾私下會晤時表示，他可以透露一些「其內閣閣員也不知道的消息」，柴契爾的外交事務顧問鮑威爾（Charles Powell）則獲准每個月能夠與德國總理府官員會晤，獲取與再統一最新的訊息，藉以安撫柴契爾對德國再統一的疑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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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戰戰勝國當中，最可能成為德國再統一障礙者當推蘇聯。為了安撫蘇聯，科爾也是下足了功夫，但如果對手不是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而是過去強硬派如布里茲涅夫（Leonid Brezhnev），莫斯科相當可能成為德國再統一的進程中的攔路熊。當時科爾認為即便蘇聯推動東歐國家的政經改革，但反對德國再統一的可能性仍是相當高的。但波昂似乎是多慮了。1989年6月戈巴契夫訪問西德，他保證無論東德發生任何事，蘇聯的軍隊都不會出動。為了與蘇聯交好，科爾承諾戈巴契夫，再統一後的德國將對蘇聯提供更多的貸款。

1990年元月，在戈巴契夫的要求下，科爾為當時物資短缺的俄羅斯提供物資援助，這包括2.2億西德馬克的食物，16萬公噸的肉，以及50億西德馬克的貸款。科爾認為再統一之後的德國必然是北約會員國，戈巴契夫可能會對此開出一些條件，包括再統一後德國必須維持中立，或者，德國必須為了繼續加入北約而支付一些費用給蘇聯——科爾的幕僚估計可能必需支付五百到八百億西德馬克，科爾則表示即便一千億也不嫌貴。

沒想到，在1990年7月中兩大巨頭協商的結果是，僅需支付給30億西德馬克的費用，協助派駐東德的蘇聯軍隊回家以及其後蓋住宅的支出。當時蘇聯派駐東德的部隊高達38萬人之多，與當前新北市三重區的設籍人口相當。不光是資源上的挹注，科爾與外長根舍（Hans-Dietrich Genscher）於1990年2月向戈巴契夫保證，德國再統一之後北約可以在德東駐軍但不會繼續往東擴散，在科爾的保證以及所提供的經濟援助下，戈巴契夫才算是同意德國再統一。

但眾所周知，美國與北約壓根不把科爾與戈巴契夫的協商當一回事，^註3最後的結果是，德國於1990年10月3日再統一，蘇聯則是在1991年12月25日消失在歷史的灰燼中，北約於1994年提出東擴的建議案，1999年起正式東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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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動出擊的人

筆者並不喜歡科爾，但也不能因為主觀意願上不喜歡這個人，就否定他在近代歷史上的意義。科爾吸引人之處，在於他永遠是政壇上主動出擊的行動者，科爾的德意志國族主義發生在反國族主義甚強的後二戰西德，面對否定國族主義，甚至認為德國不配再統一的社會思潮，科爾在不主動提及「國族」的情況下，透過「家鄉」觀念中的共通的文化特性，串連出不分地域的日耳曼認同。而他親西方、支持自由主義秩序的特質，以及其追求歐洲統合的計畫，直接淡化了除英國以外周邊鄰國對再統一的德國疑懼。

科爾的進取同時照射出社會民主派/泛左派面對大變遷時的無力，當柏林圍牆倒下之後不到三週，當社民黨還在試圖釐清問題的階段，科爾就大膽地在未諮詢美、法等重要盟國的情況下公布統一「十點計畫」，直接設定了未來的遊戲規則。科爾的進取同樣展現在統一的進程中。面對可能不利於德國再統一的國際大環境，他個人頻繁地透過密集的溝通，使其它國家相信再統一的德國不僅不會重蹈1930年代的覆轍，甚且還是推動西歐統合的力量。這當中又以對蘇聯最為關鍵，科爾不吝對戈巴契夫表達善意，而最後也獲得他所希望的回報。

在歐債危機炙熱的2011年中，科爾表示：

如果科爾還活躍於政壇，或許就其積極行動者的性格，在英國脫歐公投後，也許已經密集拜會英國首相梅伊（Theresa May）不下十回，而非如梅克爾惡言相向。科爾既非英雄也非梟雄，他是在戰亂中成長卻未因此而裹足不前，是一個亂局中依舊能夠衝鋒挺進，遇事果斷多過魯莽的政治領導人，當前擁有如此特質者，幾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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