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5 德國】

德國的厭世媽咪：被養生送死社會包夾的「職業婦女」

「當媽媽，真心累。」5月第二個星期天，是德國的母親節。隨著超高齡化、少子化危機的衝擊，德國的家庭困境也成為聯邦政府近年亟待解決的問題。母親節前夕，德國「經濟及社會研究所」（WSI）也發佈報告指出：儘管為了改善人口失衡、促進性別分工平等，德國擁有十分優渥的育嬰假社會福利，但女性在育嬰長假重返職場後，卻仍然面臨著薪資水準縮水、為照顧家庭被迫轉為兼職等遭遇，承受「母親」身分帶來的汙名化壓力。

根據《世界銀行》的最新統計，德國2017年的出生率僅有1.6，在生育率低迷的歐盟國家中，仍落在後段班；新生兒越來越少的同時，德國亦是歐洲人口老化最嚴重國家之一。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Destatis），至2017年12月為止，德國65歲以上的老人佔全國總人口的21.4%，早已步入所謂的「超高齡社會」。

德國高齡、少子化浪潮襲來的同時，養生送死的重擔則常落在被包夾於兩個世代之間的職業婦女身上，面臨著平衡家庭以及職場的巨大壓力。

根據「阿倫斯巴哈民調研究中心」（IfD Allensbach），德國照護者的綜合輪廓為：平均61歲、已婚的母親，無正職工作；其中約一半的人，照顧對象為自己的雙親。（詳見：〈老人德意志：被高齡社會壓榨的「德國照護者」〉）

對於育有孩子的女性而言，家庭照護的負擔更為沉重，並且時常必須在事業與家庭間取得艱難平衡。根據《bento》，德國約有75%的家庭，主要收入來自男方；基於現實因素考量——儘管隨著職場薪資性別平等、育兒社會福利等相關政策，以及社會風氣的改變，近年德國男性請育嬰假、在家照顧孩子有增加趨勢——但當一個家庭迎接新生兒到來時，請假待在家裡照顧孩子的，仍以女性為主。

德國法律規定，懷孕婦女在生產前後，一共可請14周的有薪產假；父母亦享有最多3年的不帶薪育嬰假（Elternzeit），期間還可依法申請育兒津貼，最高一個月可達1,800歐元（約新台幣6.2萬）。

但在育嬰假過後，當德國女性重回職場時，卻普遍遭遇了學術界稱為「母職薪資懲罰」（Motherhood Wage Penalty）的不公待遇——尤其育嬰假請得愈久的女性，重返職場後的薪資水準，縮水現象也更加明顯。

「漢斯．柏克勒基金會」（Hans-Böckler-Stiftung）旗下的智庫WSI，在9日公布的一份報告便指出：育嬰假與德國職業婦女的薪資水準關係密切；德國女性的「母親」身份，常被雇主看作是無法「好好衝事業」（Karriereorientierung）的汙名烙印，造成薪資水準以及職涯發展上的不平等。

根據統計及估算，請了12個月以上育嬰長假的德國職業婦女，重返職場後的平均時薪，相較於其他女同事硬是少了10%；請不足12個月假的女性，狀況稍微「好一些」，平均少了6.5%。此外，45歲以下、且育有2名孩子的德國職業婦女，比起未生養的女性，收入水準至多短少了58%。

除此之外，為了兼顧家庭以及收入，許多德國女性選擇在產後，從全職轉為彈性工時的兼職工作，直到孩子長至青少年後，才會再次投入全職工作。但這期間的職涯空白、年齡斷層，都讓職業婦女在重新展開事業時，發展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而即使轉為兼職工作，職業婦女同樣遭遇薪資水準降低的問題。以產後請了長期育兒假，之後再轉為兼職工作的婦女為例，平均時薪相較之下更是少了16%。

該報告指出，德國職業婦女的薪資水準，受到生養孩子以及育嬰假影響的狀況，比起其他歐洲國家來得更加嚴重。比方在瑞典，女性在生產及育嬰長假後返回職場，薪資受到的影響便少了許多；45歲以下、且育有2名孩子的瑞典女性，其薪水平均則比未生養的女性，少了約11%。

在養生與送死之間，德國婦女所遭遇的社會困境，背後反映的正是聯邦政府在面對高齡、少子化社會時，亟欲改善的問題。母親節前夕出爐的這份報告中也呼籲，聯邦政府應強化供不應求的公共托育與積極促進兩性職場薪資平等，才能緩解中間砥柱的職業婦女壓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