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媒體與總統間的愛恨情仇——媒體自由與中立報導

2015/10/22 陳琬喻

在土耳其，媒體與執政者之間的恩恩怨怨，猶如貓捉老鼠般地於日常中纏鬥...（圖為中間親政府派的《星報》）。圖／美聯社

2014年土耳其舉行第一次總統直選，大家的焦點都放在已經執政十二年，毀譽參半的土耳其政治強人艾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是否能夠再度打贏選戰、繼續領導土耳其。大選前煙硝味濃厚，網路上關於選舉的文章及影片，總是佔據熱門搜索排行榜第一名。

在一個有言論自由、媒體自由的國家裡，絕對也有滿滿對政治人物嘲諷的新聞、影片或文章——在當時的土耳其也是如此；然而，隨著選情愈來愈緊繃，艾爾多安便以國家安全為理由，先後關閉了Youtube、Twitter以及Facebook，之後更是逮捕土耳其國內發行量最大的報紙《時代報》（Zaman）的總編輯。

為什麼執政者不惜傷害自身形象，堅持揮大刀「整理」媒體呢？為什麼要媒體報導中立如此困難？媒體與政府之間的關係是各取所需？還是一方得利？

▎艾爾多安的媒體樑子

土耳其媒體業主要龍頭有「多盎集團」（Doğan）、「烏讚集團」（Uzan）、「曲庫羅瓦集團」（Çukurova）以及「多務許集團」（Doğuş）。其中，規模最大的是多盎集團（Doğan）。多盎集團成立於1980年，媒體旗下包含五家報紙、六家電視頻道及十餘家雜誌。

未被列出的還有烏讚集團（Uzan），其底下無報紙，主要經營領域為電視、廣播及雜誌。圖／轉角國際自製

2002年正義發展黨（AK Parti）取得執政權後，初期與媒體界相安無事，但2008年「燈塔案^註1」爆發後，多盎集團旗下的五家報紙分別以大篇幅的報導，影射總理艾爾多安可能參與不法行為，高調聲稱握有強力證據。但艾爾多安也不是省油的燈，非但全力反擊媒體報導，指責多盎集團只是為了衝高報紙銷售量無中生有，甚至呼籲民眾「拒買說謊成性」的報紙。

巧合地是，這個時候傳出多盎集團涉嫌紙張走私，隸屬於土耳其金融部的「土耳其資本市場機構」（Sermaye Piyasası Kurulu）也跟著進行調查。事後雖然查無走私情事、還給多盎集團清白，但政府施壓媒體的小手段卻未停止。

2009年初，土耳其財政部以逃漏稅為由，對多盎集團開罰八億兩千六百萬元里拉的罰款（相當於新台幣近九十億）。如此高額的罰款，很難不讓人聯想到是政府的「懲罰」。土耳其學者以及國際出版協會都發表譴責聲明，認為政府大動作對付媒體，有損土耳其的媒體自由。甚至有學者認為，土耳其政府開罰金額相當於多盎集團市值，不符比例的罰款，等於逼迫多盎集團結束營業。

多盎集團則持續上訴。最後法院在2011年判決，多盎集團被判罰九億四千萬里拉的天價罰金。為了支付罰款，多盎集團被迫賣掉旗下的《民族報》（Milliyet）及電視台，諷刺的是，被釋出的《民族報》最後竟由親政府的「丹米歐蘭集團」（Demirören）買下。

政府的高壓手段，並沒有換得多盎集團的屈服。撐過高額罰款的難關後，多盎媒體依然故我地站在反政府角度，甚至有時顯得只是「為反對而反對」。

2015年5月，埃及第一位民選總統穆爾西（Mohammed Morsi）因「叛國罪」被埃及法院判處死刑，引起全世界注意。該則新聞同樣占據土耳其的媒體版面，但受到注目的反倒不是穆爾西的死刑本身，而是多盎集團藉機與艾爾多安之間輿論戰爭的重啟。

對於穆爾西的死刑，多盎集團旗下的《自由報》（Hürriyet）以「他獲得52%的得票率，但他們判他死刑」下標。標題沒有殺人，但報導卻配上艾爾多安演講照片，此舉挑釁意味十足。這是因為在2014年土耳其總統直選時，艾爾多安也以將近52%的得票率當選，數字上的影射，讓他直指《自由報》是在威脅他，故意造成社會對立；多盎集團則表示總統太敏感，反要求艾多爾安「尊重媒體自由」。但多盎集團要給總統難看的意圖，各方都心知肚明，《自由報》此報導也顯示出土耳其媒體立場的嚴重偏頗。

Aydın Doğan'ın Hürriyeti ne yapmaya çalışıyor? Ağababalarınız atmıştı böyle manşetleri? Bizi mi korkutacaksınız?? pic.twitter.com/0Fp1jevA0h
— Mustafa Varank (@varank) 2015 5月 16日

▎限制媒體的呼籲

學者于律爾（Ayhan Oğuz Ünlüer）認為，媒體集團如果跨足其他產業，其報導的中立程度就會下降。土耳其媒體業成長快速，媒體大亨也在各產業到處插旗，就此問題，土耳其開始有「限制媒體」的聲音出現。

土耳其廣播電視最高協會（Radyo Televizyon Üst Kurulu）會長卡耶許（Nuri Kayış），就曾在2000年初為了「限制媒體法案」，多次與當時還是參選人的艾爾多安會面。限制媒體法案又稱《土耳其廣播電視最高協會法》，內容主要有兩項：第一，在單一電視公司持股比例超過百分之十的媒體企業，不得參與政府招標案；第二，個人在電視公司的持股比例，不得超過百分之二十。

2002年五月大選前，土耳其國會通過了這項法案，但政府的執行力不足，這項法案形同虛設，各家媒體集團仍持續擴大版圖。有趣的是，當時尚未取得政權的艾爾多安，也贊成對媒體業的擴張加以限制，不能放任其發展成為「媒體巨獸」；但在2002年上台後，艾爾多安卻一改之前的理念，大力扶植為執政黨發聲的報紙，媒體報導偏頗的情況反而更嚴重。

土耳其的媒體自由常常成為政治鬥爭下的犧牲品，2014年12月，土耳其政府以「毀謗」、「企圖奪取政權」等等理由逮捕多名時代報的記者，引起各界撻伐。時代報為土耳其發行量最大的報紙，長期以來支持古蘭運動（Gülen Hareketi）^註2，古蘭（Fethullah Gülen）曾是艾爾多安的盟友，但隨著2013年年底艾爾多安貪汙案的爆發，艾爾多安便與古蘭反目成仇，艾爾多安認為古蘭故意放出貪污的不實消息，目的是為了將他拉下台，以便掌握土耳其政權。

愛琴海大學（Ege Üniversitesi）新聞系副教授丹尼斯（Şadiye Deniz）與卡替確雷畢大學（İzmir Katip Çelebi Üniversitesi）媒體與傳播系助理教授歐賽兒（Elif Korap Özel）研究2013年「伊斯坦堡蓋茲公園事件」（Gezi Parkı protestoları）時期各家報紙的頭條，結果發現土耳其國內十九家報紙，只有兩家平衡報導抗議事件正反方的意見，其餘十七家分別站在挺政府及反政府的天秤兩端。

媒體自由與報導中立兩者間的關係如同權利與義務，當媒體一再要求報導自由權時，也應盡到報導中立的義務；相對地，政府也應該要有容納不同聲音的氣度。如果善加利用、尊重新聞媒體自由權，媒體將是監督政府的第四部門，以及傳達公正資訊的媒介；反之，則會在「自由權」的無限上綱之下，成為分化社會、階級鬥爭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