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不讓鄰國攻陷的島嶼：《新加坡大戰略》如何捍衛小國的獨立國家地位？
本章目的是描述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間，即便急於滿足人民的基本需求：「為他們提供衣物、食物、住房和良好的交通」，政府仍為了確保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必要領土安全，所採取的政策及其基本原理。
▌本文為《新加坡大戰略：小國的政治、經濟和戰略之道》（八旗，2025）書摘
首要的政策涉及新加坡與其直接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尼的外交關係。新加坡在一九六五年八月九日成為獨立國家，其首次國會開幕式是我們探討新加坡大戰略的合適起點。馬來西亞的形成（「合併」）以及隨後導致新加坡獨立的事件（「分離」）已是眾所周知。兩國對分離的原因有各自的解釋，並且雙方同意保持分歧。因此，此處闡述的是無可爭議的基本要點，這將有助於將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舉行的第一次國會會議（新加坡從馬來西亞脫離四個月後）和對新加坡大戰略的闡明放入脈絡之中。
我們現在知道，與自一九六五年以來塑造的官方或主流敘事相反，新加坡並非被馬來西亞「踢出」或「摒棄」。這是一場在一九六五年七月至八月初期間，雙邊領導層中的一小部分人所祕密進行的脫離談判。其實馬來西亞首相東姑阿都拉曼（Tengku Abdul Rahman）在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已向新加坡當時的內政與國防部長吳慶瑞（Goh Keng Swee）暗示，他打算將新加坡從馬來半島分離。
當這一消息被宣布時，每個人都感到意外，包括雙方的大多數政治領導人。東姑阿都拉曼認為，如果新加坡留在馬來西亞，鑑於李光耀和馬來政治領導層對馬來西亞政治體系不可調和的願景，勢必將發生流血事件。
一九六五年八月八日，這個新國家的面積為五百八十一點五平方公里，人口僅不到一百九十萬。這裡沒有腹地且有一個無法進行自衛的貿易港口。首先要注意的是，雖然這次分離避免了暴力和流血事件，但並未解決雙方未來之間的嫌隙，特別是馬來西亞對李光耀的敵意。其次，獨立的新加坡在一夜之間變得無法繼續存活下去。
因此，對「新加坡作為馬來西亞的一部分的存在必要性」的想法（這是在一九五○年代末和一九六○年代初，支持一九六三年合併的主要論點）不得不被突然修正。新加坡成為馬來西亞的「紐約」的希望也消失了。但正如李光耀所說：
第三，新加坡與其他在面積和人口上都遠超其上的諸多直接鄰國的關係，變得惡劣，甚至有敵對情勢。如上所述，新加坡和馬來西亞的關係在分離後仍然惡劣。與此同時，雅加達在親共的蘇卡諾（Sukarno）領導下，由於一九六三年新加坡（以及沙巴和砂拉越）與馬來西亞合併的緣故，仍然與吉隆坡處於被普遍稱為「印馬對抗」（Konfrontasi）的戰爭狀態，印尼人將其視為「新帝國主義」。新加坡和印尼在新加坡獨立兩年後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建立了正式的外交關係。
新加坡國家元首尤索夫在獨立後的第一屆國會，於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八日所舉行的首次會議中，提到了上述的問題與困境，他表示「我們（新加坡）作為東南亞一個獨特而與眾不同之國家，人民的生存取決於我們在應對較大且因此更具挑戰性的鄰國時的耐心和決心，以及我們在尋求這個地區新的權力平衡的毅力」。
他進一步指出，在這個地區，「我們作為一個獨特且不同之族群，對未來的最佳保證就是建立一個寬容的多種族社會」，並對「公社主義者」和「共產主義者」發出警告。他評估共產主義者是「這兩個團體中因為獲得外來資助而更具潛力」者，會「巧妙而狡獪地拉動公眾的心弦」。他的演講中隱含著對印尼與馬來西亞意圖的擔憂，印馬對抗的敵意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十一日《曼谷協約》（Bangkok Accords）簽署後才結束，新加坡與馬來西亞還在幾個月前因種族問題等相關分歧而分離。因此，國家元首建議新加坡「必須預見和為一切可能的情況做好準備」。稍後將進一步討論這種三角關係。
最後，國家元首談及了新加坡作為一個獨立共和國現在必須承擔的「兩項新責任」——國防與外交事務。這兩者是「緊密相關的兩個主題」，對於國家的生存至關重要。外交政策的選擇決定了國防的承諾，而這反過來限制了新加坡外交政策的選擇範圍。新加坡的安全取決於敵對國家數量的最低化和友好國家數量的最大化，「僅僅是因為我們希望盡可能獨立於外國的防務援助」。
外交部長拉惹勒南（S. Rajaratnam）在第一屆議會的演講中也談到了新加坡的安全問題。關於外交事務，他表示「首要任務始終是保護新加坡免受外部威脅的侵害」。拉惹勒南提出以下指導原則以確保新加坡的安全：
2.在國際政治中，基於永久性敵人的立場制定政策是不明智的。
3.對於新加坡來說，堅持不結盟政策是必要的，「因為與任何大國結盟最終將意味著我們甚至在國內領域中喪失行動的自由，因為外交政策實際上是國內政策在國際領域的延伸」。然而，不結盟並不意味著對「和平與戰爭的真正問題」漠不關心，也不意味著「假裝對是非曲直視而不見」。相反，不結盟政策使新加坡在特定的國際問題上擁有更大的機動靈活性以維護其國家利益。然而，結盟的立場將會自動迫使新加坡採取主要盟友的態度。
4.追求國家利益並非是絕對的，因為國家獨立需要「在各國之間相互依存的現實中取得平衡......會出現有些場合，我們可能不得不為了國家的長遠利益而做出犧牲」。
至於國防，在獨立以前，新加坡的外部安全是由英國所負責，然後從一九六三年起由吉隆坡所掌管。林金山（Lim Kim San）於一九六七年接替吳慶瑞成為內政和國防部長，回憶起國家獨立時的前兩個首要任務，就是防衛與水源（來自馬來西亞柔佛州）。正如李光耀所言：「我們必須生存。我們有權利生存。為了生存，我們必須確保自己不會被徹底壓垮......不會被軍隊入侵或被火箭摧毀......」
雖然如國家元首所說，目標是「在可能的情況下盡量獨立於外國的防務援助」，但在一九六五年時，新加坡必須「接受英國的基地存在一段時間」，因為當時它還無法自我防衛。因此，建立一支「艱苦而訓練有素的，雖小但正規，並由大規模的人民志願軍所支持的軍隊」將是當務之急，並且將成為新加坡年度預算中的一個重要項目。
在一九九五年接受周梅蘭（Melanie Chew，音譯）訪問時，新加坡的首任國防部長吳慶瑞回憶道，在獨立時，新加坡擁有「兩個營，其中四分之三是馬來西亞人和英國人。你必須擺脫這些人」。
吳慶瑞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新加坡陸軍法案的二讀辯論中進一步說明，軍隊的目的是捍衛新加坡及其人民免受外來侵略，「但是今天我們無法獨自完成這項任務」，「假若新加坡在今天沒有英國的軍隊，這個島嶼在幾小時之內就能受到千里之內任何鄰國輕易攻陷，只要其中有任何一個國家願意採取這樣的行動」。
但是新加坡不能總是依賴英國。早在一九六五年十二月，吳慶瑞就已經開始策劃英國人的最終撤離。用他的話來說，「英國今天的軍事保護使我們很多公民對進行自我防衛準備的需要感到滿足。這些人認為這種保護將會是永久的。我認為以這種假設來規劃我們的未來是愚蠢的。如果作為一個獨立的國家，我們有可以規劃未來的基礎，那它將是相反的假設，亦即在將來的某個時候撤走英國的軍事存在，但沒有人，不論是我們還是英國人，能夠說出這將是在何時。也許是五年、十年或十五年，也許更長，也許更短。無論是多久，那時再想要建立我們的防衛部隊就沒有用了，而現在正是這樣做的時候......」
外交部長拉惹勒南在其演講中也談到了新加坡的安全問題以及英國軍事基地的問題。他再次強調這些基地「並非為了任何侵略性或帝國主義的目的，而是為了新加坡的防衛與國家利益」，因為這個新國家的自衛能力有限。新加坡當然會盡其所能地建立自己的防衛力量，但「我們關心的是新加坡在與主要且更強大的鄰國發生重大衝突的情況下的國防狀況。我們無法建立或資助一支在這種衝突中足以保衛新加坡的軍隊。即使是具有更豐富資金、人力和物資的大國，也是根據友邦與盟友的基礎來規劃他們的防衛」。
總的來說，如何克服新加坡的脆弱性並確保其作為一個獨立國家的生存，從一九六五年起一直是新加坡大戰略的目標。
作者：洪清源（Ang Cheng Guan）
譯者：林嘉培
出版社：八旗文化
出版日期：2025/03/05
內容簡介：新加坡在1965年8月9日脫離馬來西亞而宣布獨立，當時國土面積只有581.5平方公里，人口不到190萬，自然資源貧乏，沒有自己的水源，沒有腹地，也沒有可自衛的貿易港口，長期被鄰近大國虎視眈眈，隨時面臨遭吞併的危機，但獨立後的新加坡，以戰略方式整合其所掌握的不同外交、政治和國防工具後，逐漸發展為在經濟、政治、外交與軍事等方面均傲視東亞，在國際事務上更是經常被形容為叱吒風雲、「力量超過體量」的國家，同時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軍隊之一。這本書以新穎而實際的角度聚焦於新加坡的外交、經濟、國防和安全史，內容從1965年獨立到2020年代的戰略調整時期，詳細論述這個國家如何把國防安全與經濟成長視為不可分割的重要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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