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無聲者發聲》:達賴喇嘛面對中國的怨恨,如何化痛苦為修行?

聯合新聞網 轉角選書
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2025年7月6日度過90歲大壽。在印度楚拉康寺舉行的慶祝活動上,有來自台灣的信徒向達賴喇嘛獻上祝賀,還讓達賴喇嘛戴上了「Team Taiwa...

文/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本文為第十四世達賴喇嘛自傳:《為無聲者發聲:達賴喇嘛的七十年和平抗爭,守護西藏及其人民的自由與權利》(商周,2025)書摘,原文篇名為〈痛苦時於我有益的修行〉。

讓我在此暫停一下,思索當我們面臨令人望而生畏甚至感覺無助的處境時,如何堅持我們的決心。當看不到盡頭的可怕痛苦襲來,感到灰心喪志是人之常情。這是西藏境內的藏人心境,也是諸多在壓迫政權下渴望自由者的體驗,必然也是一九八九年在北京遭受鎮壓的眾多學生心中洶湧難抑的感受。一九五○年其後數年當中,我心中也多次生起類似的感受,必須修持保有希望的心情。

以下是在我個人日常中發現有益的修行方法。首先,我提醒自己,在重要的旅程中都難免遭遇困難,因此防範於未然乃事關重大。如此一來,當我們遇到困境時,就不會因為事出突然而驚慌失措。如同西藏諺語所言:「期待有最好的情況發生,為最糟糕的狀態做好準備。」

痛苦和麻煩是人生中無可避免的;問題在於我們如何因應。面對天災所造成的災禍,儘管遭受重創、喪失性命,但我們大多都能應對痛苦,不至於被失敗主義或怨懟打倒。這些悲劇也會激發人性中最良善的一面,人們自發地以慈悲心回應。然而,人禍卻是人類自作自受的直接因,這類痛苦更難以承受、需要耗費更多力氣處理,還存在著落入絕望和怨恨,或是以暴制暴的風險。不幸的是,人類總是很容易重蹈覆轍。此時的關鍵是永遠不要遺忘我們共有的人性,行凶犯罪者、受害人和我們自身都有共通無別的人性。正是基於這個原因,我總是敦促我的西藏同胞,要防止對中國人產生仇恨心。

我在第一次舉辦一九五九年人民起義的週年紀念日時,曾經告訴我的西藏同胞,儘管我們必須反抗中共的行動,但我從來就無法憎恨中國人。我說,特別是從我們爭取自由的角度來看,怨恨整個民族將會削弱我們,而非增益。我同時也提醒他們,當佛陀談到仇恨只會引發更多仇恨時,並非只是給予修行上的教導,同時也給予了務實的勸告。我衷心以為,基於仇恨的行動,不論動機如何高尚,終將會摧毀未來長久解決之計的基礎。

1951解放軍入藏,中共稱此為「西藏和平解放」,但一開始承諾不變的西藏體制,在1959年藏區騷亂後,即被中國徹底推翻。 圖/維基共享

中國統治下的西藏,處處皆有中共的政治標語。 圖/路透社

事實上,在佛教的教導中,特別強調要把給你製造麻煩的對手視為自己修行時的老師。不管動機為何,他們提供了你修習安忍與慈悲的機會。對手是最有價值的老師,這是在生活中可加以驗證的事實。朋友雖然可以在許多方面提供幫助,但只有對手能提供我們挑戰的機會,發展本質上能培養內心平靜、帶來真正快樂的美德。

就我個人而言,身為一位大乘佛教(一個我稱之為梵文傳統的佛教體系,為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所共有)的追隨者,我對中國這個歷史悠久的國家,在保存佛教上的貢獻心存深刻感激。佛教傳到中國的時間大約比傳到西藏還早了四個世紀。

今日,許多在原本梵文本已佚失的典籍仍存留於中譯經典中,例如五世紀著名的佛教因明學家陳那論師的著作《因門論》(Hetumukha)。在西藏大藏經中的甘珠爾(Kangyur,佛陀教言的翻譯)和丹珠爾(Tengyur,論典的翻譯)中,有一些重要的典籍是從中文翻譯過來的。由韓國僧人圓測針對著名大乘經典《解深密經》(Samdhinirmocana Sutra)所寫的中文注釋在西藏佛寺中備受推崇。

有不少大乘佛教的宗派在中國興起、發展、茁壯繁榮,例如天台宗、華嚴宗、三論宗、淨土宗和禪宗。令人讚賞的是,只有在漢傳佛教中還保有為女性傳具足戒的比丘尼法脈,可以一路追溯到佛陀的時代。這個持續存在的女性具足戒傳統讓我感到歡喜。過去多年以來,我在臺灣或西方世界見過許多出家僧人,其中,禪宗大師聖嚴法師與漢傳律宗大師道海長老最能啟發我,使我有感於漢傳佛教的豐富內涵。我有幸與二位大師就藏漢兩大傳承進行正式的對談,與聖嚴法師在紐約也舉行過一次。我甚至有個願望,想要與道海長老一起參訪五台山的佛教聖地,這樣我們就可以用中文、藏文與梵文唸誦龍樹菩薩著名的《中論》,這是一部藏傳與漢傳佛教都很看重珍視的論典。

2001年達賴喇嘛訪問台灣,中央社社長將達賴喇嘛從小到大的照片贈送給達賴,達賴看到自己兩歲時和父母的合照,立即指給聖嚴法師(圖左)看。 圖/報系資料圖庫

2001年達賴喇嘛訪問台灣。聖嚴法師(圖左)與達賴喇嘛拿著中央社贈送的相簿,有一張達賴小時候與父母的合影。 圖/報系資料圖庫

更不用提,不屈不撓前往印度尋求佛教典籍與修行傳統的中國朝聖遊學者,他們的勇氣與精神一直是我所感佩的。

從四世紀末期的法顯到七世紀中期的玄奘、七世紀晚期的義淨,這些脫俗超凡的僧人為了佛法而冒險犯難。中國僧人有一件值得大書特書的事——留下鉅細靡遺的旅行記述。在這些朝聖遊學者中,玄奘的長久貢獻已為普世所認可。中國文學中非常有名的西遊記便是以他的故事為靈感來源。這必須很大程度歸功於《大唐西域記》——大量記錄他的旅途見聞,以便在他返回後正式呈獻給唐朝皇帝的作品,許多與佛陀一生、與印度佛教史相關的重要地點,例如那爛陀大學,才能在日後被重新發現。今時今日,從世界各地而來的千百萬佛教徒方得以到這些地方朝聖、瞻仰。因此,我一直對歷史悠久的中國及其人民懷有深刻景仰與敬意。

其次,我發現採取更寬廣的角度看事情是很有幫助的,我們之所以會有難以承受或是無力應對的感覺,通常是因為太緊盯問題不放而產生的。如果把手掌貼著眼睛,就無法看清手掌。近距離觀看,視角會一成不變,觀點過於狹隘。反之,如果我們能把特定問題置於更為廣大的脈絡之中,就可以洞悉其複雜性,包括其因、果與相互的關聯性,因而可以選擇一個更貼近事實的行動路徑,有更多成功的可能性。

更廣闊的視角同時也容許我們以正確的輕重緩急看待任何問題,使得先前看似難以克服的問題變得能夠處理,認知到不管發生什麼事,都可以正面看待。抱持這種更廣闊的觀點,也使得我們有機會看到特定困境所能帶來的契機。

「如果把手掌貼著眼睛,就無法看清手掌。近距離觀看,視角會一成不變,觀點過於狹隘。」 圖/美聯社

如同我經常提到的說法,成為一個無國籍的人,使我更能看清楚事實的真相。當你是個難民時,是沒有空閒在意典禮儀式或虛應故事。如果我還待在拉薩,擔任獨立西藏的神權政體統治者,身為被囚禁在所謂「金籠」裡的神聖達賴喇嘛,今天的我可能會是一個截然不同的人。但是作為一個離鄉背井的難民,我得以會見不同背景、各行各業的人們,從同修到科學家,從社運人士到政治領袖,從藝術家到工程師。我特別珍惜能與科學家建立友誼、深入對話的福分。我認為我的藏傳佛教傳統也同樣因我流亡在外而獲益甚多。

現今,我們已經成功地為尼眾設立了格西瑪學位(Geshema degree,佛學博士),把正式的科學教育引進佛寺,就心智的探討及心智工具的種種應用,與科學家進行持續的對話與合作,以促進心理健康。重點在於,倘若不採納更廣大的視野,卻選擇執著於我們的損失,我們就不會有意志與意圖,探索悲劇發生後所開展的機會。

第三,不管事情看起來有多糟糕,仍必須選擇積極樂觀的基本態度。與其相反的悲觀主義,其問題在於什麼都還沒有嘗試之前,就已經選擇放棄。當然,樂觀主義必須建立在對事實的瞭解、尋找最佳解決辦法的明智眼光之上。以西藏為例,這是關乎生存的問題,我們沒有放棄的餘裕,那是悲觀主義的心態。

第四,認可並對過去的成功心懷感激是很重要的,不管有多麼微小,因為這對自我鼓舞、激發持續前行的動力是不可或缺的。如果我們在面對挑戰時想獲得成功,就絕對不能失去希望,並且必須一直保持希望。有了希望,才有勇氣去關心,也才有勇氣去行動。

2008年,達賴喇嘛與南非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屠圖大主教(Desmond Tutu)的會談。兩人交情甚篤,2015年兩人在印度達蘭薩拉的5天相處對話,也製作成記錄片...

最後,不管發生了什麼事,我們永遠不可以對人性失去信心。這裡的關鍵是要保有關懷他人的本能,即使面對的是有可能傷害我們的人,也絕不背離共通的人性。就我個人來說,我發現內在的基本利他主義傾向,是我最大力量與勇氣的來源。每天早晨當我醒來,我提醒自己,我只是這個地球上幾十億人口中的一個。我們都一樣,每個人都希望離苦得樂。身為社會人,我們尋求與他人產生連結,經由他人找到歡喜快樂。世間並不存在僅僅涉及一己之利而與他人無關的事物,因為我們的福祉與他人的福祉息息相關。把這些想法謹記在心,我會唸誦八世紀佛教大師寂天菩薩的偈頌:

所有世間樂,悉從利他生。一切世間苦,咸由自利成。

若不以自樂,真實換他苦,非僅不成佛,生死亦無樂。

乃至有虛空,以及眾生住,願吾住世間,盡除眾生苦。

唸誦這些偈頌帶給我深刻的鼓舞,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增強我的決心。

我們都一樣是人類,共享這個小小星球。在人類漫長的歷史洪流中,我們恰巧同時誕生於此。一生至多不過一百年。以我們星球的悠久歲月而言,這不過是電光石火。最重要的是,我們利用這短暫的生命做了什麼。如果我們背離了共通的人性,捲入紛爭與分裂之中,並且造成傷害,那就浪費了我們的寶貴生命。如果我們選擇關心別人,包括我們的人類大家庭與脆弱的星球,則會讓生命過得有意義。

因此,當此生的最後一天到來時,我們可以回顧此生而不感到遺憾,並且覺得在地球的這一生活得很有價值。

「當此生的最後一天到來時,我們可以回顧此生而不感到遺憾,並且覺得在地球的這一生活得很有價值。」 圖/美聯社


《為無聲者發聲:賴喇嘛的七十年和平抗爭,守護西藏及其人民的自由與權利》

作者:第十四世達賴喇嘛

譯者:翁仕杰

出版社:商周出版

出版日期:2025/06/28

內容簡介:達賴喇嘛在本書中回顧了他的一生,流亡超過一甲子歲月,自解放軍入侵西藏以來與中共政權抗爭七十餘年,寫下他對西藏的情感、歷史與地緣政治的理解,以及他所看見的藏人的掙扎與受到的壓迫。入侵西藏不僅是一次武力征服,同時也是對民族文化的侵略。面對同化壓力、宗教破壞,藏人在抵抗的過程中被流血鎮壓,百人以上的藏人自焚事件表達了他們的痛苦與憤怒,達賴喇嘛在回憶中理性而有力的敘事,傳達了他對於中共迫害的批判。

達賴喇嘛於書中提及了過去從未公開的內容,談及與歷任中共領導人的交涉,並積極於國際間爭取支援的過程,亦從文化、歷史、身分認同闡述西藏人的處境。然而他始終堅持以非暴力的理念來爭取藏人的尊嚴與自由。這不僅是向印度聖雄甘地的學習,也是佛陀的教誨,面對最嚴峻的苦難,達賴喇嘛仍選擇以慈悲心面對,並展現出堅韌的智慧,為守護西藏的未來寄予深切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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