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鎖太平洋：美國的戰時新聞檢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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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錄自1945年9月8日，喬治•韋勒（George Weller），長崎報導

1945年8月6日、9日，兩顆原子彈分別落在廣島與長崎，蕈狀雲穿過白色雲層、向天際攀升。按照隨軍記者威廉•勞倫斯（William L. Laurence）的目擊，蕈狀雲既非煙霧，也非火團，而是「一個活生生的新物種，在世人的面前駭然誕生。」

不是所有的美國記者都能像《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的勞倫斯這樣，「有幸」獲得特權，在此歷史時刻隨軍機完成獨家採訪。特別是，這涉及最令官方與外界敏感的原子彈。原爆以後，廣島與長崎二地便受到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的管制。與媒體打交道時素以作風強硬聞名的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嚴格限制新聞媒體進入受災區域採訪，以免原爆後的景象影響大眾輿論。記者如欲一探究竟，只有乖乖配合軍方的戰時新聞政策。

▎突破封鎖線，揭露原爆「X病」

要求戰地記者像乖寶寶一樣站好聽命，談何容易？《芝加哥每日新聞報》（Chicago Daily News）的記者喬治•韋勒（George Weller）就是為了採訪，甘願冒險違規的人之一。1945年9月4日，韋勒突破封鎖線，一路從日本厚木直驅進入鹿兒島縣的鹿屋；他佯裝成美國軍官，利用小快艇、鐵路和車輛等交通方式，終於在9月6日成功潛入長崎，成為第一個在原爆後踏上長崎的美國記者。

韋勒取材的目光，多半停留在爆炸後的廢墟、各地醫院，以及戰俘收容所等地。針對長崎的報導集中於9月8日至9日。韋勒在當地醫院中，親眼目睹受災居民的慘狀。他記錄了現場的荷蘭軍醫，同時為盟軍長崎港口第14收容所指揮官溫克少尉（Jakob Vink）的觀察：許多盟軍戰俘和日本平民都為「某種疾病」所苦，他們發燒、嘔吐，白血球與紅血球數量的急遽下降，有大量內出血和落髮，且患者嘴唇發黑僵硬，無法清楚言語。由於沒有確診病因，又推測與輻射線脫不了關係，只好暫時先用一種令人困惑、透露著恐怖的代稱——「X病」（Disease X）。

據韋勒的現場記錄，當地醫生都對史無前例的「X病」束手無策，每天都有病患死亡。雖然有的人撐過兩、三週時間，但仍恐懼自己的生命將隨時消逝：

——9月9日，喬治•韋勒，長崎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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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場能做的事，除了繼續照顧病患，就是等待9月11日美國派遣的25人調查團，期盼這些人能找出解決辦法。對那些在地獄門口徘徊煎熬的患者，韋勒在報導最後寫到：「但是他們全都死了——死於原爆，而且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韋勒不明白原因，醫務人員也是。

但是，真的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嗎？

▎長崎報導被下令封殺，塵封60年

韋勒在長崎待到9月10日，後又自長崎往返福岡及九州北部等地，前後總共滯留近三個星期。採訪期間韋勒的腳部受傷，26日才隨海軍的醫療船離開長崎。此趟旅程韋勒撰寫了大量採訪筆記，包含戰俘與醫務人員的訪問、建築物與地形被害的情形，以及關於「X病」的記錄。

雖然韋勒私自潛入被封鎖的長崎，但他沒有把長崎報導搶先發布在《芝加哥每日新聞報》，而是依照規定先將原稿送交給駐日盟軍總司令部，等待新聞審查。韋勒並不認為自己的報導有什麼「大問題」；甚至在他的導言裡，相當政治正確地肯定美國投下原子彈的決策。但結果，韋勒將近兩萬五千字的原稿、紀錄以及相關攝影照片被強制沒收，禁止發表。根本的原因在於報導中的「X病」，可能會造成美國輿論對開發核子武器的反彈。^註1

倘若這宛如人間煉獄的慘狀公諸於世，正在強力譴責納粹大屠殺的美國，又當如何面對世人？

韋勒對自己報導被封殺感到難以置信。扣壓新聞的元凶，指向駐日盟軍總司令麥克阿瑟，但他亦無可奈何。軍方動作其實有脈絡可循，當時的韋勒可能不曉得，在他進入長崎之前數日，另一位澳大利亞籍記者伯切特（Wilfred Burchett）也在9月2日也偷偷潛入廣島，並且將他舉目所見生機滅絕的景象，以「原子的災難」（The Atomic Plague）為題，登上倫敦《每日快報》（Daily Express）9月5日頭條。伯切特無視新聞審查規定，直接發稿回倫敦，引起軍方極度不滿。他們指責伯切特打擊美軍士氣，甚至扣上為敵宣傳的帽子，麥克阿瑟亦下令禁止伯切特入境日本。

韋勒始終認為，美國軍方（特別是麥克阿瑟）毀了自己心血，企圖掩蓋真相。1978年，戰爭結束三十三年後，韋勒與伯切特這兩位分別首次登上長崎、廣島的特派記者，聊起當年採訪的觀察。韋勒向伯切特表達恭喜與敬意，廣島的報導能順利刊出，並對自己被封殺的報導耿耿於懷：

後來定居義大利的韋勒，在2002年以95歲高齡逝世。他過世後，消失的長崎報導，卻有戲劇性的發展。韋勒的兒子安東尼（Anthony Weller）偶然在韋勒家中，發現原本以為軼失的長崎報導複本，用複寫紙打字，A4大小共75張，紙張也隨著時間推移而變色。

據安東尼推測，可能連韋勒本人都忘記有複本在身邊。安東尼將這批塵封60年的長崎報導，選在2005年原爆60週年公開。他說，從這份複本內容可以看出父親態度的複雜。起初韋勒認同「原子彈是精準的攻擊」，但從他的敘述來看，卻存在著某種弧線，將他的態度轉向省思「我們的世界究竟怎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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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與國安孰重？——美國戰時新聞檢查

韋勒將長崎報導發給駐日盟軍總司令部審查，也許會被譏笑過於老實。但以美國自太平洋戰爭爆發以來的新聞環境而言，韋勒的作法即便明顯違反新聞自由精神，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所謂的新聞自由，雖擁有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做為後盾，但面對國家安全意識高漲的戰爭時期，似乎仍銬上一層枷鎖。

自由比國家安全更重要嗎？也許美國的答案是：「看情形。」

美國於一次大戰時曾訂定《間諜法》、《叛亂法》，以及《對敵通商法》等，用以限制人民的言論思想與新聞自由。政府權力可以直接干涉印刷出版、郵件通訊，乃至新聞採訪。此種因應戰時的新聞審查，到太平洋戰爭又死灰復燃，而且操作更加細緻。

珍珠港事件爆發後，美國軍方即展開嚴密的軍事新聞檢查。國會亦迅速通過《第一戰爭權力法》，賦予總統檢查各類新聞與通訊內容的權力。羅斯福政府於1941年12月19日成立新聞檢查局（Office of Censorship），由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新聞主編拜倫（Byron Price）擔任局長；隔年1月15日頒布《新聞戰時行為準則》（Code of Wartime Practices for the American Press），嚴格規定出版品不可刊登有關軍隊、飛機、船艦、武器、軍事設施、天氣狀況等可能影響戰爭的「不適當」資訊。準則效力所及亦包括新聞廣播，後來還被譏諷是美國新聞記者的聖經。^註3

有這些機構還不夠。1942年6月羅斯福又以行政命令成立「戰時新聞局」（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這次請來《紐約時報》的資深記者戴維斯（Elmer Davis）擔任局長，協調政府各部門和民間機構的戰爭新聞發布，同時肩負戰爭宣傳工作。

美國這種對「新聞處理」（news management）的策略日益普遍。有些比較敏感的新聞研究者認為，早從華盛頓時期，白宮就天天想著如何控制新聞界；不過政府各部門真正有系統、全面性的，基於「國家安全」跟「總統特權」二者考量進行的新聞處理工作，還是要從二次大戰算起。

▎新聞自由，並非不言自明之事

戰時利用「國家安全」的理由，來操作新聞發布、扣壓新聞報導，對政府而言十分便利。《時代雜誌》、《生活》創辦人亨利•魯斯（Henry Luce），就對羅斯福政府的新聞管制策略頗為不滿。他認為華府的處理方式，改變了政府與媒體間的相處關係，進而引起何謂「新聞自由」的疑慮。

亨利•魯斯乃於1942年建議芝加哥大學展開相關調查，等到了1944年，他進一步邀請芝大校長羅勃•哈欽斯（Robert Hutchins) 出面，籌組成立「新聞自由委員會」（Commission on Freedom of the Press），研究民主體制與媒體功能。魯斯曾語重心長地說：「新聞自由，並非不言自明之事。」^註4

像韋勒的長崎報導被扣壓、封殺的這種案例，魯斯認為還不算是最大的威脅。真正可怕的是一個大政府如何巧妙地利用公關操作，一面掩蓋消息，一面釋放資訊，引導新聞界塑造人們所能感知的世界觀。

在國家安全意識的面前，似乎一切箝制都很合理。樂觀的人也許認為，戰後情形就不會那麼糟了，但事實卻正好相反。太平洋戰爭結束後，韋勒的報導也未曝光；麥克阿瑟強硬的新聞管制，在後續登場的韓戰中持續發威。1945年後，以國家安全為旗幟的瘋狂浪潮，將社會帶往面對國際衝突的、冷戰的心靈世界。後來掀起的麥卡錫主義，更在「新聞自由」上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

回頭看韋勒的長崎報導，若非其子安東尼的巧妙機運，讓報導重見天日，珍貴的採訪記錄與其呈現的新聞脈絡，終將石沉大海。美國自太平洋戰爭結束以來的70年間，仍持續涉入國際戰事；韋勒變色的原稿影本，依舊是追問新聞自由的範例。

誠如魯斯所言，「新聞自由，並非不言自明之事」，而是需要出聲捍衛、明白指出問題的事。

▎備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